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
出版，(英語: publishing )或稱發表，是指將作品通過任何方式公之於眾的一種行為。在大多數國家，作品一經完成，不論是否出版，即享有著作權。作品獲得國際標準書號並經過一定資質的出版機構印刷成書籍稱為出版物;出版物內容以數碼形式呈現的稱之為電子出版物或叫做電子書。以出版為主的生產或者產業領域稱為出版業。擁有大量複製或同等規模的傳播力的公開發表都統稱之為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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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出版資格職業資格考試關於出版的概念為:出版是指編輯、複製作品並向公眾發行的活動。作品是出版的前提，編輯、複製是手段，向公眾發行是目的。
目錄
詞語概念
基本解釋
(1)[publish]把書刊、圖畫等編印出來。[1]
日報沒有出版。
(2)泛指書刊、圖畫等的編輯、印刷、發行等工作。
出版社不打算出版新版本。[2]
引證解釋
出版:把書刊、圖畫等編印出來。
[清]李伯元《南亭筆記》卷十二:"非特新學家不能語言自由、出版自由，即舊學家亦不能語言自由、出版自由也。"
巴金《滅亡》第二二章:"根據同志們底討論和決定，朱樂無把杜大心底遺稿編成一厚冊，出版了。"
周而復《上海的早晨》第四部六四:"你把一張張的紙，印成一本本書，看到新書出版，心裡有說不出的喜悅。"
溯源
出版一詞，英語為publication，來源於古拉丁語publicattus。
據考證，出版一詞在中國出現於近代。出版與印刷術的發明密切相關，一般來說，先有印刷術後有出版。所謂版，在中國古代，是指上面刻有文字或圖形以供印刷的木片的稱謂。用雕版印刷的書籍，稱雕版書。中國早在五代時就有刻印板、鏤板，宋代有開板、刻板、雕版(板與版在古代意通)等詞，但未曾出現出版一詞。有的學者認為，出版一詞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從日本傳入的。日本在18世紀50年代已出現了出版一詞。今用出版一詞，通常是指圖書、報紙、期刊、音像、軟件等的編輯(製作)、印刷(復錄)和傳播的統稱。
基本含義
作用
出版是人類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出版物凝結着人類的思想和智慧，集聚了科學技術的發明創造和社會實踐活動的經驗與成果，反映了社會生活的各個側面。出版的歷史是人類文明的歷史。出版業的發展對社會的進步發展有着極其重要的作用。
出版對於社會的推動作用，歸根結底在於出版物積累了人類的科學技術知識和先進的思想，並且加以擴大傳播。人們一經掌握科學技術知識和進步思想，就能使生產力得到提高，推動社會向前發展。
人類社會在有文字之前，人們繼承前人的知識與經驗，主要靠口頭、實物和簡單的符號進行傳授，其傳播的範圍狹小，速度緩慢，而且隨着時間的變化，傳授的內容越來越不準確。有了文字特別是有了出版物以後，知識和經驗就可以擴大和迅速地傳播。社會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的發展是出版發展的基礎，而出版物的傳播又影響社會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影響人們的思想意識。在中國，雕版印刷術的發明是建立在唐朝經濟政治發達的基礎之上，而雕版印刷的出現，借出版物來進行傳播，則使人們的知識和社會的信息迅速擴大。唐朝推行科舉制度，社會上讀書之風日盛，對圖書的需求增加，城市的書肆開始刻書售書。當時社會繁榮，詩文勃興。一千多年以來，唐詩一直膾炙人口，是與印刷出版使其代代相傳有着重要的關係。唐朝長安是世界東方文化交流的中心，佛教經典從西域傳入長安，四鄰各國都有使臣駐於長安，來中國遊歷和學習的學子、做生意的商人為數不少。他們帶來異國的文化成果，同時也帶回中國的學術成就，特別是把記載中國先進思想和科技發明的圖書刻本運回本國傳授。隨着佛教的深入，佛經又大加刻印，傳向四方。由於中外僧侶往來，佛學經典也隨同漢文化學術通過圖書刻本大量傳到海外，其中日本、朝鮮等國就受到很大影響。
