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四大书院
衡阳石鼓书院
石鼓书院为北宋四大书院之首，位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湖南省第二大城市——衡阳市石鼓区，海拔69米，面积4000平方米。
石鼓书院始建于唐元和五年（公元810年），迄今已有1200年历史。书院主要建筑有武候祠、李忠节公祠、大观楼、七贤祠、合江亭、禹碑亭、敬业堂、棂星门、朱陵洞等。蒸水出环其右，湘水挹其左，耒水横其前，三水汇合，浩浩荡荡直下洞庭。而石鼓正当其中，横截江流，秦然若素。“衡州八景”有“石鼓江山锦绣华”、“朱陵洞内诗千首”、“青草桥关酒百家”三景集聚于此。
石鼓书院立有高约两米石鼓。晋时庚仲初《观石鼓书》云：“鸣石含潜响，雷骇震九天。”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则载：“具有石鼓高六尺，湘水所经，鼓鸣则有兵革之事。”石鼓山峻峭挺拔，风景奇异，历有湖南第一名胜之称。
名城衡阳人文荟萃，石鼓文脉绵延千年。石鼓书院是一座历经唐、宋、元、明、清、民国六朝的千年学府，书院屡经扩建修葺，苏轼、周敦颐、朱熹、张栻、程洵、郑向、湛若水、叶钊、邹守益、茅坤、旷敏本、赵大洲、林学易、王敬所、蔡汝南、胡东山、李同野、罗近隐、王闿运、曾熙等人在此执教，在衡阳培育了王居仁、夏汝弼、管嗣裘、邹统鲁、朱炳如、伍定相、曾朝节、陈宗契、王夫之、曾国藩、彭玉麟、彭述、杨度、齐白石等一大批对中国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名人。诸葛亮、罗含、郦道元、齐映、宇文炫、杜甫、吕温、韩愈、柳宗元、刘禹锡、范成大、辛弃疾、文天祥、徐霞客等接踵至此，或讲学授徒，或赋诗作记，或题壁刻碑，或寻幽揽胜，其状蔚为壮观。
作为宋代四大书院之首，湖湘文化的重要发祥地，石鼓书院曾鼎盛千年，名噪朝野，在中国书院史、教育史、文化史上享有极高的地位。正所谓“石出蒸湘攻错玉，鼓响衡阳岳震南天”！但不幸的是，1944年7月，石鼓书院在衡阳保卫战中毁于日寇炮火。2006年6月，衡阳市政府重修石鼓书院。
石鼓之名一说，石鼓四面凭虚，其形如鼓，因而得名。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所载：“山势青圆，正类其鼓，山体纯石无土，故以状得名。” 另一说，是因它三面环水，水浪花击石，其声如鼓。晋时谀仲初《观石鼓诗》云：“鸣石含潜响，雷骇震九天”。从《水经注》来看，秦代以前，石鼓之名就载于史册。山北面有一石洞，名为“朱陵后洞”，《水经注》上说“有石鼓六尺，湘水所经，鼓鸣，则有兵革之事”，意思是说如果在“朱陵后洞”内听到湘江水的鸣叫，就会发生战争；《潇湘听雨录》记载：此洞为“灵洞”、“真仙遗迹”，在此祈祷能求子、除病。
三国时期，建安20年（215年）武侯诸葛亮居住在石鼓山，督零陵、长沙、桂阳三郡军赋。因此，后人在石鼓山的南面建“武侯庙”（据《徐霞客游记》记载），后被迁移至石鼓山上李忠节祠旁，改名为“武侯祠”【祠内有张南轩书《武侯祠记》（楷书体书），此碑在抗日战争时期流失】。
唐贞观时期（公元627-650年）衡州刺史宇文炫辟石鼓东岸西溪间为游览胜地，题“东崖”、“西溪”四字，刻于东西岸壁上；天宝年（742～755）间，著名道士董奉先在“朱陵后洞”栖息，修炼九华丹，杜甫《忆苦行》诗中有“更忆衡阳董炼师”之句；懒残和尚常来洞栖息，又名朱陵仙洞；“诗圣”杜甫大历4年（769)3月中旬和大历5年（770）夏两度到达衡州城，每次都在石鼓山下停泊上岸和离开，曾在此留诗数首。当杜甫第二次离开衡州城，便病故于耒水旁的方田驿（今耒阳市高炉乡龙王庙），时年59岁。
