養豬(傅建國)
作品欣賞
養豬
記憶深處，童年故鄉的土地上，零星散落的村莊裡，隱隱約約矗立着一些徽派建築：莊嚴的祠堂，古樸的民宅，灰牆墨瓦，飛檐走壁，內有天井，外有庭院，詩情畫意，猶如世外桃源。然而，與這些古老典雅建築不相匹配的是，家家戶戶，或屋前，或院後，都搭建了大大小小單間或雙間的茅屋。用今天的話說，叫做「違章建築物」。這些農家茅屋有兩大功能：一是廁所（茅坑），二是豬圈（豬欄）。
當年，我家五口人：父母，我、弟弟和妹妹，一家人居住在背後村祠堂邊上，三間房子，呈「F」型，建築面積合計不足40平米。但在住家不遠處，父親卻搭建了三間茅屋，一間為茅廁，兩間為豬欄。
那會兒，母親每年都要飼養兩頭豬。但在計劃經濟的年代，家中的口糧都由生產隊每月定額發放，記得大人每月35斤稻穀，小孩每人每月20斤稻穀，糧食不夠吃，不得不與豬爭食。比如說，自留地里種了一些南瓜和紅薯，本來是用來餵豬食，但糧食不夠吃，南瓜和紅薯，自然就少了一些豬的份額了。
於是，那年月打豬草就成了妹妹日常生活中的重中之重。
春天，是野菜瘋長的季節，而家中的豬崽也才十幾公斤，胃口還不是特別的厲害，妹妹每天放學回來，書包一放下，就得自覺地拎着一隻與身體不相稱的籃子，出門打豬草去了。每天不管颳風下雨，必須打滿一籃子豬草，才能勉強管住兩隻小豬崽子早晚兩頓伙食。
到了夏天，野菜季節過了，但池塘里的菱角菜和水萍卻開始繁殖，山溝里皮葉樹皮葉也茂盛起來，這些水生植物與樹葉都是養豬的好飼料。
秋天，田野里有生產隊收穫紅薯和玉米時拋下的爛葉，或遺漏在地里泥下的紅薯和玉米，花時間淘回家都是寶。沒有破相的紅薯，母親捨不得當豬食，留着給家人當預備糧。
冬天來了，田野逐漸荒蕪，母親和妹妹就開始犯愁了。
季節進入深冬以後，家中兩頭飼養了大半年的豬崽開始長膘了，胃口也大起來。可是，田地一片枯黃，妹妹上哪打豬草去呢？
打豬草是沒得指望了，但自留地種着蘿蔔，妹妹每天拔蘿蔔，切蘿蔔，煮蘿蔔；再不賴，到生產隊養豬廠附近的地里「撿」蘿蔔。為了防止冬天豬崽斷糧，養豬經驗豐富的母親，於秋天就做了兩手準備，她領着妹妹將生產隊廢棄的花生禾，以及紅薯藤成捆成捆地背回家，曬乾。蘿蔔菜和谷糠接不住的時候，妹妹就將那些花生禾或紅薯藤切粹，磨成粉，澆開水泡糊餵豬。花生禾和紅薯藤營養還是挺豐富的，豬崽吃過以後，開始明顯長膘。
臘月始，母親又要操心來年養豬的事情了。那時候生產隊養豬廠種豬似乎不多，鄰居自家養豬的小豬崽，幾乎都依賴皖北上門賒賬的小豬販子。小豬販子大都三五成群，他們身高馬大，皮膚黝黑，一根扁擔，拴着兩隻又大又圓上面罩着網袋的筐子，裡面分別裝着十幾頭小豬崽。他們走村串巷，挨家挨戶吆喝：
賣小豬囉——賣小豬……
聲音悠遠而綿長。
小豬崽論頭賣，戶主沒有錢，可以賒賬，一般情況下，小豬販子們臘月放賬，來年端午節前後上門收賬，如果哪家運氣背，小豬崽沒有成活，東家還可以與小豬販子再進行討價還價，打個對摺什麼的。
養豬，關鍵是一個「養」字。
打豬草，討野菜，拾紅薯藤花生禾等沒有完沒了的活兒，只是解決了豬崽的食材，怎麼餵養？其實還有不少講究。鄉村莊戶人家養豬也得踐行良性循環計劃，即年末在哺養了一年之久的肥豬打算要出欄之前，新的小豬崽需要及時領回家。記憶里，母親每年冬天捉養了一頭小豬崽之後，哪怕一家人暫且沒米下鍋，還得給它餵養半個多月的小米粥。等它個頭稍微長大了一點，再在粥裡面加一些少量的糠。再往後，斷粥，往糠里添加野菜。野菜分種類，苦菜、紅薯藤之類，一般燒開水泡一會兒即可；而大多數野菜，如蘿蔔菜，豬草、皮葉等，都要放在大鍋里煮熟煮爛。因此，那會兒家中往往有兩台鍋灶，一台鍋灶是一大一小兩口鍋，供家人做飯、炒菜；另一台鍋灶只有一口特大的鍋，專門用來煮豬食野菜。
一年到頭，無論早餐或晚餐，無論農活多麼忙，母親開門第一件事就是必須先餵豬食。人們常說本地豬肉香，那是因為農家豬崽有口福，餐餐享受「農家樂」的待遇。令人遺憾是的，從小到大儘管家中年年養豬，然而，那年月一家人假如想着大塊吃肉，哪怕只是一頓，竟然也是那麼的奢侈。逢年過節，過日子善於精打細算有點底氣的鄰居，拿着生產隊分配的肉票，到南陽灣公社食品站購買斤量有限的豬肉。有一次，我跟着鄰居去街上看熱鬧，隔着食品站鐵柵欄，我看見鄰居和一位陌生漢子，為了一隻豬肚爭得不可開交，雙方把持的手都不願意鬆開，那場景就像一場拔河比賽正在進行時，令人既尷尬而又辛酸無奈。