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公案

         

包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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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公案》，明代的公案小说，又名《龙图公案》，全名为《京本通俗演义包龙图百家公案全传》，也称《龙图神断公案》，全书十卷，作者安遇时，书中讲述了包拯破案的故事，该书是中国古代文学三大公案小说之一，影响较大。

安遇时，生活于明朝中期，松江华亭人，早年中过武举，三代将门后裔，后迁居云南昆明府。

目录

简介

《包公案》实际上是一部有关包公故事的短篇小说集，每篇写一则包公断案的故事。其内容虽不连贯，但包公形象却贯穿全书。与其他公案小说一样，《包公案》的成书，也是源自民间故事的流传。宋元时代，商业、手工业的发达造成了都市的高度繁荣和城市人口的激增。在工商荟萃、人稠物穰的都市中，为适应日益壮大的市民阶层的文化娱乐需求，一种适合市井平民的“说话”艺术诞生于“瓦肆勾栏”之中。说话艺人敷演的故事被称为“话本”，后经文人整理，这种话本便成为最初的通俗短篇小说了。

《包公案》的题材，部分来自民间流传的包公故事，也有部分采录自史书、杂记和笔记小说中的有关材料而加以编排敷演成篇的。包拯，历史上实有其人，庐州(今安徽省合肥市)人。宋仁宗时，曾官监察御史、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枢密副史等。《宋史·包拯传》称他“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呼日包待制；京师为之语日：‘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包公在开封府尹任上，以清正廉洁著称于世，深得百姓爱戴。有关包公的民间传说广为流传，宋元以来以包公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大量出现，包公形象不断被丰富、被理想化，成为封建社会中最著名的清官形象。这种现象是有其历史和社会原因的。在漫长的封建专制重压下生活的民众百姓苦不堪言，他们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寄托在“明君”和“贤臣”身上。帝王的生活对百姓来说是既陌生又遥远的，因此，清官、贤臣便成为百姓理想的寄托，并在各种文学艺术形式中成为主角。

小说的基本内容是歌颂包公的，写他秉公执法，清正廉明。通过他审理的一系列有关“人命”、“奸情”、“盗贼”、“争占”等类案件，作者塑造了一个为民除害的清官形象。其中有些故事判斩了皇亲国戚，如《黄叶菜》、《狮儿巷》；有的故事揭露了土豪劣绅的狠毒凶残，如《栽赃》、《鬼推磨》；而《屈杀英才》、《久鳏》则对科举制度进行了有力的抨击。

《包公案》中的许多故事情节，为后来的《龙图公案》、《龙图耳录》等侠义公案小说所汲取。书中有的故事写得曲折生动，人物形象也较鲜明，但全书文意较差，思想性、艺术性两皆平平。但就是这些在当时社会上被认定的“非主流”作品，却得以广泛的流行。这并不奇怪，宋元时期市民阶层的崛起和市民文化的兴盛是侠义公案小说流行的根本原因。百姓的文化程度、文化心态和文化口味决定着各种文学艺术形式作品的公众认知度。时至今日，以包公故事为题材的戏曲、影视剧目仍然多达几十种。我们完全可以说，包公的故事不仅丰富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而且在反腐倡廉、民众呼唤司法公正的今天，包公形象仍然有着很大的现实意义。

像其他公案小说一样，《包公案》中也夹杂了一些因果报应、鬼神梦兆等宿命论和封建迷信的内容。另外，作品中极力宣扬的忠君思想显然是对封建皇权的“愚忠”，这是不足取的。希望读者朋友们在阅读这本小说时加以甄别。

本书的版本分繁简两种，繁本十卷一百则。主要有清初刊本、四美堂刊本及乾隆丙申重刊本。

历史上的包公

在谈及文学作品中的包公形象之前，不妨先了解一下历史上的包公。包公，本名包拯，字希仁，北宋庐州合肥人，天圣进士，仁宗时任监察御史，后任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官至枢密副使，为官刚正、执法严峻，权臣贵戚为之敛手，知开封府时，有“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之语。包拯终年63岁，由于他为官清正，得罪了不少人，后人怀疑他是被仇家毒死的，但开棺验尸表明，包拯确为病死，只不过生前可能服用过大量含砷、磷的药物，给人以死于砒霜的错觉。

包拯幼时很得父母宠爱，生活一帆风顺，小说戏剧中说他生得黑丑，被弃于荒野，是嫂夫人抱回抚养，一半是虚构，一半是将包拯幼子的经历移植到包拯头上，而包拯的黑脸，大概是从铁面无私演化而来的，从包拯后裔珍藏的肖像来看，包拯是一位方面白脸、眉清目秀的儒者。

包公一生没有留下多少破案的资料（仅有一则“割牛舌”见诸《宋史》），也没有什么“三口铡刀”、“打王鞭”、“势剑金牌”，更不曾被国太认作御儿干殿下，但他确实受到仁宗皇帝赵祯的信任和赏识。他和仁宗吵过嘴，甚至“唾其面”，但君臣从未反目。三十五年，依如股肱，死则亲奠，恩礼有加。上溯到比干、屈原，下至海瑞、于谦，没有哪位贤臣清官比他运气好。通观整个封建历史，也只有刘备与诸葛亮、李世民与魏征等少数几对君臣可以达到这样君臣无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