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裁的时光,裹着一粒糖(一场烟花而已)
作品欣赏
剪裁的时光,裹着一粒糖
母亲不是个裁缝，却对缝缝补补爱得要命。
尽管家里的缝纫机是最简款，锁边机没有，剪刀不是燕尾式，划线的粉笔是我从学校讲台捡来的，但是，这都不能阻挡她对那些针头线脑儿的痴迷。
从记事起，母亲就常做鞋。当然，那个年代的母亲都一样。她又不一样，比如用旧报纸剪的鞋样儿，会被左邻右舍争着传来借去。她做的鞋，底子纳得齐整，边缘粘得圆润，白色纯棉布底，黑色条绒布面，摆出来，秀气，俊俏，穿上，合脚，舒坦。冬天的鞋，需衬上厚厚一层棉花内里，做起来费工费力，做不精细，穿出来很是难看。冬闲了，女人们常围着我妈坐一块儿，一边唠嗑儿，一边跟她学做活儿。明明教的人也用心，学的人也上进，到最后，鞋子用干净的黄土塞结实（相当于鞋撑）定了型，还是她手里那个模样最好。我们一家人穿新鞋出去，总能引来别人欣羡的目光。这是那个年代，我能拿得出手的骄傲。
母亲会做鞋，但不大会做衣服。
小时候买新衣贵，可一年到头儿，她总想让全家穿得体面些，就凭自己的一点爱好和悟性，或旧衣翻新，或去大集上买廉价布头儿，变着法儿地给每人缝上一件新衣裳。
赶集买布，她爱带着我。从摊子上，随手掂一块料子，往我身上一搭，她就能看出颜色合不合适，可能裁出什么款式，大约用多少尺寸。我稍大一点儿，有了懵懂的审美，挑剔得很，常与她产生分歧，可到最后做出成衣，总还是她选的让我更满意。
做衣裳剪裁很复杂，母亲并不拿手，于是常带上布料，去一个裁缝铺子请师傅指点。这是我最爱跟去做的一件事儿。那时正傍年根儿，我放寒假，时间也宽松。母亲往往先在家里比比划划琢磨出个大概，然后将厚厚一沓布料包在头巾里，对角一系，挎上胳膊或夹在腋下，喊上知近的女人们，一起去裁缝铺子。
午饭后，需行两里多路。可我不觉得远，几个八九岁的孩子结伴，跑着闹着，也就到了。况且，我对穿新衣很是憧憬，急切盼着能早点做好，等待大年初一美美地亮个相。所以，即便半路有个结了冰的很大的池塘，有许多伙伴在滑冰车打陀螺，我都不为所动。去做新衣服，那是一件多么甜美的事儿。
裁缝铺的师傅，按着村里的辈分，我喊她婶子。婶子摊开布料，用一根手指宽一米长的木尺左右一划，褶皱拂去，布面变得平整熨帖。她用眼睛挑起料子，对着我的身子上下打量，随手从脖子上顺下一条软尺。我立刻乖乖地站直，抬头，伸臂，挺胸，收腹，像个服从命令的小兵。等她码遍我的前后左右，我也不乱动，只等婶子说，好了，玩去吧，我才敢撒个欢儿。其实，并不是我多听话，是暗暗怕哪里尺寸量得不准，影响到成衣的美观。同时，内心还有些小兴奋，因为到了这一步，会真切地感觉，新衣服，离我近了。
剩下的时间，是属于大人的。婶子和母亲们要一件一件，商量衣服的样式。比如，竖领还是翻领，扣子单排还是双排，前门襟是圆摆还是直角，衣兜是明还是暗……母亲在这时候，总是很有见地，能把一些巧妙的小心思恰如其分地融入设计里，给裁剪师傅许多意想不到的创意。我那时候插不上嘴，但坐在炕沿边儿上，耳边始终记挂着大人们的话儿，并在心里头粗略地勾勒着衣服的轮廓。这是我大年初一迎喜接福的头等大事，实在马虎不得。
当方方正正的布料，被剪成零零碎碎的形状，母亲便将它们凌乱而有序地折叠好，用旧报纸一件一件裹了，连同我内心的小甜蜜，重新打包在来时的头巾里，带上回家的路。
腊月天儿短，回来的路上，暮色已渐浓。有时会有人带了手电筒，行走便利些，有时粗心，大家就只好摸黑上路。我紧紧拽着母亲的衣角，或被她有些粗糙的大手牵着，深一脚浅一脚，伴着此起彼伏的犬吠声，怯怯地前行。大人往往责备孩子走得慢，嗔怪我们胆子小，累赘，说下次不要再跟着来，没有尺码，拿一件穿过的衣服做个比头儿（参考）就好。我偷偷想，那是决计谈不妥的，因为小伙伴们早就约定好，新年头一天，一定要比比谁的新衣更漂亮。
回了家，料理完鸡鸭猪狗，母亲洗净双手，拾掇出半边炕，在灯下将那些零碎一样一样放好，渐渐摆出成衣的雏形。毕竟对裁剪不熟，拼图一般的过程，经常是缺了这角儿，少了那边儿，她半蹲半坐，专注地左寻右找。我不听大人不让乱动的警告，擅自摸摸这一片儿，挪挪那一条儿，有时帮了倒忙被呵斥，也还任性地坚持，似乎有了这样的参与，那新衣里就有了我的一份价值。
等把衣服的初步印象记在脑子里，母亲又一样一样收拾好，等着第二天开做机器活儿。
做大人的衣服，我是半只眼也不瞧，轮到做自己的，就一定要凑在缝纫机旁，漫不经心地写作业。母亲把缝纫机台板下面的扳手搬动，中间盖板翘起，拿下来，从箱底掏出机身，小盖板复原，机头放平，挂上皮带，底线、上线、针孔线按顺序穿好，手拽住上线头，脚踩踏板，“嗒嗒嗒”就可以缝衣服了。我左瞅瞅右看看，将步骤烂熟于心。母亲有时候也手忙脚乱，我会插一句：梭子线快没了吧，别白缝半天……
后来，这些摆弄机器的前奏，母亲就放心地交给我。每一次轻拿轻放，心底的小幸福都会高高地弹起，怎么也按捺不住。
接着，母亲的半成品一次再一次披在我身上试穿。袖子肥了，肩不够挺，兜不对称，领子紧巴，扣子小点……缝了再拆，拆了又缝。
可是，她不急，不恼，半天半天儿坐着，慢慢儿摸索。一会低了头皱着眼，一会眉间又开了花，我的心，也跟着她的小情绪一收一放。反反复复，直到大年初一，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一件属于自己的新衣裳。而我，又在众人欣羡的目光里，倚着母亲的别出心裁，骄傲而美丽。
年来年往，她的手，已结了茧。沉重的农活间隙，缝补老老小小四个季节的鞋脚衣衫，她的腰，也总是疼。
后来，全家已无需再为衣着费尽思量。而少时对年的期盼，对新衣的渴望，便成了我这许多年不舍忘却的甜美念想。
只是有一次，母亲轻拭她的缝纫机，忽然轻声念叨：多久没用，会不会生了锈？
她留恋的目光，我倏然明了。原来，一些容易填满的愿望，有时那么廉价和空荡荡。恰是那些年，淘尽气力的剪裁时光，反倒裹着一粒糖。那粒糖，遮掩了当年贫乏的物质，挟裹着一个时代的母亲们，用慧心巧手对简陋日子的细刻精雕，充盈着劳动者对精神审美的甜蜜向往……[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