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他人的痛苦
内容简介
苏珊•桑塔格与西蒙娜•波伏瓦、汉娜•阿伦特并称为西方当代最重要的女知识分子，是美国声名卓著的“新知识分子”、被誉为“美国公众的良心”、“大西洋两岸第一批评家”。2000年获美国国家图书奖，2001年获耶路撒冷国际文学奖，2003年获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王子文学奖及德国图书大奖——德国书业和平奖。
“苏珊•桑塔格全集”是她所有作品的汇编，分为“论著”和“文学”两大板块（并包括其子戴维•里夫编辑的“日记”两卷），共16卷，280余万字。“苏珊•桑塔格全集”是迄今为止整个华语世界引进出版的最大规模的当代西方第一流思想家、评论家以及文学家的作品全集，而且是独家版权，在中国当代思想界、学术界、评论界、文学和文化界以及出版界，都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关于他人的痛苦》是苏珊•桑塔格继《论摄影》之后又一本关于摄影的专著，也是她生前的最后一部作品。这本书聚焦于战争摄影，探讨影像反映出的人的痛苦与观者之间的关系。惨不忍睹的影像尽管能唤起观者的悲悯之心，但人们的无能为力感更让这些在生活中无孔不入，又格格不入的影像显得多余而荒诞。若不经思考而直接相信影像之内容，我们的道德判断力只会愈来愈弱。桑塔格以纯文字书写影像，为观者提供思考空间以正视“他人的痛苦”。
本书另全文收入桑塔格名篇《关于对他人的酷刑》一文。
作者简介
1933年生于美国纽约，毕业于芝加哥大学。1993年当选为美国文学艺术学院院士。她是美国声名卓著的“新知识分子”，与西蒙娜•波伏瓦、汉娜•阿伦特并称为西方当代最重要的女知识分子，被誉为“美国公众的良心”、“大西洋两岸第一批评家”。2000年获美国国家图书奖，2001年获耶路撒冷国际文学奖，2003年获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王子文学奖及德国图书大奖——德国书业和平奖。2004年12月28日病逝于纽约。
原文摘录
只要我们感到自己有同情心，我们就会感到自己不是痛苦施加者的共谋。我们的同情心宣布我们的清白，同时也宣布我们的无能。由此看来，这就有可能是（尽管我们出于善意）一种不切实际的——如果不是不恰当的——反应。我们现在有一个任务，就是暂时把我们寄予遭受战争和丑恶政治之苦的他人的同情搁在一旁，转而深思我们的安稳怎样与他们的痛苦处于同一地图上，甚至可能——尽管我们宁愿不这样设想——与他们的痛苦有关，就像某些人的财富可能意味着他人的赤贫。而对这个任务来说，这些痛苦、令人震惊的影像，只是一点最初的火花而已。 指出有一个地狱，当然并不就是要告诉我们如何把人们救出地狱，如何减弱地狱的火焰。但是，让人们扩大意识，知道我们与别人共享的世界上存在着人行邪恶造成的无穷苦难，这本身似乎就是一种善。一个人若是永远对堕落感到吃惊，见到一些人可以对另一些人施加令人发悚、有计划的暴行的证据，就感到幻灭（或难以置信），只能说明他在道德上和心理上上不是成年人。 达到一定的年龄之后，谁也没有权利享受这种天真、这种肤浅，享受这种程度的无知或记忆缺失。 如今存在着的大量影像，使人更难维持这种道德发育不全。就让暴行影像令我们寝食难安吧。即便它们只是符号，且不可能涵括它们所指涉的大部分现实，但它们仍然发挥重要作用。这些影像说：这就是人类有能力做的——也许是主动地、热情地、自以为是地做的。请勿忘记。 这跟要求人们牢记某桩弥天大罪是不太一样的。（“永世不忘。”）也许，记忆被赋予太多价值，思考则未受足够重视。怀念是一种道德行为，本身自有其道德价值。令人痛苦的是，记忆是我们与死者可能有的惟一关系。因此，怀念是一种道德行为的想法，深植于我们的人类天性；我们都知道我们会死，我们追思在自然情况下早于我们死去的人——祖父母、父母、老师和年纪较大的朋友。冷酷与记忆缺失似乎形影不离。但是在一段较长的集体历史的时间范围内，历史却对怀念的价值发出矛盾的信号。世界上不公正的现象实在太多了。而太多的怀念（古老的冤屈：塞尔维亚人、爱尔兰人）令人怨气难平。和平就是为了忘却。为了和解，记忆就有必要缺失和受局限。 如果目标是为了有一个空间来安度人生，那就必须让某些不公正的事体溶入更广阔更普遍的来谅解，也即无论哪里，人们都对彼此赶下了伤天害理的事。