北宋是中國手工業和商業空前繁榮時期，這個時期中國發明了活版印刷術，學術興盛，各種著作種類繁多，涉及的知識領域廣泛，不僅當時的儒家經典、歷史、地理、天文歷算、農業、工業、醫藥、文學詩詞以及佛經、道經等大量印刷，就是從春秋戰國到隋唐五代的學術著作，也陸續出版。流傳至今具有很高文獻價值的《資治通鑑》和《太平御覽》等巨著，就是北宋時期編就的。北宋學術的繁榮帶動了出版業的發展，而出版業的興旺又促使學術進一步繁榮。那時從城市到鄉村都開設有書院、學館。這與出版業的興起，經典和教本大量印刷,方便傳授，有很大關係。
在西方，活版印刷的發明是在歐洲手工業和商業有了相當發展的基礎上出現的。而活版印刷的出現，知識和信息的傳播，又促進了社會文明水平的提高。活版印刷對當時歐洲宗教的改革和傳播發生過重大作用。馬克思對火藥、指南針、印刷術的發明作了很高評價。他說:"火藥、指南針、印刷術--這是預告資產階級社會到來的三大發明。火藥把騎士階層炸得粉碎，指南針打開了世界市場並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術則變成新教的工具，總的來說變成科學復興的手段，變成對精神發展創造必要前提的最強大槓桿。"(《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427頁)活版印刷的發明使宗教改革的教義和《聖經》大量印刷，從而使新教的擴大傳播成為可能。隨着航海事業的發展和殖民地的建立，歐洲的文化也通過出版物傳到非洲、美洲和大洋洲等地。
新的科學發明、發現和創造，由於活版印刷物大量出版發行，啟示着人們進行深入的探索。在中世紀和資本主義萌芽時期，先進科學思想的傳播大大開闊了人們的視野。當時新的科學著作常常遭到神權的野蠻幹涉，一些科學家受到教會的監禁和殺害，其著作被視為異端邪說加以焚毀，但是真理終歸是真理，他們的著作受到人們的歡迎，越印越多，越傳越廣，日益促進人類思想的進步。14~16世紀，歐洲的人文主義思想通過出版物的傳播，衝破了神權思想的束縛，為文藝復興掃清了道路。
16~17世紀的歐洲，工業部門出現了許多新技術、新發明和新創造，交通運輸日趨發達，造船技術與航海術有長足進步，科學家對天體運行也有了新的認識。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方面的這些發展，得力於活版印刷術的發明。當時，進步的造紙技術與活版印刷術相結合使新的科學著作與信息得到大量傳播。新的科學技術促使社會生產力迅速提高，為工業革命開闢了道路。
代表社會發展的先進思想，經過出版物的傳播，喚起千百萬人為推翻舊制度而進行鬥爭。歐洲啟蒙思想家以伏爾泰、盧梭、狄德羅為代表，他們的著作廣泛傳播，為推翻封建制度奠定了思想基礎。狄德羅通過編撰《百科全書》把啟蒙思想家團結在一起，以《百科全書》作為宣傳反對經院哲學、神權統治和封建等級制度的思想工具。他們被稱為"百科全書派"。正是這些先進思想的傳播帶來了疾風暴雨式的法國大革命。雄壯的馬賽曲的歌聲通過出版物傳遍全世界，直到今天還鼓舞着人們向舊勢力作鬥爭。
19世紀40年代，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了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的傳播為人類徹底解放開闢了新紀元。1848年馬克思和恩格斯為共產主義同盟寫了《共產黨宣言》。這個《宣言》廣為出版發行，震撼了全世界。1867年馬克思的巨著《資本論》第一卷問世，隨後馬克思和恩格斯一系列的著作出版。19世紀後半葉，馬克思主義理論通過出版物的媒介擴大傳播。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闡述了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奠定了科學共產主義的理論基礎。
20世紀開始，列寧主義通過出版物影響俄國和整個世界。列寧首先出版報刊和小冊子，宣傳無產階級的革命理論。這些出版物成為團結和指導工人和廣大群眾進行鬥爭的武器。1917年俄國爆發革命，馬克思主義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俄國十月革命以後，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等經典作家的著作開始在中國傳播，對中國革命發生了重大影響。1919年五四運動以後，宣傳進步思想的報刊在中國大量創辦。1920年，《共產黨宣言》在中國翻譯出版。馬克思列寧主義著作在中國知識分子中，特別是在知識青年中廣為傳播，為他們迎接新的革命鬥爭作了思想準備。中國無產階級革命的先驅者為革命而呼喊。當時以李大釗等人為代表的共產主義思想家，通過創辦刊物，撰寫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鼓動群眾進行鬥爭。毛澤東在革命鬥爭實踐中，對中國社會進行調查研究，通過出版物宣傳馬克思主義並使之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引導中國革命走上了正確的道路。
