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他人的痛苦
內容簡介
蘇珊•桑塔格與西蒙娜•波伏瓦、漢娜•阿倫特並稱為西方當代最重要的女知識分子，是美國聲名卓著的「新知識分子」、被譽為「美國公眾的良心」、「大西洋兩岸第一批評家」。2000年獲美國國家圖書獎，2001年獲耶路撒冷國際文學獎，2003年獲西班牙阿斯圖里亞斯王子文學獎及德國圖書大獎——德國書業和平獎。
「蘇珊•桑塔格全集」是她所有作品的匯編，分為「論著」和「文學」兩大板塊（並包括其子戴維•里夫編輯的「日記」兩卷），共16卷，280餘萬字。「蘇珊•桑塔格全集」是迄今為止整個華語世界引進出版的最大規模的當代西方第一流思想家、評論家以及文學家的作品全集，而且是獨家版權，在中國當代思想界、學術界、評論界、文學和文化界以及出版界，都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義。 《關於他人的痛苦》是蘇珊•桑塔格繼《論攝影》之後又一本關於攝影的專著，也是她生前的最後一部作品。這本書聚焦於戰爭攝影，探討影像反映出的人的痛苦與觀者之間的關係。慘不忍睹的影像儘管能喚起觀者的悲憫之心，但人們的無能為力感更讓這些在生活中無孔不入，又格格不入的影像顯得多餘而荒誕。若不經思考而直接相信影像之內容，我們的道德判斷力只會愈來愈弱。桑塔格以純文字書寫影像，為觀者提供思考空間以正視「他人的痛苦」。
本書另全文收入桑塔格名篇《關於對他人的酷刑》一文。
作者簡介
1933年生於美國紐約，畢業於芝加哥大學。1993年當選為美國文學藝術學院院士。她是美國聲名卓著的「新知識分子」，與西蒙娜•波伏瓦、漢娜•阿倫特並稱為西方當代最重要的女知識分子，被譽為「美國公眾的良心」、「大西洋兩岸第一批評家」。2000年獲美國國家圖書獎，2001年獲耶路撒冷國際文學獎，2003年獲西班牙阿斯圖里亞斯王子文學獎及德國圖書大獎——德國書業和平獎。2004年12月28日病逝於紐約。
原文摘錄
只要我們感到自己有同情心，我們就會感到自己不是痛苦施加者的共謀。我們的同情心宣布我們的清白，同時也宣布我們的無能。由此看來，這就有可能是（儘管我們出於善意）一種不切實際的——如果不是不恰當的——反應。我們現在有一個任務，就是暫時把我們寄予遭受戰爭和醜惡政治之苦的他人的同情擱在一旁，轉而深思我們的安穩怎樣與他們的痛苦處於同一地圖上，甚至可能——儘管我們寧願不這樣設想——與他們的痛苦有關，就像某些人的財富可能意味着他人的赤貧。而對這個任務來說，這些痛苦、令人震驚的影像，只是一點最初的火花而已。 指出有一個地獄，當然並不就是要告訴我們如何把人們救出地獄，如何減弱地獄的火焰。但是，讓人們擴大意識，知道我們與別人共享的世界上存在着人行邪惡造成的無窮苦難，這本身似乎就是一種善。一個人若是永遠對墮落感到吃驚，見到一些人可以對另一些人施加令人發悚、有計劃的暴行的證據，就感到幻滅（或難以置信），只能說明他在道德上和心理上上不是成年人。 達到一定的年齡之後，誰也沒有權利享受這種天真、這種膚淺，享受這種程度的無知或記憶缺失。 如今存在着的大量影像，使人更難維持這種道德發育不全。就讓暴行影像令我們寢食難安吧。即便它們只是符號，且不可能涵括它們所指涉的大部分現實，但它們仍然發揮重要作用。這些影像說：這就是人類有能力做的——也許是主動地、熱情地、自以為是地做的。請勿忘記。 這跟要求人們牢記某樁彌天大罪是不太一樣的。（「永世不忘。」）也許，記憶被賦予太多價值，思考則未受足夠重視。懷念是一種道德行為，本身自有其道德價值。令人痛苦的是，記憶是我們與死者可能有的惟一關係。因此，懷念是一種道德行為的想法，深植於我們的人類天性；我們都知道我們會死，我們追思在自然情況下早於我們死去的人——祖父母、父母、老師和年紀較大的朋友。冷酷與記憶缺失似乎形影不離。但是在一段較長的集體歷史的時間範圍內，歷史卻對懷念的價值發出矛盾的信號。世界上不公正的現象實在太多了。而太多的懷念（古老的冤屈：塞爾維亞人、愛爾蘭人）令人怨氣難平。和平就是為了忘卻。為了和解，記憶就有必要缺失和受局限。 如果目標是為了有一個空間來安度人生，那就必須讓某些不公正的事體溶入更廣闊更普遍的來諒解，也即無論哪裡，人們都對彼此趕下了傷天害理的事。
