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南·巴納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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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南·巴納納（Canaan Sodindo Banana，1936年3月5日－2003年11月10日）是津巴布韋第一任總統，任期為1980年4月18日-1987年12月31日。巴納納是一位衛理宗牧師，他當總統很大程度上是形式上的，實權掌握在他後來的繼任者、當時的總理羅伯特·穆加貝手中。
目錄
基本信息
中文名：卡南·巴納納
外文名：Canaan Sodindo Banana
國 籍: 津巴布韋
出生日期: 1936年3月5日
逝世日期: 2003年11月10日
職 業: 總統
人物簡介
巴納納將津巴布韋的兩個政黨津巴布韋非洲民族聯盟（ZANU）的津巴布韋非洲人民聯盟（ZAPU）統一在一起，成為非洲統一組織的外交官，亦曾領導過津巴布韋大學宗教系。
戰士牧師
巴納納於1936年3月出生在津巴布韋西南部埃塞克斯維爾地區的一個信奉基督教的藥農之家。他從小在教會學校讀書，後進神學院深造，獲得衛理公會牧師資格。從1962年起，他在教會任職，曾任布拉瓦約地區教會理事會主席、世界教會理事會諮詢委員會委員。1971年，他投身民族解放鬥爭，參與創建非洲人全國委員會，並任副主席，多次就津巴布韋民族獨立問題參與同種族主義政權的談判。1976年，他脫離對種族主義政權持溫和態度的非洲人全國委員會，加入羅伯特·穆加貝領導的津巴布韋非洲民族聯盟，擔任這個尚未獲得合法地位的組織的宣傳書記，動員民眾積極支持和參加武裝鬥爭。他多次遭到種族主義政權的拘捕和關押，最後一次直到獨立前夕才獲釋。顯赫的社會地位和鮮明的政治態度，使他成為津巴布韋首任國家元首的最合適人選。在任總統期間，巴納納兼任津巴布韋大學校長，主講基督教神學課程。
巴納納還是一位滿懷激情的詩人。他的詩作最早散見於一些非洲報刊和詩歌選集。1983年，他以總統身份訪華，我國出版了他的一本詩選。他的詩，大多創作於投身民族解放運動之後。他來自社會底層，深切了解民眾遭受的壓迫與剝削之苦。 巴納納總是以教會牧師和自由戰士的雙重身份進行創作。作為牧師，他宣揚公平、正義、責任，講述上帝的仁愛和寬容，勸誡同胞向善、自愛和愛人。作為戰士，他宣傳社會平等思想，反對種族主義壓迫，呼籲人們為國家的自由與解放而鬥爭。他的宗教熱誠，他的戰士情懷，總是融合在一起，使其詩歌創作獨具特色。他不但積極傳播耶穌基督"徹底拯救人類"的福音，而且主張立即將這種福音化為投身民族解放鬥爭的實際行動。 他的詩作，正如他的布道詞，不知打動過多少人，激勵他們拿起武器，投入民族解放的戰鬥。 巴納納還告訴我們，卸去總統職位之後，他並沒有過閒居生活。一方面，他被非洲統一組織聘為特別代表，負責調解南非擺脫種族主義政權統治的談判和利比里亞的國內衝突。另一方面，他仍在大學任教，繼續從事神學研究和著述。他的學術研究不是經院式的、純理論式的，而是從執政的民族聯盟堅持的社會主義大方向出發，緊密結合津巴布韋的歷史和現狀進行。 他對基督教神學確實有深湛的研究和獨到的見解。他認為，基督教再也不能只是由歐洲人說了算的一種宗教。基督教本來是為大眾的，現在更應該成為占人類多數的工農大眾的宗教。宗教的本質是謀求全人類的解放，謀求全人類的幸福。在津巴布韋，長期作為歐洲殖民主義工具的教會要徹底改造。改造後的教會應該是"社會主義的教會"，堅持不同的種族，無論黑人還是白人，不同的部族，無論是占人口多數的紹納族還是其他少數民族，不同的階級，無論是富有的莊園主還是貧困的農民，都應該和解與和平相處，共同建設社會主義的新國家。為此，他就國家的政治、教育、文化、宗教事業的發展提出一系列新的主張。 巴納納的這些主張受到以穆加貝總統為首的聯盟黨和政府的重視。穆加貝為巴納納的好幾部著作作序，稱讚他以馬克思主義觀點分析殖民主義和資本主義，提出了"爭取人類解放的鬥爭是一場徹底反對殖民主義的鬥爭"的新觀點。對獲得民族解放的國家來說，要取得真正的政治與經濟的解放，還必須把反對產生殖民主義的資本主義制度的鬥爭堅持下去。這是新生的津巴布韋，也是傳統的教會所面臨的新挑戰。穆加貝指出，在巴納納的心目中，"馬克思主義和基督教精神並非相互排斥，而是在許多方面具有共識"。因此，巴納納將社會的發展視為上帝交派的使命。而完成這一使命的正確途徑就是實現社會主義。穆加貝把巴納納的這些社會思想和神學思想稱為"遠離傳統教會規範、使教會更加接近被壓迫民眾、使教會的目標與國家的目標協同一致的解放神學"。 巴納納觀察問題的獨特視覺和卓爾不凡的見解，為他在世界神學界和學術界贏得很高的聲譽。他曾應邀到非洲、歐洲和美洲不少國家講學，榮獲津巴布韋、南非和美國一些大學的神學或法學博士學位。