出版在世界歷史的各個時期，為積累和介紹科學文化知識作出了貢獻。科學發明都是在前人創造的基礎上實現的，而科學家知識的增進和信息的取得，又主要是通過出版物。出版物具有這樣的特性:把前人的科學技術知識用簡明的方法加以總結歸納，為人們學習、創新提供基礎知識。古往今來，社會的文化教育通常是從圖書學習開始的。圖書不受時間與空間的限制，而且可以使人們用最廉價的方法取得生產、生活和科學知識。出版所以能推動科學技術進步，最根本的是由於圖書所凝結的科學技術知識能帶來巨大的社會效果。圖書在溝通信息方面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視的。在當今世界市場日益擴展以及出現新的傳播技術的條件下，人們若要系統了解某個國家、某個民族的經濟、政治和科學文化情況，還是需要通過出版物去了解，從眾多的圖書和刊物中獲取資料和信息。出版物是人們不斷取得信息的重要源泉。
近幾十年來，科學技術的發展日新月異，以出版物為媒介，對工農業和交通運輸業等的影響不容置疑。中國正在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為了迅速提高工農業和科學技術水平，通過出版物的媒介，引進世界上新學科、新技術和新知識是非常必要的，並將取得重大成果。
流程
一本書從選題、組稿、編著或翻譯、編輯審讀、加工到出版發行，要經過許多環節和一系列的具體手續。
出版社一般根據長遠和近期的選題規劃以及當前和潛在的市場需求提出選題，物色合適的著(譯)者，並與著(譯)者簽訂圖書出版合同。著(譯)者根據與出版社協商同意的內容及圖書出版合同中的約定進行編寫或翻譯工作。
除出版社主動向著(譯)者組稿外，著(譯)者也可以主動與出版社聯繫，自薦欲著(譯)書稿或自投已寫(譯)好的稿件。我們希望著(譯)者先與出版社聯繫並列選後再進行寫作。著(譯)者在聯繫信件中，除將本人簡歷和主要情況做一簡要介紹外，應講明撰寫或翻譯該著作的價值和意義，該著作的主要內容和特色，並提出簡要的編寫提綱，以供出版社研究是否列選。對於翻譯著作，除介紹翻譯價值、原著作主要內容和特點外，還應提供該書目錄中譯文和版權頁複印件。對於著(譯)者的自投稿，出版社根據稿件質量和讀者需求情況，決定是否採用。
著(譯)者完成初稿交出版社後，出版社要對稿件進行全面審讀。必要時，出版社將請相關專家或召開審稿會審查書稿。翻譯稿一般要請人校訂，必要時還要看試譯樣稿。決定採用的書稿，即由出版社進行編輯加工及複審和終審，這一階段會對書稿提出需要修改、補充或刪減等意見，著(譯)者應予以配合，認真修改。著(譯)者如有不同意見也可以提出，經協商一致後定稿。如果稿件不符合出版要求，並經反覆修改後仍達不到要求，出版社可按合同約定退稿。
完成編輯審稿和加工工作的書稿經裝幀設計後發送排版，在按規定進行校對後，經印刷、裝訂，正式出版。為了保證書稿質量，除需要出版社內各環節密切配合外，特別希望著(譯)者交付符合"齊、清、定"要求的稿件並在著(譯)和出版過程中與出版社很好地合作。
自願登記制度
制度
我國著作權實行自願登記制度，出版作品不論是否出版，作者或其他著作權人依法取得的著作權不受影響。我國實行作品自願登記制度或者出版自動形成著作權登記，維護作者或其他著作權人和作品使用者的合法權益，有助於解決因著作權歸屬造成的著作權糾紛，並為解決著作權糾紛提供初步證據。
發展
古代