德宗贞元3年（787)，宰相齐映贬到衡州任刺史，在山之东面建一凉亭，取名为“合江亭”。顺宗永贞元年（805）大文豪韩愈由广东至湖北，途径衡州，齐映请韩愈为此亭写下著名的《合江亭序》“红亭枕湘江，蒸水会其左。瞰临眇空阔，绿净不可唾。……”，后人建“绿净阁”以此为纪念韩愈。地以人传，石鼓名声大振，成为后世文人骚客“朝圣”之地。宪宗元和年间（806-820），有“唐代八大诗人之一”美誉的衡州刺史吕温，任期间又对合江亭进行扩建装修；衡阳秀才（唐朝，秀才为最高荣誉，相当于现在“院士”）李宽在合江亭旁建房，取名为“寻真观”（李宽中秀才书院），在此悉心读书，为石鼓书院之雏型。刺史吕温曾访之，并作《同恭夏日题寻真观李宽中秀才书院》日记其事。
宋代太平兴国2年（978），宋太宗赵匡义为赐“石鼓书院”匾额和学田（朱熹的《石鼓书院记》：“始唐元和年间，州人李宽之所为，至国初时尝赐敕额”。《国朝石鼓志》卷一事迹篇：“案文献通考赐额在太宗太平兴国二年，与朱子记国初者合”）；宋至道3年（997），衡州郡人李士真在石鼓书院内开堂讲学、广招弟子，使石鼓书院成为正式的书院。宋仁宗景祐2年（1035），曾担任集贤殿校理之职的刘沆，在衡州任知府。这时，他将石鼓书院的故事上报给皇帝，宋仁宗阅后，便赐额“石鼓书院”。由于石鼓书院“独享”两度被宋朝皇帝“赐额”的殊荣，而步入石鼓书院的“鼎盛”时期，成为当时与睢阳（又名应天府书院）、岳麓、白鹿洞齐名的全国著名的四大书院之首。当时全国许多名流都至此讲学；如文学家苏轼、理学鼻祖周敦颐等……。孝宗淳熙14年（1187）理学大师朱熹、张栻在此讲学，朱熹作《石鼓书院记》；
张栻在亭中立碑，亲书韩愈《合江亭》诗和《石鼓书院记》，后人将此镌制成石碑，置于石鼓书院内，名曰“三绝碑”。仁宗庆历4年（1044）石鼓书院成为衡州路的官办学府，有正式教授1人，主要“以经术教导”学生。度宗咸淳10年（1274年）正月，湖南提刑、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驻衡州时，作诗《合江亭》：“天上名鹑尾，人间说虎头。春风千万曲，合水两三洲。……”；谆照十二年（1185），部使者潘田青（一作畴）就原址建屋数间，榜以鼓额，“将以俟四方之士有志于学，而不屑于课试之业者居之”，未竟而去。提刑宋若水继成，奉先圣先师之像，集国子监及本道诸州印书藏其中。请朱嘉作记，诫诸生勿为科举功名所乱，而要辨明义利，有志“为己之学”。
时戴溪为山长，与诸生讲《论语》，有《石鼓论语问答》3卷。七年林田井学教授兼山长凡三年，“补葺经创”，鼎新书院，并刊大字本《尚书全解》40卷。南宋开庆元年（1259），书院毁于兵火。景定元年（1260）提刑俞琰（一作俞炎）命山长李访“扫地更新”，“尽复旧观”，增辟园圃，仰高楼，取明德新民文章，为诸生丕扬其义，绝响再闻，士风作振”。提刑黄斡又置田35亩，“以赡生徒”。宋末著名音乐家郭沔曾寄居住石鼓山上，他泛舟于湘江上，创作出“潇湘水云（雾）”这首著名的琴曲。
元朝，继续办学。然其田于至元十九年（1292）为灵岩寺僧强占，经邓大白、王复、康庄、程敬直等历任山长长达62年争讼，才得归还。元末又毁于兵火。
明清时石鼓书院不断扩大，明永乐十一年（1413），知府史中重修书院以待旅游学者，设礼殿祭祀孔子，干张祠祭祀韩愈、张拭。天顺、弘治年间均有修葺。正德四年（1509）叶钊为山长，讲圣贤身心之学、道德之首，剖晰疑义、阐发幽微“时学者翕然云从”。
哲学家、教育家、书法家湛若水至书院讲论“体认”之学，理学家、教育家王守仁的传人邹守益亦来大倡“良知”之说。二十八年，知府蔡汝楠以书院为朱熹、张栻、湛若水、邹守益“过氏之地”，乃重整书院，订立规约，以学文敦行、辨声慎习、等伦常、识仁体训士，刊《说经札记》、《衡汀间辨》、《太极问答》等，“忘倦”达4年（1549-1552）。