被判入獄
1997年2月，他因雞姦罪，受到哈拉雷高等法院的傳訊。指控來自他當年的貼身警衛傑夫特·杜比。原來，1995年的一天，有一名警察奚落杜比是"巴納納的老婆"。杜比勃然大怒，開槍將那個警察打死。在審理這起槍殺案件的過程中，杜比在法庭上承認，從1983年到1986年，他在總統府曾幾次遭到巴納納的奸辱。他當時本想告發，但巴納納卻以解職相威脅。這件性醜聞曝光後，在津巴布韋引起轟動。法庭隨即傳喚巴納納。起初，他矢口否認，認為這是"有人詆毀我的人格和政治聲譽"，"是政敵玩弄的防止我在政壇上東山再起的陰謀"。可是，後來又有總統府當年的其他警衛以及園丁、廚師等八人站出來，證實巴納納也以"脅迫手段"對他們採取過類似的性行動。 1998年12月，法院經過調查後開始審理這一案件。豈料，巴納納這時卻突然失蹤了。這再次在津巴布韋引起軒然大波。津巴布韋警方隨即對他進行通緝和追捕。後來發現，他秘密出國，先後前往博茨瓦納和南非。他宣稱，他並不想逃避審判，而是因為得到政敵想藉機置他於死地的"危險信息"，他必須同作為私人朋友的這兩個鄰國的領導人進行磋商。在分別會見博茨瓦納總統蒙蓋和南非前總統曼德拉之後，他自動返回津巴布韋。據傳，曼德拉就這一事件與穆加貝總統通了電話，兩人達成從未公開宣布的"共識"。 1999年1月18日，哈拉雷高等法院開庭，認定巴納納曾"利用職權脅迫下屬"，對九人犯有十一項"包括雞姦在內的性騷擾和性攻擊罪"。據此，法庭宣布判處他有期徒刑十年，其中九年因為支付受害者50萬津元（約折合1·2萬美元）賠償金而改為緩期執行。巴納納不服，進行上訴。2000年5月，津巴布韋最高法院駁回其上訴，維持原判。從6月5日起，他不得不到監獄服刑。 在巴納納事件上，津巴布韋國內外均存在一些爭議。在南部非洲地區，南非對同性戀採取比較寬容的態度，不認為那是犯法行為。津巴布韋以及贊比亞、納米比亞等國，則堅決反對同性戀，認為那是"對非洲文明傳統的褻瀆"。穆加貝總統曾一再申斥同性戀者"連豬狗都不如"。因此，他雖然總是稱巴納納是戰友和同志，但似乎也不願或不能向他伸出援救之手。津巴布韋《先驅報》則發表文章為巴納納打抱不平。文章說，即使他行為不端，但考慮到他為津巴布韋擺脫種族主義的統治、為津巴布韋各民族的團結所作的巨大貢獻，也是應該得到寬恕的。文章認為，津巴布韋獨立後，"我們連那些曾拷打、姦淫和屠殺成千上萬百姓的種族主義者都寬恕了，為什麼不能寬恕一個有瑕疵的戰士呢？" 寬恕也罷，不寬恕也罷，對巴納納還是應該有一個客觀的、歷史的評價的。他的前半生，從一個基督教教士到一個自由戰士，步步進取，為津巴布韋人民做了不少好事，在宗教界和政壇上都享有很高的聲望。走進總統府，標誌着他的人生達到輝煌的頂點。但是，正如他當年的一位戰友所說，一旦達到人生的頂點，巴納納就情不自禁地急速向下滑。他忘掉了昔日的艱苦奮鬥，轉向聲色犬馬，尋求快樂與刺激。他對自己"身邊的工作人員"頤指氣使，甚至橫加羞辱。這一點，恐怕是令人難以諒解的。巴納納下獄，妻子珍妮特和四個兒女均受到連累。珍妮特過去是教師，但隨丈夫進入總統府後不但失去工作，也失去養老金。丈夫案發後，她和家人的生活來源斷絕。同時，她和家人又不得不忍受白眼和歧視的煎熬。三個兒子被迫到南非自謀生路。2000年10月，她同女兒一起則流亡到倫敦。昔日的國家第一夫人，不得不蜷縮在只有一間臥室的公寓裡，靠每周十英鎊的救濟金糊口。 2001年1月30日，服刑八個月後，巴納納因"表現良好"提前四個月獲釋。珍妮特聞訊，唏噓不已。據報道，她對友人說，在自己以往的心目中，他為人謙和，具有獻身精神，是一個好丈夫，是一位好總統。因此，對他身上發生的變化，她竟絲毫沒有察覺，更不用說去提醒他、幫助他。每想到這些，她都悔恨不已。[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