八斤打不到(雪夜彭城)
作品欣賞
八斤打不到
我喜歡吃紅薯，問母親要紅薯。母親笑了，指着兩大堆紅薯說：「這邊是南瓜薯，那邊是粉薯。」
那兩堆紅薯足有數百斤。我看出母親臉上的自豪。母親說：「送了一隻大的給曙英嫂子，八斤打不到。」
八斤打不到，秤上超過八斤的意思。一隻紅薯，大的有斤把重，小的就二、三兩。如果收成好，那就大而還大，大到八斤重，嚇死人了。
其實，斤把重的紅薯味道、營養最好，品相也較完美，也是總產量高的理想個重。紅薯太大，品相必然有缺陷，色澤不潤、不勻，味道也差些。大薯的價值在於其對於種植者的精神獎勵。豐收，是對勞作者的首要肯定，特別成果則是對勞作者的最高精神獎賞。這個世界，總有許多人畢生在追求，猶如一個不斷接受考試的學生，八十分算是良好了，九十分算優秀，之後就是八斤打不着了。
我的母親，就種出了八斤打不到的紅薯。
土生土長的農民，不敏感地位的價值，不知道權力的魅力，不知道日進斗金的光輝燦爛；所以，在常人的心中，她就是一個對社會沒有貢獻的平庸人，連她的兒子也很少正眼瞧過她的勞動成果。但在母親的精神世界裡，她是有志向的，那就是把用汗水和智慧讓那幾小塊土地不斷產出她心中盼望的成果來。於是那土裡真的變出了油菜、花生、棉花、芝麻、紅薯……母親不會記賬，風雨如刀，將那些數量刻在母親的臉上。凡人的肉眼看不到的勳章掛在了母親的胸前，把她的腰都壓彎了。
母親不懂得美容的含義，也不懂得養生的竅門，她只懂得天時地利對於農作物的含義。住在北京的時候，聽到兒子說節索到了處暑，她就會順口說出：「處暑蕎麥白露菜。該種蕎麥了。」聽到立秋了，她就會說：「立秋栽禾一把稈。」意思是立秋之前要把晚稻栽好，不然再好的苗子也沒有收成。也偶被請到數千元一桌的飯局，或是花數百元看故宮、頤和園的過眼癮，兒子花鈔票花得她膽顫，但她心裡絕不會忘記：七月半，借花看。棉花該開了，不能過雨，不然就沒了好等級（早年收棉站按等級收棉）。就天天吵着要回家。
自然總是那麼嬉皮笑臉地變化着，不斷粗魯地改變母親作為勞作者的顏容，土地也一直很公正地把母親該得的成果奉獻給她。田埂、地塍上總有一個佝僂的身影在艱難地搬運着地里的產品。她沒有幫手，什麼都得靠自己。農事不等人，該做什麼就得做什麼。假日可以不要，生病了怎麼辦？生病？做事的時候還生病嗎？母親的回答會是這般沒有邏輯，但事實就是這般沒有邏輯地存在。
花生變成了孩子們過年時的笑臉，棉花成了兒女、孫輩的被褥，成全了孩子們許多的溫夢。更多的農產品引來了販子們的吆喝。見天清早，農用車就打破鄉村的寧靜，手提式的喇叭放着誇張得過份的丑嗓門：「收——花生，收棉花，收芝麻，收豆得。」那聲音十分的粗暴，沒有絲毫的溫柔和專業韻味。販子把許多像我母親一樣的勞作者的心血以十分低廉的價格收走，再運到外地賺不錯的差價。我的母親也一樣會把兒孫們要用的留下，把其餘的毫不猶豫地送到販子的車前，接受販子的宰割。販子很剛硬：「就是這個價，賣不賣隨你。」破嗓門就是「鐵筆朱」，不在乎勞作者的辛苦，不會把價錢上浮分文。販子賺夠了之後，勞作者的成果就進入大都市，給鄙視鄉村人的都市人以溫暖、能量和快樂。
母親就用這些十元、五元、一元的紙幣換食鹽、電費，替在外地謀生的兒女們擔當各種各樣的人情花銷。
東西賣出去了，母親的心和她住的農舍里一樣變得空蕩蕩的，母親不再整夜擔心老鼠的侵害。風透過窗戶，吹在母親的衣箱上，呼喚着箱角里的各種種子，製造着母親美麗的夢想。
母親賺的那些錢夠不上闊綽者一頓飯、一條煙，所以人們有理由輕視母親這樣的勞動者。我作為母親的兒子也未免這樣的思想，甚至以此為理由，認定母親的頑固不化、不明事理；以此為理由不肯到田間為母親幫忙。
歲月的塵埃被雨露濕潤，天地間漸次變得清晰。做大事、難事的人多了去，聲名顯赫、身價過億的人也大有人在，但這些人中有多少可以肯定自己做的事是真正對社會無害、對人類有益的呢？又有多少人可以肯定自己在追求成果的過程中沒有令自己汗顏的斑斑劣跡？有多少人可以肯定自己的貢獻比消費大呢？
是的，這是一個最基本的衡量，貢獻大於或等於自己的消費，作為一個人來說就不是社會的累贅。
千千萬萬個和我母親一樣的人，占有極少的資源，辛勤勞作，不斷用自己的勞動成果奉獻給社會，只消費作為勞動力成本的極少部分。他們像塵埃一般，被風吹到偏僻的大地一隅，就在上帝給他們的這個角落勞作，展示着他們的智慧，完成他們對生命博深的愛。
世界因此實在、美好，因此走向永恆。
作者簡介
雪夜彭城，本名劉鳳蓀，男，江西省都昌縣人。 發表關乎鄱陽湖文化的小說、詩歌、散文200萬字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