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時期為什麼佛教達到前所未有的鼎盛
北時期為什麼佛教達到前所未有的鼎盛晚唐詩人杜牧曾有七言絕句云：「千里鶯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此詩以其清新的格調描繪出江南的秀麗和佛教的興盛，後來史學家論及南朝佛教大多引用為證。其實，時與南朝相對峙的北朝其興寺尊佛比南朝更甚。縱觀北魏一朝，佛教之盛可謂前所未有，最為有名的雲岡石窟、龍門石窟便是很好例證。北魏佛教的興盛可以說是達到了狂熱迷亂的地步，究其原因。[1]
首先，儒家的「華夷」之辯一直作為一種民族心理結構為社會各階層所接受，自兩晉以來，這一問題更為敏感，所以作為少數民族的北魏鮮卑統治者不能不顧忌到這一點，儒家「正朔」、「君臣」的思想不能沿用，在這種尷尬的情況下鮮卑拓跋部把佛教樹為大旗，以便號召民眾。當時後趙的統治者石勒就曾認為「佛為戎神，正所應奉」。
其次，儘管崛起朔漠的北魏王朝儼然以「華夏之主」自居，視北方各割據勢力首領為「氐」、「胡」，也視南朝統治者為「島夷」，但他們畢竟不是華夏「正朔」所在，北齊高歡便說：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為正朔所在。所以北魏統治者在立國之初就極力模仿漢制。
但當時，儒家的禮儀綱常已經被殘酷的現實擊的支離破碎，代之而起的玄學，崇尚清淡，但也只是在上層知識分子中流傳，比如寇謙之、崔浩等。對於一般的民眾玄學是沒有吸引力的，而佛教卻彌補了這一缺陷，適應了各階層的心理需求和接受程度，成為南朝時期的推崇之物，因而北魏統治者也只能將佛教這一思想模式接受過來，並改成了具有典型北方特殊的佛教。
北魏佛教注重於石刻造像，泥塑繪畫，在當時的都城平城地區(大同)始開鑿舉世聞名的雲岡石窟，並修建了當時天下最大的寺院-永寧寺，其中有一塔為七級浮屠，高三百餘尺，為天下第一。據史書記載，北魏末期，全國僧尼已多達二百多萬，僅洛陽地區就有寺1376所，各地寺廟竟達三萬有餘，可謂盛極一時。北魏用形象化的信仰和崇拜來教化文化為當時各民族的融合提供了統一的思想基礎。
另外，當時，連年征戰，民不聊生，王朝更迭，人人朝不保夕，佛教確實成為當時各個階層所共同接受的麻醉劑。統治階層可以用來自我麻醉和奴化百姓。而百姓又可以從佛國淨土中尋得一點精神慰藉，且入寺為僧，便可免除徭役。
北魏有此天時地利人和的條件，歷史地決定了其佛教興盛的必然性。宗教作為一種文化的綜合現象，它不僅僅反映着一定時代人們的文化心態，同時也折射了當時的歷史背景和經濟生活，在北魏統治的136年間，平城建都就占了97年，平城可以說是北魏許多典章制度、文化形態的發祥地。[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