又请赵大洲、皮鹿门等“海内名公”讲学其中，诸士环听，“宛然一邹鲁洙泗之夙也。”。著名地理学家徐弘祖在其《徐霞客游记》中对石鼓的景色有详细描述；万历四十的（1612）巡抚记事，观察邓云霄大修书院，以“铸士陶昆”、建有讲堂、敬义堂、回澜堂、大规模、仰高楼、砥柱中流坊、棂星门、风雩、沦浪、禹碑、合江诸亭、其他“殿祠号舍，罔不完葺”，规模极一时之盛，崇祯十五年（1642）提学高世泰修葺。青年时的王船山更是多次写诗词颂扬石鼓书院。明朝末年，书院再次毁于兵火。
清世祖顺治14年（1657）经略大臣洪承畴，将石鼓书院作为军事指挥所。同年偏沅巡抚袁廓宇上奏清庭，申请重建石鼓书院，衡阳县知县余天溥具体负责修复工程。此时，山上建有合江亭、禹王碑、武侯祠、大观楼、会讲堂、忠节祠、七贤祠等建筑。石鼓书院为清政府允许恢复的第一家书院，这一时期，书院科举化，石鼓书院成为传授举业、培养科举人才的基地。康熙七年（1668），知府张奇勋扩建号舍20余间，“拔衡士之隽者肄业其中，每月两试之，士风称最盛”。二十八年，知府崔鸣捐俸“增其所未备”、“督率师徒援古证今，析疑问难”其中。时七贤祠、仰高、大观二楼，敬业堂、留待轩、浩然台、合江亭及东西斋房等、“日日髹、丹碧上耸、焕然巨观”。
山长多一时之选，如陈正雅、余廷松、林学易、易廷彦、罗瑛、皆湖南名进士，然所援多为科举之业。咸丰3年（1853)9月～咸丰4年正月（1854），曾国藩、彭玉麟在衡州创建湘军水师，驻石鼓，石鼓书院附近的水面成为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石鼓书院改为衡阳官立中学堂，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改为湖南南路师范学堂；民国时期，相继改为“衡郡女子职业学校”和“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湖南三师），后由于石鼓山无法满足新型学校要求，学校被迁移至金鳌山；此时，石鼓书院便成为供人游览、祈祀的风景文化名胜。
1944年7月，石鼓书院原有的楼、阁、亭、祠等建筑物，在震惊中外的衡阳保卫战中被于日军焚毁。故址内还有唐、明、清碑刻多处。
1964年，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来衡阳视察时，要求恢复衡阳的名胜古迹，诸如石鼓书院、回雁峰等。当时的市委市政府限于历史条件，仅培植了树木花圃，建以亭榭，在废墟上建了一座石鼓公园，无法恢复当时的建筑和陈列。
1998年，国家邮政部发行“古代书院”即宋代四大书院邮票时，事先曾来石鼓书院实地考察，终因只见山石、不见书院而以河南登封嵩阳书院代之。
石鼓书院经过近十次的重修，在修葺的过程中，尽量保持其原貌，现在的石鼓书院主要是由禹碑亭、武侯祠、李忠节公祠、大观楼、合江亭、朱陵洞组成。
始入石鼓书院，穿过大门，走过长廊，映入眼帘的是禹碑亭。禹碑亭亭柱上题着一副对联：“蝌蚪成点通，天地衍大文”，此联为中国现代著名书法家史穆所题，在禹碑亭中央放置着一块禹碑，为蝌蚪文所做，禹碑为大禹治水功成在南岳衡山岣嵝峰所刻，最早见于东汉赵晔所撰《吴越春秋》，其后史乘屡有记载。衡阳石鼓山禹碑亭始建于明万历九年(1581），位于石鼓山南面。
明代杨慎为禹碑作释文亦置于此。
穿过禹碑亭，来到石鼓书院二门前，只见篆书对联“名修千佛上；至味五经中”于门上，石鼓山与道教文化有颇深渊源，后建立石鼓书院以“四书五经”作为正统教育教材，这幅对联是对石鼓书院的真实写照。
透过二门，看到眼前有两个祠堂，位居其右的为“武侯祠”，位于左的为“李忠节公祠”，武侯祠和李忠节公祠与石鼓书院都没有很多联系，但是由于这两位英雄的事迹都发生在石鼓山，遂将其移至石鼓书院。
