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繁
人物簡介
加藤繁是日本歷史學家、東洋史學家、明治•大正•昭和時期的中國經濟史研究著名學者，文學博士，東京文獻學派第二代領袖之一，被譽為日本近代研究中國經濟史的第一人。他於1880年9月3日出生在日本島根縣松江市奧谷町一個士族家庭，為舊松江藩士內田家的四男。他的長兄即為收集和研究歌川廣重的作品而名高一時的實業家內田實。1歲時，加藤繁成為舊松江藩士加藤家的養子，年長後入讀松江中學，在此讀書因受到三宅雪嶺的支那研究論吸引而立志治東洋史。1901年加藤繁來到東京，進入國民英學會學習。國民英學會是由美國英語教育家弗蘭德里克•W•埃斯托萊克（號東湖，1858.1.22-1905.2.18）與日本英語教育家磯邊彌一郎（1861.3.17-1931.4.23）於1888年2月共同創立。儘管它招收的對象為未考取東京第一高等學校（舊制）等正規學校的生徒，但擁有英語學者斎藤秀三郎（第一高等學校教授）等優秀的教員，教學質量較高。日本近代名人村田省蔵（政治家）、蒲原有明（詩人）、幸徳秋水（思想家）、坂田祐（教育者）、杉村楚人冠（記者）、辻潤（詩人 ）、福士幸次郎（詩人）、物集高量（國文學者 ）等人，早年都曾在國民英學會學習。因此，加藤繁在此受到了一年的良好教育。1902年9月，加藤繁作為選科生進入東京帝國大學（現東京大學）史學科的支那史學科就讀，師從東洋史學先驅白鳥庫吉。同時因受到日本經濟史學先驅內田銀蔵（時任東帝大講師）有關日本土地經濟史研究成果的影響，加藤繁選擇了當時日本東洋史學界和經濟學界無人問津的「中國經濟史」作為大學專攻。學習期間，因日俄戰爭的發生曾一度休學，隨後繼續學習，1906年於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支那史學科畢業。1907年秋加入當時日本政府成立的「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擔任「事務囑託員」，參加在狩野直喜的指導下的有關土地制度、產業、法制的調查及參與《清國行政法》等編纂修訂工作，歷經8年，至1915年結束。隨後任日本法政大學清國留學生普通科副主任、法大清國留學生總講習等職。1917任慶應大學講師,1920任慶應大學教授；1925任東京帝國大學講師。1925年出版其著《唐宋時代金銀之研究》上卷，同年以該書而被授予文學博士學位；翌年出版《唐宋時代金銀之研究》下卷。1927年5月20日因《唐宋時代金銀之研究》上、下兩卷對學術界的貢獻而被授予日本學士院第17屆恩賜獎（日本學士院獎中最權威學術獎）。雖然當時加藤繁僅任東京帝國大學講師，但是，隨着20世紀20年代中期白鳥庫吉、市村瓚次郎相繼於東帝大教職退休後，他以其名重一時的學術成果成為了東京帝國大文學部東洋史學科三劍客（池內宏、加藤繁、和田清）和東京文獻學派第二代三導師（池內宏、加藤繁、和田清）之一。在東帝大經過副教授，到1936年加藤繁56歲時成為東帝大教授，擔任東洋史講座教授。1941年加藤繁於東帝大退休後，繼續從事研究著述活動。
由於加藤繁較早在日本國粹主義者蓑田胸喜主辦的《原理日本》期刊上發表文章，並於1943年在該雜誌上發表《絕對的忠誠》一文，表明了自己的皇國史觀。為此，1945年日本戰敗後加藤繁受到日本學術界一些學者的批判，罵他是國粹主義者。儘管如此，日本東洋史學界普遍認為：加藤繁沒有將他的國粹主義思想帶入學術研究中，能夠將政治與學術嚴格加以區別，因而他基於文獻對中國經濟史進行的客觀研究具有較高學術價值，開拓性貢獻斐然，以致影響廣泛和深遠。
加藤繁還擅長繪畫評論和俳句創作，死後的1962年，其生前創作的俳句匯集為《句集》出版。他於1946年3月7日在靜岡縣去世，葬在著名的東京郊外多磨村公園墓地「多磨陵園」
文化觀
加藤繁博士對萬世一系的日本與易姓革命的中國進行比較研究後將日本文化定位為「忠誠」文化，將中國文化定位為「革命」文化。這種文化觀在他於1922年與吉野作造（1878.1.29 - 1933.3.18）共著的《支那革命史》中表露無遺。這種文化觀是他於1943年出版的《絕對的忠誠》一書中號召日本國民誓死忠誠天皇的思想源流之一。
學問觀