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村民們（那時稱着「社員」）依賴在隊上掙工分過日子，或許是父母工分掙得少，或許是家裡開支大，反正我們家一直是生隊裡的超支大戶，約兩千多元。我八歲開始放牛，一直到十五歲止，每年放牛可得60個工分。每10分工按0.3或0.5元計，一年可以賺十八至三十元錢，也算是為家庭減輕了一點生活負擔。即便這樣，生產隊賬簿上的超支金額依然有增無減。就因為超支數額特別巨大，有一次鄰居老保管員曾當着我的面預言道：你小子這輩子難以翻身，可能要打一輩子光棍啦……我聽了心裡一陣難過，神情緊張而又疑惑地問為什麼？老保管就用他那具有滴水不漏的數學推理邏輯給我算了一筆經濟賬。他的意思是，且不說我家到底有沒有能力償還生產隊兩千多元的超支款？即便有，也不知猴年馬月。
少年不知愁滋味。老保管的話，我很快就忘卻了，但超支所帶來的生活壓力卻一直籠罩着整個家庭。話說快要過年的時候，家中飼養的兩頭豬長得體態肥胖，它們要出欄了。
出欄，便是豬的未日，是一個令人揪心的日子。
這時候，母親囑我寫一張申請書，大意是說兩頭豬要出欄了，但家裡窮，經常吃紅鍋，要求其中一頭豬在自家宰殺。由於幾乎每年都寫一次，我已經知道申請書的格式了。申請書寫好後，母親再拿去請求隊長簽字審批。
生豬出欄的那天，隊長派幾個力氣大的社員上門，配合公社食品站的「殺豬佬」（屠夫），將養了一年多的黑肥豬活活綁架抬走，然後好像什麼事也沒有發生一樣。一頭生豬究竟能抵扣多少超支款？我那時候還小，不知道這筆賬該怎麼算，只知道我們家或許是因母親長年身體不佳，或許是因為其它因素導致家庭開支費用大，總之超支額度年年有增無減。
剩下的另一頭「白毛羊」豬，自然要比前面一頭黑肥豬稍微更壯一些，這是母親的一點私心，也是唯一一絲擁有選擇的權利。年底，「殺豬佬」忙得不可開交，母親事先要和他量商好一個日子，然後提前在平常煮豬食的鍋灶里燒一鍋開水。「白毛羊」大肥豬被屠夫「白刀子進、紅刀子出」的時候，母親站在豬圈旁，大聲「哦囉、哦囉」地呼喊，這「哦囉」是母親平常餵豬食時，與豬崽的對話。說來也奇怪，那頭「白毛羊」豬被宰殺時，其掙扎與痛苦的呻吟聲在主人的呼喊聲中漸漸平息了。
當「殺豬佬」給躺在大木桶里的赤裸祼的肥豬洗浴時，生產隊會計和老保管二人便大搖大擺地走近道坦跟前了，他們一個人手裡拿着賬本，一個人肩上扛着一杆稈，上門來收繳豬肉了。家中屋場小，他們一人坐在火桶上（皖南山區傳統木製取暖器），一個人坐在嬰兒的轎子上，說說笑笑，全然不知母親心裡有多麼的酸楚。
一頭豬宰殺完畢，按照慣例，所有的肉都被會計和保管員過稈取走，家中只允許留下一些豬油和豬下水。
為了犒勞一下家人，母親會燒一鍋豬肝湯，每人一碗。
在我童年的記憶里，那碗豬肝湯味道特別香醇，它是年初的企盼至年末的到來，這滋味是在經歷春夏秋冬四季漫長的等待中才如此稀罕，因而也就變得更加回味無窮。
轉眼到了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我和前妻白手起家，背了一身債務。為了生活，我一邊務農，一邊做篾匠，家中照樣飼養了兩頭豬。有一年，為了儘快償還債務，爭取早日將家庭財務赤字清零，我和前妻還飼養過一頭種豬。
養豬的日子，充滿艱辛與期待。那年月村里養豬人家，終年吃不起豬肉，但豬還得繼續養，因為生活沒得選擇，日子還得繼續過下去。我的童年對美好生活的嚮往，竟然是希望有一天家中能夠大塊吃肉，哪怕就是一頓也知足也。
而如今，老家村里早已沒有人家再養豬了。原因多種，政府抓環保是外因，年輕人大多外出打工、村里主要勞動力所剩無幾是內因。此外，人工飼料漲價導致養豬成本過高，鄉村瘟疫防治技術跟不上，也是客觀因素之一。前幾年，老家村上有人家嘗試開辦養豬廠，辛辛苦苦養了幾十頭豬，前期東拼西湊投入一大筆資金，但關鍵時刻，豬崽們紛紛倒下，如此養豬不但不賺錢，反而還血本無歸。這位鄉親欲哭無淚……
最近，菜市場豬肉價格一路走高，一位從事皮革銷售的朋友戲言：如今生意這麼難做，不如乾脆回家辦養豬廠算了，說不定能走出一條致富的門路。我笑道：也許吧！
養豬，究竟能不能致富？我不敢確定，但「窮莫丟豬」是古訓。自古以來，養豬是鄉村人家為擺脫生活貧困而最後的一線希望，倒是千真萬確。 [1]
作者簡介
傅建國，1963年5月生，安徽青陽人，現居溫州。曾務農，代課，做篾匠。長期從事皮革銷售工作。中國作家協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