武侯祠为纪念诸葛亮而建。武侯即诸葛亮（181—234），因其曾封武乡侯，故世称武侯。东汉建安十三年（208），刘备任荆州牧，诸葛亮以军师中郎将驻临然即今衡阳，督办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军赋，相传住在石鼓山上。后来人们在临然驿旁建武侯祠以供祀享。宋代重修石鼓书院时，将武侯祠移至石鼓山。南宋理学家张栻曾作《武侯祠记》，并亲笔勒石立碑。 祠堂门上范鹤年题有对联“心远地自偏，问草庐是耶非耶，此处想见当日；江流石不转，睹秋水来者逝者，伊人宛在中央”，上联武侯犹忆刘备“三顾茅庐”，拜访贤才，下联武侯观以前实景，感慨万千。
李忠节公祠为纪念李忠节的高风亮节而建。李忠节公名李芾，字叔章，南宋衡州人。南宋德佑元年，元军将犯，李芾临危受命，任潭州（今长沙）知州兼湖南安抚使，率领军民抗击元军三月有余，城破，举家殉国。元代在衡州城南金鳌山李带故宅建李忠节公祠，配祀李芾部将沈忠和衡阳县令穆演祖，清代移建石鼓山。元代宋本和清代陈沆先后有记。清同治年间（1862—1864）重修石鼓书院时，彭玉麟（时任兵部右侍郎）为李忠节公祠题联，赞扬了李忠节铁骨铮铮，为民族大义的牺牲精神。
穿过两祠堂，大观楼跃入眼帘，在大观楼内，你一眼便可以望到“书院七贤”画像依次排列，这是他们这一群文人雅士的贡献才有今天的石鼓书院。大观楼内放置着各地名人为其做的诗词和书画。
参观完大观楼，便是合江亭。
合江亭始建于唐贞元三年（787）至七年（791）间，衡州刺史齐映（757—795）所建。贞元十七年（801）后，衡州刺史宇文炫又增其制，为楼阁式建筑。历朝各代，石鼓山上建筑屡经废兴，合江亭均在必建之列。唐永贞（805）中，韩愈途径衡州，尝游石鼓，登亭揽胜，留下千古绝句，历代步其韵而和者众。合江亭亦因诗中“瞰临眇空阔，绿净不可唾”而称“绿净阁”。
韩愈的《题合江亭寄刺史邹君》是韩愈遭贬途径衡阳，为石鼓山美景所迷，吟诗一首，不禁悲从中来，感慨万千而成。
合江亭门柱上一联“石鼓双江水；昌黎一首诗”，正是对合江亭命名由来的真实写照。祝澹溪也曾为石鼓书院合江亭题联“广厦构众材，报道蛟龙腾浪去；两水夹明镜，合信风月入亭来”。 最后便是朱陵洞。南岳朱陵洞为道家第三洞天福地，相传为朱陵大帝所居。唐开元二十六年（738），玄宗派内侍率道众到朱陵洞投金龙告文祀典。这是《南岳志》有关记载。大乘亦有记载：石鼓山东北麓的朱陵后洞传与南岳朱陵洞相通而得名。石鼓山也僧道众多：《舆地纪胜》载：“董奉仙天宝中修九华丹法于衡阳，栖朱陵后洞。”由于唐王朝的推崇，道教在此进入鼎盛时期。朱陵洞也堪称为八景之一。
石鼓山、石鼓书院，当然不能少了石鼓。唐朝黄巢起义以前石鼓山上曾有一面石鼓，高六尺，叩之声闻数十里。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有记载。神奇的石鼓已为“庐龙推鼓入潭”，现存的石鼓为1965年陶铸首倡凿制。
石鼓书院文化深厚，非简单介绍就可以描述尽的，要真正的了解石鼓书院，还要翻阅大量史料记载、典籍，才能加深对石鼓书院的了解。 中国唯一两位皇帝赐匾额的书院 1、宋代太平兴国2年（978），宋太宗赵匡义为赐“石鼓书院”匾额和学田（朱熹的《石鼓书院记》：“始唐元和年间，州人李宽之所为，至国初时尝赐敕额”。《国朝石鼓志》卷一事迹篇：“案文献通考赐额在太宗太平兴国二年，与朱子记国初者合”）。2、宋仁宗景祐2年（1035），曾担任集贤殿校理之职的刘沆，在衡州任知府。这时，他将石鼓书院的故事上报给皇帝，宋仁宗阅后，便赐额“石鼓书院”。由于石鼓书院“独享”两度被宋朝皇帝“赐额”的殊荣，而步入石鼓书院的“鼎盛”时期，成为当时与睢阳（又名应天府书院）、岳麓、白鹿洞齐名的宋代四大书院之首。
