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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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领域是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一个专有名词。

汉字作为一种形、音、义三位一体的符号系统，源于日月鸟兽之形，作为中华文明之标志，连接中华民族的历史、现在和未来，方正之间充满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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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

所谓公共领域，指的是介乎于国家与社会（即国家所不能触及的私人或民间活动范围）之间、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地方，它凸显了公民在政治过程中的互动，其由来可上溯至古希腊时期，当时出现了“公”（公共事务）与“私”（私人事务）的分化。

公共领域，也是一个哲学与社会学概念，与私人领域（private sphere）相对，公民们假定可以在这个空间中自由参与公共事务而不受干涉。此概念是由20世纪50年代德国女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最早提出的，但由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在20世纪60年代通过论文《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进行了充分阐释，并产生了广泛影响。他的公共领域的定义是：“首先可以理解为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但私人随即就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机关本身,以便就基本已经属于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一般交换规则等问题同公共权力机关展开讨论。”

关于公共领域的各种观点

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断言，‘Dasein'(存在）必须在公共领域的行为和它的私人性的、可信任的行为之间达到平衡，但是他基本相信在公共领域中协议是必须真正存在的。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 对海德格尔的断言表示质疑，她认为实际上真正的和可信的自我是在公共领域中的自我。

弗朗兹·法农（Frantz Fanon）讨论了一个人在公共领域的身份和私人领域的身份可能会变得不协调，从而导致他所称的双重意识(dual consciousness)的结果。他的例子涉及到殖民主义，殖民地的国民被迫在公众场合接受一种外来文化，但是在私下他们仍然以他们自己的文化来保持自己的身份。

在当代思潮中，受到后现代主义兴起的影响，公共领域的问题已经变成了一个关于在公共领域中支配力量(hegemonic forces)规定哪些可以谈论哪些不被允许，同时规定作为一个人身份的一部分哪些可以阐明哪些不能阐明的问题。比如，heteronormativity的概念是被用来描述处于基本的男女性别之外的那些人，这些性别不同于双性恋的人无法适当地要求他们的身份，从而引起他们的公共自我和私人自我的分裂。劳伦·贝兰特（Lauren Berlant）已经研究了很多并主张，所有的性别身份或者性身份脱离私人领域，事实上就不存在关于性别/性或者性特征的公共谈论，她认为，在那里，这种谈论是无用和无力的。

关于公共领域概念的重要的当代思想家包括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 和塞奇威克（Eve Sedgwick）。

在《市民社会与政治公共领域》中，哈贝马斯把公共领域定义为“一种用于交流信息和观点的网络”，这可能会使他们形成一种公共判断。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他对资产阶级(Bourgeois)公共领域的上升和衰落进行了历史学和社会学的阐述。德语术语Offentlichkeit（公共领域）包含了多种意义，它意味着一种空间概念，社会场所或区域，在这里意义被关联、分布和协商，以及这种集结的过程和整体，“公共”。（Negt and Kluge 1993) “公共领域意指特定的机构、中介、实践；然而，它也是一种一般的社会经验范围，其中所有实际上或表面上对所有的社会成员相关的事情形成一个整体。在某种意义上来理解，公共领域一方面是为一些专业人士（如政客、编辑、组织官员）提供的一个场所(matter)，但是，另一方面，它也是一种涉及到每一个人，仅仅在人的思想中和他们的意识范围内才能理解的东西。”（Negt and Kluge,1993)

哈贝马斯（1989）所表达的公共领域的概念从18世纪的英国就已经真正存在。那时伦敦社会中的咖啡店变成了艺术和文学批评的中心，逐渐的伸入到经济的或者政治的如对事件的批评。在法国的沙龙，如哈贝马斯所说，“观点从经济依赖的束缚中解脱”。任何一件新的作品，或者一本书或者一件音乐作品都必须在这里得到它的肯定(legitimacy)。它不仅仅是一个自我展现的论坛，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个公开讨论一个观点和公共讨论议程的平台。