商業出版活動存在於我國古代出版體系的各個階層，而最具代表的是書坊刻書體系。坊刻以其敏銳的市場眼光、靈活的經營手法、獨到的讀者服務意識而獨樹一幟，其刻書之繁多、分布地域之廣泛、從業者之眾多、經營手段之多樣，令官刻、私刻難以望其項背，可以說有了書坊刻書才有了我國古代出版業的興盛與繁榮。大量的古代出版史料表明，讀者服務意識貫穿了商業出版的整個經營活動;推銷圖書產品，占領圖書市場，樹立自身形象，無不以讀者為着力點。分析古代出版商的讀者服務意識，考察古代出版商的經營活動，對正確評價古代出版商的歷史作用和做好今天的讀者服務工作，應是不無益處的。古代出版商的讀者服務意識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滿足讀者文化需求的市場意識了解讀者，從讀者的文化需求出發，決定圖書的選題、出書品種，是歷代出版商的經營思路。書坊刻書通常被認為是"旨在牟利"，牟利的前提是要有讀者購買力的支撐。因此，書坊出書的品種繁多，經史子集、曆書、醫書、類書、陰陽、童蒙讀物、科考用書無所不包，讀者的需求就是出版商的選題。在滿足讀者文化需求的同時，也達到了"射利"的最終目的。
現代
在世紀之交的2000年，著名學者胡道靜先生曾經說過:"我國是一個出版事業飛黃髮達的大國，又是印刷術最早發明的大國，是雕版印刷術起源的國家，又是活字版印刷的創源地。但有一點是奇怪的，就是記載這些創造和記述出版事業蓬勃踴躍情況的材料並不活躍，顯得很不相稱。"因此，編輯史、出版史的研究比較滯後，至今還處在學科建設階段。我國古代以來典籍浩繁，目錄、版本之學和圖書史、印刷史等發展較早，往往含有編輯史、出版史的重要內容，葉德輝的《書林清話》等，很有價值，但還不是編輯出版史的論著。20世紀20年代末，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出版，可稱"是中國新聞史研究的奠基之作"。1946年在上海出版的《中國出版界簡史》(楊壽清著)，作者顯然受到近代西方出版思想的影響，在創作意圖上接近出版史的要求，然而內容並不完整，篇幅也較單薄，但作為第一部近代意義上的中國出版史問世，是有歷史意義的。新中國的人民出版事業在建設初期，出版家張靜廬在出版總署任職，他首先重視出版史研究工作，獨力搜集史料，開創性地編輯、注釋而成的八大冊《中國近現代出版史料》，在20世紀50年代陸續出版。該書收集不少重要出版資料，限於當時歷史條件，注重革命進步材料，又由於陸續搜集編輯，出版時間分散，讀者查找不太方便。然而張著開風氣之先，對編輯史、出版史研究的貢獻，功不可沒。
20世紀下半期，新中國的出版事業走過起伏、曲折的發展道路，受到"文革"10年的摧殘和破壞，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我國進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出版業又重新走上迅速恢復、不斷壯大和發展的征程。出版界經歷了半個世紀漫長的歷史，蘊藏着一股研究出版理論(包括編輯史、出版史在內)的熱流。1983年6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加強出版工作的決定》頒布，是新時期指導出版工作的重要綱領，有着重要的指導意義和深遠影響，在中央文件中第一次提出加強出版、印刷、發行的科研工作，要建立出版發行研究機構等。從編輯史、出版史研究角度來看，就大大地調動了業內有識之士和一部分老出版工作者的積極性，他們紛紛從總結出版歷史經驗、撰寫出版回憶文字入手，進入研究編輯史、出版史的行列。
差不多在此前後，新中國出版事業奠基人之一胡喬木於1984年10月為在大學試辦編輯專業給教育部寫信[5]，從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和南開大學設立編輯專業開始，全國陸續有武漢大學、河南大學、南京大學等不少高等學校設置編輯出版專業以及出版研究所，並設置"中國編輯史"或"中國出版史"課程。這些措施，對於聚集專家，推動編輯史、出版史研究和培育人才收到顯著的效果。比如已經有一批出版史的碩士、博士論文，有的還得到正式出版。
目前在全國範圍內，已經初步形成編輯史、出版史的老中青研究力量，湧現出一批優秀的研究、教學和創作人才。這支研究隊伍是由出版業內人士、高等院校教師、研究生和相關科研部門熱心編輯史、出版史的專家學者共同組成的。值得高興的是，這支研究隊伍儘管並不很大，但它的特點是在志同道合、取長補短、團結合作、攜手前進的基礎上形成的，可以說，這是出版界、教育界和學術界有識人士學術研究的基本力量。20世紀最後20年內的主要研究課題與成果，都是與這支研究隊伍學術勤奮、辛勞開拓的努力分不開的。