石鼓书院七贤
创院始祖李宽、哲学与文学大家韩愈、李士真、理学鼻祖周敦颐、理学集大成者朱熹、“东南三贤”之一——张栻、黄斡。
石鼓书院八景
石鼓书院八景：“东岩晓日，西豀夜蟾，绿净蒸风，洼樽残雪，江阁书声，钓合晚唱，栈道枯藤，合江凝碧。” 一曰东岩晓白。石鼓山东西峭壁上，唐太守宇文炫分题“东岩”、“西谷”。东岩悬崖壁立，当太阳初升之时，削壁沐日光呈金黄色，远望尤甚，故描绘此景为“东岩晓白”。
二曰西豀夜蟾。西豀夜深人静之时，便有蟾出现，与“东岩晓白”形成鲜明对照。 三曰绿阁蒸风。合江亭位于石鼓山北端，亦称绿净阁。合江亭下，深潭之上，有一石坪，宽约丈余，相传为仙翁濯足处，石上仙迹依稀可辩。明朝时曾在石上修筑一亭，名为濯足亭。现今雨水激石，亭址俱废。
四曰洼尊藏雪。石鼓山下有怪石，外实中空，衡郡风雅之士在石上刻“洼尊”二字（“尊”同“樽”，古代盛酒器具）。冬日雪后，石鼓山上上下下，积雪皆消融无迹，唯独尊内积雪经冬不化，至春始融，为石鼓山第一奇景。
五曰江阁书声。石鼓乃为书院，读书声声声入耳，从阁楼当中传出，亦为一景也。
六月钓合晚唱。石鼓地处湘水和蒸水，夜幕之时，垂钓者倚坐船头，小船随波缓缓移动，渔歌想起，打破暮色宁静。
七曰栈道枯藤。山上韩愈吟咏“绿净不可唾”的合江亭右下，有一深潭，东可通汪洋大海，北可达南岳水濂洞。山上有古藤经数百年成长，沿江底爬行，由西岸牵至东岸。相传明万历年间，曾有渔人潜至水底还见过。岁月悠悠，孤藤不知存否，也许仍静卧江底，也许已化龙飞去。 八曰合江凝碧。石鼓山地处蒸水和湘水交合之后，清澈的江水缓缓流淌，放眼望去，如一块碧玉。
白鹿洞书院
白鹿洞书院为北宋四大书院之一。位于江西省庐山五老峰南麓后屏山下（星子县白鹿镇境内），西有左翼山，南有卓尔山，三山环台，一水（贯道溪）中流，无市井之喧，有泉石之胜。全院山地面积为3000亩，建筑面积为3800平方米。白鹿洞四山环合，俯视似洞，因此而名。唐末兵乱，高雅之士来此读书。
南唐开元年间，李善道、朱弼等人在此置田聚徒讲学，称为“庐山园学”。宋初扩建书院，与石鼓、睢阳、岳麓并称四大书院。南宋时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朱熹受命知南康军，到白鹿洞书院察看遗址，请孝宗批准，筹款建屋，征集图书，聘请名师、广集生徒，亲任洞主，亲自讲学，并制定了“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等五条教规，即有名的《白鹿洞书院揭示》。《〈白鹿洞书院教条》不但体现了朱熹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一套儒家经典为基础的教育思想，而且成为南宋以后中国封建社会七百年书院办学的样式，也是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规章制度之一。至此，“一时文风士习之盛济济焉，彬彬焉”它与石鼓书院一样，成为宋代传习理学的重要基地。
元代末年，白鹿洞书院被毁于战火。明代最早的一次维修为正统元年（1436），以后还有成化、弘治、嘉靖、万历年间的维修。进入清代，白鹿洞书院仍有多次维修，办学不断。19世纪末，中国政治、经济发生急剧的变化，出现了教育改革的热潮。光绪24年（1898年）清帝下令变法，改书院为学堂。白鹿洞书院于光绪二十九年停办，洞田归南康府（今星子）中学堂管理。宣统二年（1910），白鹿洞书院改为江西高等林业学堂。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对白鹿洞书院进行保护和维修。1959年列为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1979年成立庐山白鹿洞文物管理所。
