勾勒姆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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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內容簡介
🩺醫學致力於救治個體生命，也肩負社會福祉。
🩺我們如何與醫生攜手應對疾病與傷痛？
🩺面對不完美的醫學，我們難有萬無一失的選項，卻已找到增強判斷力的路徑。
勾勒姆是猶太神話中由黏土、水及符咒構成的人形傀儡，既不了解自己有多麼強大，也不知道自己有多麼笨拙和無知。
醫學也是一個勾勒姆 ，一種具有不確定性的複雜造物。
面對可能出錯的醫學，我們該怎麼辦？
當我們所愛的人面臨癌症的死刑宣判，試圖尋求替代療法時，我們應該提出何種建議？
當同事確信自己得了慢性疲勞綜合徵，或由於重複性勞損請假時，我們要如何回應？
當孩子被要求接種疫苗，而該疫苗爭議不斷時，我們該怎麼辦？
當我們的乳房X光片、膽固醇指標等顯示了危險信號時，我們要如何評估它的危險性？
當上年紀的父母或親屬不得不在醫療干預和有尊嚴的死亡之間進行困難的權衡時，我們要如何給出建議？
當自己的慢性疾病和損傷清楚地顯示了死亡的前兆時，我們應該怎樣應對？
在人的一生中，我們都在學習如何應對這些問題，如何解決這些困境。
作者簡介
哈里·柯林斯（Harry Collins，1943— ），英國卡迪夫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教授，英國國家學術院院士，著有《人工智能：反對人類向計算機屈服》（Artifictional Intelligence: Against Humanity’s Surrender to Computers）、《引力的影子：尋找引力波》（Gravity’s Shadow: The Search for Gravitational Waves）等。
特雷弗·平奇（Trevor Pinch，1952—2021），英國社會學家，電子勾勒姆（The Electric Golem）樂隊成員，美國康奈爾大學文理學院科學與技術研究系前主任，著有《糾纏：關於人類研究科學、技術與聲音的對話》（Entanglements: Conversations on the Human Traces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und，與西蒙娜·托索尼合著）等。
二人合著「勾勒姆系列」：《勾勒姆：關於科學你應該知道的》（The Golem: What You Should Know about Science）、《脫離控制的勾勒姆：關於技術你應該知道的》（The Golem at Large: What You Should Know about Technology）、《勾勒姆醫生：如何理解醫學》（Dr. Golem: How to Think about Medicine）。
譯者
雷瑞鵬，華中科技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華中科技大學生命倫理學研究中心執行主任，電子科技大學科技倫理治理研究中心主任，WHO COVID-19倫理與治理專家工作組成員，生命倫理學創始機構黑斯廷斯中心（Hastings Center）研究員。
原文摘錄
做屍檢的醫生忽略了與病人的對話，獲得越來越高的權威。特殊工具的使用有相同的效果。1819年採用的聽診器需要技巧來使用和解釋。聽診器創造了一種只有經過訓練的人才能夠分享的談話。屍檢和聽診器把病人排除在逐漸成為醫學科學的醫學談話之外。
書評
還記得這本書是高中畢業的那個暑假買的，還是狂妄的年紀，正準備進大學讀基礎科學。雖然一直以來都很喜歡醫學，但那個時候覺得醫學太無力了，癌症治不好，感冒治不好，好像除了自己本來就能好的病，就沒有什麼是能治好的。所以大學志願填了理學院，幻想着自己有朝一日能在實驗室里就攻克一個什麼醫學難題，然後等病人們在醫院裡康復的時候，不動聲色地走過醫院的走廊，滿心都是幕後英雄的自豪感。現在想來，如此幻想，還真是幼稚。
那個時候，這本書只翻了幾頁，就再也沒有看下去了，畢竟學養不足，還看不懂。所以這本書一直沒看完，放在家裡的書櫃裡。
後來，好好地讀了幾年生物，化學，還有生物化學，書讀了很多，實驗室呆了很久，文獻也沒少看，除了明白科學如今所能做的離我當初的幻想還是有着很遠的距離之外，還明白了比起成為一個科學家來，我也許更想做一個醫生。做一個科學家的無力感不比做一名醫生小多少，看着準備用來做實驗的細胞在incubator裡面出於各種令人哭笑不得的原因一批批地死掉，想想這些培養皿離病床那麼遠，這一切，還真是令人不滿足。當然，不同人的出發點不一樣，關注「作為救助手段的醫學「的人，自然倍感無力和焦慮，而僅僅致力於追求科學真理的人，或許更能容忍基礎科學日復一日的重複和距離能夠真正解憂濟困總是遙遙無期的失望吧。