學問是天下公器，因此沒有國界。日本學者中鳴敏先生回憶在做學生時，曾向其師加藤繁先生（日本的中國經濟史開山鼻祖）抱怨說：「像搞（中國）社會經濟史這門學問，外國人總不及通曉實際情況的本國人」。加藤繁先生即正言厲色地回答說：「不是這樣，那只是在常識方面而已。如果真正進入學問的深處，外國人和本國人，並沒有兩樣」。此語極有氣魄，事實也確實如此。
中國貿易研究
古代中國對外貿易中的白銀流向，是學術界長期關注的一個重要課題。但許多學者主要關心的是明清時期的情況，專就宋代白銀流向進行研究者不多，且看法分歧。國外較早研究這一問題的當數日本學者加藤繁。他於所著《唐宋時代金銀之研究》（1944年中國聯合準備銀行中譯本）中第8章以唐宋時期為中心，集中對白銀的輸出與輸出進行了探討
唐朝莊園研究
在唐朝史笈里雖然有「莊園」一詞，但把「莊園」作為學術問題加以研究的，是從日本學者開始的。1909年，中田薰教授發表《日本庄園系統》……中田薰說：「隋朝以前，根本不使用這樣意義的字，把私有土地稱為莊是在唐朝初和隋朝的事。」唐朝「莊園」說就是這樣產生的。中田的論文發表以後，在日本學術界引起很大反響。1917年，加藤繁發表了《唐朝莊園的性質及其由來》，批評了中田的觀點，他認為，「唐朝的莊、莊園、莊田等性質，決不始於唐朝，而且可以一直追溯到漢朝，在本來是『別莊』的意思，或者也叫墅園、別業，是配置花木、水竹之娛樂游息場所，可是除了這部分以外，大多包有作為生活資料的田地。換句話說，原來指莊和田園兩重意義的莊田或是莊園這樣用語，事實上很多場合和莊字完全一樣，因為引申下去，就不問別莊設備的有無，專指田地的也稱為莊、莊田、田園等。把別莊稱為莊，從梁朝起就已經出現了，而這種用語的盛行是在唐朝。」「總之，唐朝的莊田、莊園的名稱的確到了唐朝才顯著起來，但是它的實質從漢以來就繼續存在。如果深入細緻地來看，有多少差異也難以推測，但大體說來，這是自古以來普遍現象，決不能看做唐朝特殊制度。」1924年，玉井是博發表《唐朝土地制度管見》長篇論文，又對從均田制到所謂「莊園」進行全面探討。玉井是博不僅吸收了加藤繁的研究成果，而且把「莊園」說推進一步，他說「這樣看來，唐朝莊園是沒任何法律特權，所以唐朝莊園也就不能像日本的莊園那樣有特別的制度，大體上正如加藤所說，唐朝莊園之名，不過是當時人用它稱貴人、富豪的田園普通話而已。」1928年，加藤繁發表了《唐宋時代的莊園組織及其成為村落而發展的情況》，把唐朝「莊園」說的研究範圍擴大到宋朝，進一步探討唐宋六百年中「莊園」內部結構。作為一種學術觀點，日本學者首先提出唐朝「莊園」說， 因此在1930年以前，中國學者編寫的國史著作里，從來沒有人提到唐朝「莊園」問題。在唐朝文獻里，雖然有個別地方提到「莊園」二字，但是，唐朝說的「莊園」僅是一個名詞。我們在談的是「莊園」說，是一種學術觀點，這是兩碼事，不可將二者等同視之。日本學者唐朝「莊園」說傳入中國是1933年以後的事。傳入的途徑有二：一是將加藤繁和玉井是博的論文譯成中文在中國發表，二是通過日本森谷克己的《中國社會經濟史》的中譯本。北京師大王桐齡先生，首先把加藤繁1917年那篇論文譯成中文，在1933 年的《師大月刊》第2期發表，題目是《唐代莊園考》。1934年，中國《方志月刊》7卷2期，發表了加藤繁的《唐宋時代莊園之組織及其與聚落的關係》的譯文……。從此開始，唐朝「莊園」說便在中國學術界傳播
成就
「東京文獻學派」部分成員合影，1936年冬攝於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樓前。從左到右：前排加藤繁、和田清、黃現璠、松田壽男；後排榎一雄、田坂興道、岸邊成雄、三上次男、矢澤利彥
加藤繁不僅在學術上取得了重要成就，同時在東洋史學教育領域同樣成果不凡。自20世紀20年代白鳥庫吉和市村瓚次郎相繼於東帝大教職退休後，東帝大文學部東洋史學科從「白鳥•市村體制」向「池內、加藤、和田體制」移行，池內宏、和田清、加藤繁成為史學科領軍人物，由此造就了「東京文獻學派」的繁榮興盛。由於加藤繁博士長期擔任東京帝國大學的教授，培養出大量傑出的史學人才，馳名於世者有松田壽男、前嶋信次、野原四郎、鈴木俊、江上波夫、増井經夫、三上次男、周藤吉之、日野開三郎、旗田巍、鐮田重雄、山本達郎、田坂興道、榎一雄、矢沢利彥、山根幸夫、神田信夫、西嶋定生、護雅夫、荒松雄、田中正俊、堀敏一等人，皆為日本現代東洋史學界大家。中國現代民族學奠基人之一黃現璠（1899～1982）於1935年底考入東京帝國大學研究院深造時，加藤繁博士為其導師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