书评
最伟大的爱欲理论家之一乔治•巴塔耶保存着一张1910年摄于中国的照片，那是一名正被处以凌迟之刑的犯人的照片。巴塔耶把照片摆在桌上，以便每天都能看见。他说：“这张照片，在我生命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对这种痛苦形象的痴迷从未停止过，既陶醉又难以忍受”。
也许，不是每个人都像巴塔耶这样变态，但是正如思想家埃德蒙•伯克所指出的：人们喜欢观看苦难的图象。那些记录他人的痛苦的影像，可以引发我们有关道德、正义、审美、怜悯、恐惧、色欲等等复杂的反应，的确是“既陶醉又难以忍受”。自1839年照相机被发明以来，影像就一直与暴力和死亡为伍。那些令人目瞪口呆的照片与那些让人赏心悦目的照片相比，似乎更真实、更有力、更让人们寝食难安。进一步说，暴力也可以升级为某种美学，很多表现苦难的影像也可能是“美的”，这是因为摄影具有双重力量：提供记录和创造视觉艺术作品，正是这一点常令我们进退两难。
照片不全是客观的，首先因为在相机的“机器眼”之后，毕竟还有人眼和人心。对时空的巧妙剪裁，足以使“现实”发生变化。比如1945年2月23日在硫磺岛升起美国国旗的著名照片，后来被证明是美联社记者乔•罗森塔尔在美军攻占折钵山后，于当天稍后用一面更大的旗“重构”的早晨的升旗仪式。这是“假像”吗？可是它满足了民众对于胜利的渴求，鼓舞了士气，以不可阻挡的气势成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照片之一。艺术的真实大于了现实的真实。
照片不全是客观的，还因为照片本身不会说话，是观看照片的人赋予它以意义和道德倾向。比如有关暴行的照片，总是可以引发相反的反应，要求和平或者要求复仇。那些我们所不熟悉的遥远的、“通称”的“受害者”，静静地死在照片上，我们理智地要求和平，反对战争和一切残忍行径，比如中国的观众看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大屠杀照片。可是那些贴近的“牺牲者”，我们知道姓甚名谁、为何被杀、被何人所杀，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它激发的那种情绪可能就是“同仇敌忾”，比如中国的观众看南京大屠杀的照片。
照片不全是客观的，还因为它有可能成为某种社会图腾。桑塔格指出：情绪围绕一张照片要比围绕一个文字口号更容易清晰化。照片有助于建构——以及修改——我们对较遥远的过去的感知。大家都认得的照片，如今已经构成一个社会选择思考什么或宣称它已选择思考什么时不可或缺的参照。社会把这些理念称为“记忆”，而从长远的观点看，这是一种虚构。严格地讲，根本不存在集体记忆这回事——它就像集体悔罪这种假概念一样无稽。
不过最为可怕的其实是苦难和暴力的泛滥，就象我们可以习惯真实生活中的恐怖，我们也会习惯影像的恐怖。对直观性、新奇性和刺激性的需要，使我们生活在一个“奇观社会”，每种情况都必须变成奇观，否则它就不是真的——即是说，引不起我们的兴趣。所以说现实已经退位，只剩下媒体用影像为我们模拟着“现实生活”。在鲍德里亚等理论家看来，战争的胜负不再取决于战场上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是取决于媒体发生了什么事情。西方已经越来越将战争本身看成是一种奇观，而人们同样在把暴力当成奇观而消费。
对他人的痛苦如果失去同情心，那才是最大恐怖。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