岳麓书院
岳麓书院位于南岳衡山七十二峰最后一峰的岳麓山脚。岳麓书院始建于北宋初期。北宋开宝六年（973），朱洞以尚书出任潭州太守，鉴于湖南长沙岳麓山抱黄洞下的寺庵林立和幽静环境，接受了刘鳌的建议，在原有僧人兴办的学校基础上创建了岳麓书院。初创的书院分有“讲堂五间，斋舍五十二间”，其中“讲堂”是老师讲学道的场所，“斋堂”则是学生平时读书学习兼有住宿的场所。岳麓书院的这种中开讲堂、东西序列斋舍的格局一直流传至今。
初设讲堂5间，斋室52间。宋太宗咸平二年（999），李允则任潭州太守，他一方面继续扩建书院的规模，增设了藏书楼、“礼殿”（又称“孔子堂”），并“塑先师十哲之像，画七十二贤”；一方面积极取得了朝廷对岳麓兴学的支持，以促进书院的更大发展。咸平四年（1001）朝廷首次赐书岳麓书院，其中有《释文》、《义疏》、《史记》、《玉篇》、《唐韵》等经书。当时书院学生正式定额六十余人，奠定了书院的基本格局。南宋淳熙七年（1180），张木式去世后，朱熹、真德秀等人对岳麓书院的办学和传播理学，也表现出极大的热忱。朱熹还将《白鹿洞书院教条》人微言轻正式的学规，颁于岳麓书院。
，朱熹曾两次来此讲学，当时学生达千人，从而使岳麓书院有“潇湘洙泗”之誉，几与孔子在家乡讲学的地方并称。从元、明至清初，由于战乱，岳麓书院曾两度焚毁，后来虽然得以重建和恢复，已不复旧观。清初。书院被禁。后康熙为了表彰理学，放宽书院政策。道光年间巡抚吴荣光在岳麓书院增设“湘水校经堂”，专以研习汉学为主。岳麓书院的最后一任山长是王先谦，他是清末湖南著名的经学家。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新政之议的呼声中，延续了近千年的岳麓书院正式改为湖南中等学堂。尔后相继改为湖南师范学校、湖南工业专门学校。
应天书院
应天书院，又名睢阳书院、南京书院。位于商丘县城南。因为商丘在唐供称为睢阳，北宋景德三年（1006）升为应天府，大中祥符七年（1014）又升格为南京，为当时四京之一。商丘濒临汴水，交通方便，商旅辐辏，隋唐以来，已发展成为一方都会。宋代的应天府书院就设立在商丘的繁华闹市中。
应天书院位于商丘旧城州之东。其前身是后晋时杨悫所办的私学，后经其学生戚同文的努力，得以发展，学子们“不远千里”而至，“远近学者皆归之”。北宋政权开科取士，应天书院人才辈出，百余名学子在科举中及第的竟多达五六十人。
宋真宗时，因追念太祖自立为帝，应天顺时，将宋太祖赵匡胤发迹之处宋州（今商丘）于1006年改为应天府，1014年又升为南京，处陪都地位。l009年，宋真宗将该书院正式赐额为“应天府书院”。宋仁宗时，又于l043年将应天书院这一府学改为南京国子监，使之成为北宋的最高学府之一，相当于现在的社会科学院。后该书院在曹诚等人尤其是应天知府、著名文学家晏殊的支持下，得以大的扩展。宋仁宗初年，著名文学家晏殊出任应天知府，聘请著名学者王洙为书院“说书”，王洙博学多才，应天府书院在他主持下“其名声著天下”。
仁宗景祐二年（1035），应天府书院改为府学，晏殊又聘请因服丧而退居睢阳的范仲淹执教，任教期间，范仲淹撰写《南京书院提名记》。当时的应天府书院，是中州的一大学府，据《宋史》记载：“自五代以来，天下学校废，兴学自殊（晏殊）始。”从大中祥符以后的二十余年间，应天府书院的学生“相继登科，而魁甲英雄，仪羽台阁，盖翩翩焉，未见其止”。明正德六年迁城，应天书院也迁往今地——城内中山东二街路北。现存有大成殿、明伦堂、月芽池等建筑。原大成殿内立有孔子和其弟子的牌位，明伦堂为学堂。这两座建筑均为歇山式建筑。大成殿为祭孔之地，明伦堂为应试地。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