20世紀80年代是編輯史、出版史研究的活躍時期。1985年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1987年新聞出版署黨史資料徵集工作領導小組先後成立，在組織、推動編輯史、出版史以及黨的出版史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先後在湖南大庸(1989年)、山西太原(1991年)召開過兩次中國近代現代出版史學術討論會，涉及太平天國出版、清末官書局、基督教在華的出版活動、民國時期的出版、革命根據地和解放區以及黨領導下的國統區的進步新聞出版，還包括少數民族的出版，出版人物研究等。這些出版史研究的新成果得到交流和討論，有助於出版史研究工作的推動。兩次會議都出版過論文選編。1991年中國出版科研所曾以"我國近現代編輯、出版、發行工作的優良傳統問題"列入科研計劃(被納入新聞出版署科研計劃之內)，成立了課題研究組。經過一年多的時間，得到出版界與高校編輯出版教育界等的共同參與，並在第七屆全國出版科學討論會上，集中研究、總結和討論了近現代中國出版優良傳統問題，進一步明確了研究出版優良傳統的正確方向、重大意義和根本目的。袁亮在《發揚出版優良傳統，促進出版改革開放》一文中說:"我國近現代出版工作的優良傳統，包含了十分豐富的內涵。從時間上看，經歷了上百年，包括了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兩個歷史階段;從空間上看，包含上海、北京等許多地方的出版事業，其中有一批在國內外享有盛譽的出版單位，如商務、中華、三聯、開明等出版社;從事業性質上看，既包括進步的出版事業，也包括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的革命的出版事業;從出版界的成員來看，不僅包括數以萬計的編輯、出版、發行工作者，也包括一大批為我國文化事業作出了傑出貢獻的編輯家、出版家，其中有些還同時是政治家、文學家、理論家、科學家、教育家等等;從出版工作的作用上看，不僅對傳播和積累科學文化知識、提高民族的文化素質發揮了重大作用，而且對我國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反對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都發揮了重大作用。我們今天來研究、總結如此豐富的出版優良傳統，其意義是重大的，其難度也是可想而知的。"
1992年中國編輯學會成立後，也很關注編輯史、出版史的學術研究。先後在武漢(1993年)、南京(1999年)、溫州(2000年)分別召開過編輯史、出版史的學術研討會。這三次會議參加的學者專家和研究工作者人數比較少，主要是交流研究心得，在溫州會議上則集中回顧了近百年的出版歷程，並對百年出版的分期、百年出版的成就、近現代著名出版家、出版機構的貢獻以及百年出版對當今出版業、出版研究的啟示等，各抒己見，進行交流和討論。在會上有的專家繼續呼籲要加強出版史的研究。可喜的是，由中國出版科研所主持，一部八大卷、400多萬字的《中國出版通史》編撰工作正在進行。這是由教育界、出版界和有關學者專家集體討論、分工編寫的大型出版通史，是中國出版史研究的一項繁重的基本建設工程。啟動編撰出版通史的信息，已經受到日本、韓國等出版研究界的重視。
從以上敘述中，不難看出有組織地開展活動和有領導的集體研究與分工合作的辦法，對於推動編輯出版史研究發揮了很大作用。這裡應該提到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在全國各省市編寫新方志的工作，其中包括"出版志"的編纂。到目前為止，已經出版的有:《上海出版志》、《江蘇出版志》、《江西省出版志》、《陝西省志·出版志》、《安徽省志·出版志》、《河北省出版志》、《山西出版志》、《湖北省志·新聞出版》等。北京出版志編纂委員會從1993年起開始編輯出版《北京出版史志》，分輯出版，至2000年底已出版了16輯。天津、河北、浙江等省市也出版過有關本省市出版史的研究著作。
還應該提到以"中國出版史"命名的四種書:宋原放、李白堅著《中國出版史》(中國書籍出版社1991年版)，吉少甫主編《中國出版簡史》(學林出版社1991年版)，方厚樞著《中國出版史話》(東方出版社1996年版)，以及作為第一部教材、由肖東發主編的《中國編輯出版史》(遼寧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上述四種出版史，各有特點。宋、李著作認為，"中國出版史的著述，不只是要忠實地描述若干歷史現象，而是要總結出其中若干帶規律性的東西。"根據這一創作思路，宋、李著作力圖探索出版發展規律，作宏觀式的描述;擺脫書史、印刷史的一般寫法，對史料作了新的編排和處理。吉少甫主編的《中國出版簡史》，是上海學者的集體研究著作，着重論述重要出版史實和出版家的活動，以材料見長，書中的書影、人物等插圖有60多面。方厚樞早在1980年就在《出版工作》(《中國出版》的前身)上連載過《中國出版簡史》，後來修改增訂結集出版時用了《史話》的書名，其實也是一部持論公允的出版通史(下限至1989年)研究著作，附錄《從統計數字看中國的圖書出版》和《中國出版史研究書錄》是一大特色。有日文譯本出版。肖東發主編的高校編輯專業的教材，力圖把編輯史和出版史融為一體，從取材到體例都有一定難度，是具有開拓性的。