書評
最偉大的愛欲理論家之一喬治•巴塔耶保存着一張1910年攝於中國的照片，那是一名正被處以凌遲之刑的犯人的照片。巴塔耶把照片擺在桌上，以便每天都能看見。他說：「這張照片，在我生命中起着決定性的作用。我對這種痛苦形象的痴迷從未停止過，既陶醉又難以忍受」。
也許，不是每個人都像巴塔耶這樣變態，但是正如思想家埃德蒙•伯克所指出的：人們喜歡觀看苦難的圖象。那些記錄他人的痛苦的影像，可以引發我們有關道德、正義、審美、憐憫、恐懼、色慾等等複雜的反應，的確是「既陶醉又難以忍受」。自1839年照相機被發明以來，影像就一直與暴力和死亡為伍。那些令人目瞪口呆的照片與那些讓人賞心悅目的照片相比，似乎更真實、更有力、更讓人們寢食難安。進一步說，暴力也可以升級為某種美學，很多表現苦難的影像也可能是「美的」，這是因為攝影具有雙重力量：提供記錄和創造視覺藝術作品，正是這一點常令我們進退兩難。
照片不全是客觀的，首先因為在相機的「機器眼」之後，畢竟還有人眼和人心。對時空的巧妙剪裁，足以使「現實」發生變化。比如1945年2月23日在硫磺島升起美國國旗的著名照片，後來被證明是美聯社記者喬•羅森塔爾在美軍攻占折缽山後，於當天稍後用一面更大的旗「重構」的早晨的升旗儀式。這是「假像」嗎？可是它滿足了民眾對於勝利的渴求，鼓舞了士氣，以不可阻擋的氣勢成為20世紀最有影響力的照片之一。藝術的真實大於了現實的真實。
照片不全是客觀的，還因為照片本身不會說話，是觀看照片的人賦予它以意義和道德傾向。比如有關暴行的照片，總是可以引發相反的反應，要求和平或者要求復仇。那些我們所不熟悉的遙遠的、「通稱」的「受害者」，靜靜地死在照片上，我們理智地要求和平，反對戰爭和一切殘忍行徑，比如中國的觀眾看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大屠殺照片。可是那些貼近的「犧牲者」，我們知道姓甚名誰、為何被殺、被何人所殺，那就完全不一樣了，它激發的那種情緒可能就是「同仇敵愾」，比如中國的觀眾看南京大屠殺的照片。
照片不全是客觀的，還因為它有可能成為某種社會圖騰。桑塔格指出：情緒圍繞一張照片要比圍繞一個文字口號更容易清晰化。照片有助於建構——以及修改——我們對較遙遠的過去的感知。大家都認得的照片，如今已經構成一個社會選擇思考什麼或宣稱它已選擇思考什麼時不可或缺的參照。社會把這些理念稱為「記憶」，而從長遠的觀點看，這是一種虛構。嚴格地講，根本不存在集體記憶這回事——它就像集體悔罪這種假概念一樣無稽。
不過最為可怕的其實是苦難和暴力的泛濫，就象我們可以習慣真實生活中的恐怖，我們也會習慣影像的恐怖。對直觀性、新奇性和刺激性的需要，使我們生活在一個「奇觀社會」，每種情況都必須變成奇觀，否則它就不是真的——即是說，引不起我們的興趣。所以說現實已經退位，只剩下媒體用影像為我們模擬着「現實生活」。在鮑德里亞等理論家看來，戰爭的勝負不再取決於戰場上發生了什麼事情，而是取決於媒體發生了什麼事情。西方已經越來越將戰爭本身看成是一種奇觀，而人們同樣在把暴力當成奇觀而消費。
對他人的痛苦如果失去同情心，那才是最大恐怖。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