還好國外的醫學教育把醫學放在了professional school的階段，我想在本科畢業之後從醫也沒有什麼大障礙。還好，我在這個時候，在家裡的書櫃重新發現了四年前買的這本書，好好地讀了幾遍。
一個尤為明顯的變化發生在我對待替代醫學的態度上。此前，我對中醫是深惡痛絕的，我無法理解為什麼有人會相信中醫，我無法理解為什麼當人們看見中藥製品的說明書上副作用及不良反應那一欄寫着「尚不明確」的時候，還敢把那些在我看來不啻為是危險品的東西吞下去，卻對已經明確了不良反應的主流藥物避之唯恐不及。就好像是那些並不明智的君主，他們懲罰誠實而全面地報告了壞消息的信使，卻無比信任那個總是說「我還不知道」的人。
但現在，雖然我依舊反感替代醫學了，但我不想再試圖說服相信中醫或者是各種巫醫的人改變他們的立場了。都是普通人，誰在乎什麼「臨床隨機雙盲對照試驗」，他們病了，他們怕，他們只是希望自己感覺好一點。
其實本來沒有什麼「替代醫學」和「主流醫學」或者「中醫」和「西醫」之分的，用「傳統醫學」和「現代醫學」來稱呼還比較貼切。傳統醫學自然漏洞百出，現代醫學卻也只不過是在很多時候不知如何自處的勾勒姆。有人因為中醫藥「尚未明確」的副作用必須要承受本可以規避的嚴重損害後果，有人因為聽信替代醫學導致本可以得到有效控制的早期病變惡化到無力回天的終末階段才追悔莫及，也有人，在現代醫學也束手無策的時候，只能躺在病床上聽着周圍的儀器嗡嗡作響。
讀這本書的期間，接了一個翻譯的工作，出版於1913年，William Osler的The Evolution of Modern Medicine。其中引用的一句醫學史學家Joseph Payne的話，在我看到的那一瞬間，想的居然是，如果病人在我詳細地解釋之後還是決定嘗試替代醫學，那麼我不會再繼續強調自己對替代醫學的反感，而是會接受他們的選擇，並儘自己所能保障他們的安全，而那句話是，the basis of medicine is sympathy and the desire to help others, and whatever is done with this end must be called medicine。
我個人還是不會選擇任何一種形式的替代醫學，我對它們依舊不信任。但是如果我行醫的時候，遇到一個病人，他的問題是醫學科學還不能回答的，那麼我不會因為他去向替代醫學求助而覺得他的選擇是出於對醫學科學的無知，我正在試着理解一個病人能有多絕望。以前，看見有人去諮詢中醫，我會覺得他們簡直無可救藥，但現在，只要那些藥方里沒有那些明顯傷害多於益處的成分，我會覺得，他們想試一試，也是有道理的。醫學科學在很多病症面前已然無能為力，又怎麼能苛求亟需幫助的病人遠離水晶球和神秘儀式？替代醫學也許毫無科學根據，不過現在難道不也只是知道循着醫學科學的路也許能找到答案卻還沒有找到答案而已嗎？還沒找到答案的時候，對於科學的發展和更多人從長遠來看的福祉而言，「安慰」確實一點助益都沒有，但是對於某一個病人當下所承受的折磨來說，也許「安慰」確實比「有根據且有效」更加重要吧。
但是，我也會提醒他，因為替代醫學所採用的藥物和治療方法並未經過嚴格的臨床試驗，他可能會面臨很大而且不可預知的風險，我會告訴他某種他將要用到的草藥已經被證實含有某種會傷害他的物質，其他的成分則相對安全。只要我知道他正在用的草藥無害，我不會因為那些草藥很可能無效而橫加撻伐。主流醫學力所不能及的時候，如果安慰劑效應能讓一個人覺得好一些的話，我又怎麼能剝奪病人的這個權利呢？
我還可以幫助他確定那些草藥的成分，甚至最終確定其中有效成分的作用機制，然後在去除有害成分後，利用現代醫學的手段把來自原始草藥的成分發展並且優化成為能夠通過臨床試驗的主流醫學藥物，如同青蒿素，如同用於APL的三氧化二砷。只是這些，是「作為科學的醫學」應該做的，不能強迫已經很是無助的病人參與其中，而是應該成為醫學和科學從業者的義務的一部分。
「作為科學的醫學」需要嚴謹審慎的研究，這是以醫學為職業的人的責任，是哪怕會經歷無數的失敗也要咬牙堅持的路，而在醫學科學還沒有發展到的地方，醫生們還應該能夠轉回身來，握一握病人的手，因為醫學，畢竟還有「作為救助手段的醫學」這一面。
醫學是人類所能選擇的最悲壯的事業，因為我們所對抗的，是大自然不可違抗的生老病死的鐵律。也許醫學永遠不能發展到回答我們所有的問題的程度，但是在別人的苦難面前，我們總是會心生悲憫。還好醫學是關於人的，我們也許永遠找不到答案，卻總是可以選擇並肩同行，讓路上的苦對彼此來說都好受一些。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