20世紀90年代，也是地區出版史研究碩果紛呈的年代。除了有大量的地方出版史料外，還出版了一批革命出版史著作，如《中國共產黨江西出版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嚴帆著《中央革命根據地新聞出版史》(江西高校出版社1991年版)，周天澤、周岩、王仁主編《華中解放區出版事業簡史》(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地區出版史著作有:《西北大區出版史》(陝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中國抗日戰爭時期大後方出版史》(重慶出版社1999年版)，李瑞良著《福建出版史話》(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白玉岱著《甘肅出版史略》(甘肅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徐學林著《安徽出版史敘論》(安徽美術出版社1995年版)等等。
值得高興的是，改革開放以來，海峽兩岸出版界來往頻繁，相關資訊和書刊的交流日多。多年研究台灣出版、版權貿易的辛廣偉，有志於撰述台灣出版歷史的專著，在得到台灣出版界多方的協助下，廣搜資料，悉心研究，三年有成，終於寫出了40萬字的《台灣出版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全書比較系統地對台灣近200年來特別是光復以來的圖書、報刊、音像出版和印刷、發行、著作權等方面，作了簡要的論述，並附有書刊、人物和事件等照片。它的出版，無疑填補了研究台灣出版史專著的空白，必將對進一步研究台灣、香港、澳門出版史產生促進作用。
以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為代表的館史、社史研究的開展，出現新的面貌。商務、中華是我國近代出版業中歷史最為悠久的"老店"，它們都有編寫自己歷史的傳統，成立了研究編輯小組。1987年商務印書館成立90周年時，陳原主持編輯了《商務印書館九十年我和商務印書館》、《商務印書館大事記》。這本大事記在編寫取材和形式上很有創新，突顯了出版與文化的緊密聯繫。這一年是中華書局成立75周年，中華書局編輯部編印了《回憶中華書局》(上、下冊)。中華書局在成立80周年時還出版了紀念論文集《中華文化的過去現在和未來》(1992年)和《中華書局收藏現代名人書信手跡》(1992年)。1992年商務印書館出版《商務印書館九十五周年》，為紀念商務印書館一百周年又出版了《商務印書館一百年(1897~1997)》，選錄京、滬兩地報刊發表的紀念文章118篇，加上未發表的132篇文稿，約50萬字。此外，太原、上海兩地還出版過解放前有影響的如開明書店、文化生活出版社等社史資料，如《開明書店紀事》(王知伊著，1991年版)等。
中國是印刷術的故鄉，唐代，印刷出版業初發達，並與商業利益發生密切的關聯。我國歷代的出版商在傳播典籍，追求利潤的過程中，對商標功能的認識逐漸加深，對商標的應用也日益自覺、重視，並多創見、發明。如在印賣的出版物上刻印有"成都府成都縣龍池坊卞家"、"京中李家"、"上都東市刁家太郎"等，均已打出字號，可以說已具備商標的雛形。
兩宋時期，印刷術更為普及，出版業的商業化程度也更高，出版商對商標的運用和製作無論在內容還是形式上都有了進一步發展，是古代出版業的商標意識和運作趨向成熟的一個起點。