资本主义的发展伴随其权力制度形式的改变，已经为这种新型的公共领域铺平了道路。随着市民社会和现代政府的出现，私营化经济关系在公共权威领域之下也跟随而来。私人领域包括公共经济关系和私人的私密关系，以及在这两个新出现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之间的协商（The private realm comprised both the public economic relations and the private intimate relations and to negotiate between these two there emerged a new bourgeois public sphere.）。它包括了一个由个体组成的群体，他们会通过建设性的批评来辩论、讨论和争论这一市民社会。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出现受到18世纪自由主义民主政治的特别支持，它有利于这个新的政治阶级建立一种制度网络如出版社、报纸和论坛，民主的新闻媒体是有力的工具。由于它接触多种资源，包括经济和社会的，公共领域的主要特征是它与宗教的和政府权力的分离。

在相关文章中，哈贝马斯认为，这种理性的和普遍性的、从经济和政府脱离出来的政治领域，已经被最初形成它的同一力量破坏掉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导致财富的不公平分配，贫富分化加剧。这造成对公共领域准入的限制，对于现代资本主义力量在竞争经济中的运行和繁荣，这种对公共领域的政治控制是不可避免的。

广告业和公共关系的上升已经使政府控制在市场力量的兴趣方面变得重要。如Garnham（1990）所说，“被公共领域创造的在市民社会和政府之间的空间已经被紧紧关闭了。”

在一些机构如媒体的帮助下形成的公众意见可以公然影响法庭、选举等等。当他确定这是一种解放人类的批评性工具时，哈贝马斯所关心的是确保“未失真的沟通(undistorted communication)”。他说，理想的公众演讲情形有四个有效性要求：理解、事实、适当和诚实，他宣称这四点相互联系并被证明。

在理想的情形中，上面的要求可以被理性地讨论并自愿达成协议，但事实上各种不同的权力关系和资源分配禁止了他们并导致“失真的沟通(distorted communication)”。Garnham(1990)进一步讨论为了在整体上(holistic sense)保持公共领域，我们需要重估公共信息沟通的模式和理性地运用。

在这种情境下，它涉及到了Hartley(1982），他鉴别出谈话要受到两种力量的支配，例如语言系统和知识背景(discourse)，“我们接受的信息作为一种非个人的社会机构的前在知识背景，那也是一种产业。(news comes to us as the pre-existing discourse of an impersonal social institution which is also an industry)”因此哈贝马斯说：“公众从政治和文化争论的参与者转变成媒体图像和信息的消者”(as quoted in pg26,Hoynes,1994)。在现代民主中的选举过程变成另一种方式，假冒的公共领域充当了先锋，公众的声音仅仅用来适应强大的政治议程而不再为了建设性的民主。

但是正如汤普森(Thompson,1995)所说，真正的公共领域只存在于哈贝马斯的理想主义中。甚至在18世纪，公共领域也更多用在显示权力而真正的决议是看不到的。现代世界随着媒体的出现，公共领域已经拓展到了如此大的范围，以至于远离事件发生地的人们同样可以得到事件和行为的信息。

大众传播的现代方法通过他们的跨国媒介，已经把公共领域的范围扩展到了国际舞台。现代媒体企业如BBC和CNN，发布的信息从最特别的地方文化到跨越国家边界的全球政治舞台。存在五十年的时事杂志栏目，BBC全景(Panorama),证明了公众不必仅仅视为消费者。

但是在现代民主政府在坚持公共领域的真正精神中所扮演的这些角色受到了质疑，因其背后有明显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吉劳埃（Kilroy）完美地表现了公共领域（The Kilroy epitimises perfectly the public sphere)。依照Danlgren的观点，当媒体使用认知和情感基础的沟通时，情感沟通用在传播大众文化和电视时更为有效。Hartley相信，媒体是公共的，是一种有效的公共领域。但是现代的媒体因为受到宣传的干涉(propagandist interventions)也成为另一种意识形态的工具，要恢复媒体在经济和文化意义上的自治，就要确保理性而非权力的运作的民主程序重现于政治和文化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