明清時期是我國古代出版業的鼎盛時期，期間，民間書坊星羅棋布，商業競爭異常激烈，社會上翻版、盜刻、偽冒、剽竊等現象十分普遍。於是，許多的出版商便更加倚重商標這一利器，以維護自身權益不受或少受侵害。這一時期書坊(鋪)以字號亮牌已不計其數，司空見慣，一些精明的書坊主遂以字號為主，輔之其它種種措施，以竭力推薦自家品牌，禁防他人仿冒侵權。較為典型的有:一是強調自家字號，要買主確信某種好書獨此一家，別無分號。二是創製專用標識，以鮮明的圖案標識來加深買者對本字號的感知和印象，進而達到名蓋群坊，嚇阻仿冒的目的。三是刻印業主肖像，以自己的人格和聲譽作擔保，推薦品牌，承諾圖書品質。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出版業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中國的出版業在今後幾年將繼續呈快速發展態勢，這是毋庸置疑的。但出版形勢的發展亦已經證明，中國原有的出版市場格局將被打破，一個全新的市場化的出版市場格局正在逐步形成之中。
從國內行業的生產構成看。中國現代出版業是以市場為導向的出版業。因此，分別對應圖書產品的三大功能，即娛樂(文化)功能、知識功能和信息功能，產生了大眾圖書市場、教育圖書市場和專業圖書市場。這是現代圖書市場的基本結構。經過這些年的發展，中國的圖書市場也比較清晰地呈現出這三個市場的基本劃分。
在目前全球金融危機經濟低迷、消費緊縮的情況下，圖書相對於其他娛樂產品具有低廉、易得的特徵，有着更強的市場親和力。出版業應以此次金融危機作為契機，推廣廉價的娛樂消遣方式。出版商可以藉此機會重新界定他們的角色，即以低廉的價格提供娛樂、知識。圖書行業生產的是實實在在的產品，是圖書，是知識。未來對出版行業的投資潛力巨大。
隨着中國改革與開放進一步深入，出版事業也出現不少問題。一部分讀物不適應社會的需求，內容粗製濫造。某些書刊肆意傳播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在政治上發生嚴重錯誤。特別是近年來淫穢讀物屢禁不絕，使青少年身心受到損害，引起社會的關注。為取締宣揚淫穢色情、兇殺暴力、封建迷信的書籍、報刊和音像製品，有關方面已在全國範圍內進行清理，對出版、印刷和發行單位實行綜合治理。這項工作已見成效，並將長期堅持下去。印刷方面，生產能力雖有很大提高，但印刷周期長，趕不上客觀形勢的需要。紙張生產能力不足，價格變動大，有待於改善和調整。發行工作，已有很大改觀，但發行渠道仍不夠暢通，多渠道的競爭局面還沒有形成。出版隊伍的素質，有待於進一步提高。所有這些都是擺在出版工作面前的重要問題，需要逐步解決。現在出版面臨整頓秩序和深化改革的任務。為了繁榮出版事業，要有更多更好的讀物供應讀者，努力提高書刊的質量。要大力出版健康的優秀的文藝作品、有價值的學術著作和實用的有益的讀物。出版要為繁榮創作和活躍學術創造條件，為普及馬克思主義理論知識和提高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作出貢獻。社會主義出版事業要依照憲法保障公民行使出版自由的權利，同時又要依法防止濫用這種權利。國家權力機關正在制定《出版法》，與此同時，為了保護作者的著作權利，也正在制定《著作權法》，以促進社會主義的精神文明建設。
數字出版
數字出版是人類文化的數字化傳承，它是建立在計算機技術、通訊技術、網絡技術、流媒體技術、存儲技術、顯示技術等高新技術基礎上，融合併超越了傳統出版內容而發展起來的新興出版產業。數字化出版是在出版的整個過程中，將所有的信息都以統一的二進制代碼的數字化形式存儲於光盤、磁盤等介質中，信息的處理與接收則藉助計算機或終端設備進行。它強調內容的數字化、生產模式和運作流程的數字化、傳播載體的數字化和閱讀消費、學習形態的數字化。數字出版在我國雖然起步較晚，但是發展很快，目前已經形成了網絡圖書、網絡期刊等新業態。
手機出版屬於數字出版的範疇為傳統數字出版轉向智能數字出版的一個重要標杆，也是傳統數字出版通過移動網絡、智能移動設備的普及為基礎，結合互聯網技術、計算機技術、流媒體、雲存儲等先進的科學技術，整理、優化、加工原有版權內容的一種出版形式，為用戶主要呈現的方式為手機App(軟件應用)。
它更加強調內容的移動化、數字化、生產模式、運營管理和運作流程的數字化、傳播載體的數字化和閱讀消費、學習形態的數字化。手機出版在近年得到了迅猛發展，是目前傳統出版社、傳統數字出版、傳統辭書行業，轉型發展的重要機遇。轉型代表企業有，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與上海詞海信息技術有限公司。它們合作開發了外研社·現代英漢漢英詞典手機詞典、現代韓中中韓詞典手機詞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