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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若遺址位於中國西南部西藏自治區昌都市卡若區城東南約12公里的卡若村,是一處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遺址。總面積約1萬平方米,年代為距今4000~5000年,該遺存被命名為卡若文化。 [1]

卡若遺址發現於1977年,1978年、1979年、2002年分別對遺址進行過三次發掘,發掘面積達3040平方米,是考古界公認的西藏三大原始文化遺址之一。1996年卡若遺址被列為第四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這裡出土有房屋遺蹟二十多座,還有許多石制生產工具以及穀物、獸骨等,對研究西藏早期歷史有重要價值,值得參觀,但交通不便。

目錄

文物遺存

卡若遺址面積大,保存好,遺存豐富。發現有房址、道路、石牆、石台、石圍圈、灰坑等遺蹟。出土物包括石器、陶器、骨器、裝飾物等,還發現有炭化的粟米和動物骨骼等。

若遺址屬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是中國瀾滄江上游地區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位於西藏自治區卡若村,1978~1979年發掘。遺址分為早、晚兩期。發現房屋基址28座。

其中的圓底房屋,經復原,是一種以室內立柱和周邊斜柱搭成的圓錐形窩棚式建築。另有豎壁半地穴式和地面式建築。

晚期的半地穴式房屋,在穴四壁壘砌石牆,有的並在上部續建一層樓居,顯示出建築的地方特色及營造技術的進步。還發現可能與原始宗教有關的圓石台、石圍圈遺蹟。工具以大型打制石器為主,兼有細石器和磨製石器 ,骨器也較豐富。陶器以飾幾何圖案刻劃紋的最具特色。發現農作物粟和家畜豬的遺存。

當時經濟生活以粟作農業為主 ,輔以經常性的狩獵。

歷史沿革

卡若遺址發現於1977年,由昌都水泥廠工人在施工中發現1978年夏,西藏自治區文管會進行了首次試掘,揭露面積230平方米。1979年5月至8月,自治區文管會邀請國家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學歷史系、雲南省博物館的同志聯合組成了卡若遺址考古隊對遺址進行了第二次發掘,揭露面積1570平方米。兩次共發掘面積1800平方米,兩次發掘共獲房屋遺址28座,石工具7 968件,骨工具366件,陶片2萬餘件,裝飾品50件,以及粟米、動物骨骸等。遺址原始約1萬平方米,除早期被破壞着外,其主要部分已全部揭露。

2007年自治區文物局委託北京古建築研究院對卡若遺址進行了整體規劃,將其定性為遺址公園,總投資1.2億元。根據規劃,工程包括卡若遺址展示區、藏家民俗體驗區、文化遺產博覽園等項目。

遺址建築

卡若遺址的房屋建築。據初步分析,大體可分為兩種類型。第一類是木結構的草泥牆建築。以草拌泥築牆可以增強堅固性能,使其不開裂縫。居住面用土墊平,然後夯實或烘烤,使其堅固耐用,房屋中央有石頭砌成的爐灶。室內和房子四周較均勻地分布有柱洞。第二類為半地穴式的卵石牆建築,居住面規整而堅硬。牆壁用石塊靠穴壁壘砌,黃泥抹縫,多為方形,從村落布局看,當時人們居住的區域已有一定規律。房屋遺蹟像是打破了疊壓關係,比較複雜,可以分為3期遺存,至少延續了500年左右。

原始村落布局除房屋外,還發現有石鋪路、石牆建築、窖穴等,說明居住者在努力改善居住條件。

卡若遺址還出土了大量的粟粒和谷灰,這說明早在4000多年前,西藏就有了原始的種植業。同時已經知道選擇適應性能良好、抗逆性很強的粟來種植。據考古學家發現,粟這種糧食作物在我國種植已有7000年以上的歷史。這裡出土的粟粒和谷灰同西安半坡遺址窖穴中的粟粒和谷灰情形基本上是一致的。看來,卡若遺址的先民當時是以農業為其生活的主要來源,狩獵和採集則是不可缺少的輔助手段。

出土文物

迄今為止,共揭露遺址面積1800平方米左右,發現房屋遺蹟31座,石牆3段,圓石台二座,石圍圈3座,灰坑4處。出土文物數萬件,包括石器7978件,骨器368件,陶片200多塊(其中可復原者46件),裝飾品50件等。卡若遺址已正式列入西藏自治區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卡若遺址的時代,應屬4000到5000年前的新石器時期。在這個時期里,人類物質文化的主要特徵是學會了磨製石器,發明陶器,開始了各種植物的種植和動物飼養。卡若遺址出土的東西基本具備這些特點。

卡若遺址的地層堆積,主要為昌都紅土層,底部泥質較多,以雜色頁岩為主。上部為紅色砂岩,紅層中因斷屑和褶皺關係,有時顯露出三疊紀及侏羅紀地層。卡若遺址的全新地層堆積分為南北兩部分。南部厚2米,有二期文化堆積;北部厚2.5米,有三期文化堆積。遺址中出土的石器有打制石器也有磨光石器,種類也較多。計有鏟類、鋤類、切割器、投擲器、尖狀器、砍砸器、敲砸器、刮削器、碎磨器、石砧等,還有石鏃、石矛等細石器,有的石器,特別是磨光石器有的採用玉石製作,打磨得極為精細。

出土的骨器有骨鑽、骨針等。各種各樣的骨針,製作得非常精細,這說明當時生產和工具製作的技能都已到了相當高的水準。還有燒制有各種花紋的陶器,其中以一種雙體陶罐最為突出。出土的裝飾品中,有用玉、石、骨等製作的環、珠、鐲等,說明卡若遺址的主人已經產生了美的觀念,知道打扮自己了。遺址中出土的玉器和海貝是卡若居民與各個地區的民族相互交換而來的,這說明儘管西藏和其它地區之間有高山大河的阻隔,但並不能斷絕本地居民和其它民族的正常交往。

玉器製品

在卡若人經濟生活中,還有一個重要內容就是交換。估計可能是以物換物的交換。從遺址中出土的玉斧、玉裝飾品等玉質製品中可以推測出來。這些玉器製品,玉材多為硬玉類,顏色有碧綠、淺綠、白色等。據調查,都不是本地產品。很有可能是從遠處交換來的。

遺址中還出土一些貝飾。經鑑定所用材料均為寶貝(COWRIE SHELL)。這種貝主要產於我國南海。在黃河流域原始文化中也常常見到用於製作裝飾品。因此卡若的貝,極有可能是通過文化傳播,或直接、或間接以交換的手段獲得的。愛美之心,人皆有之。遠古時代的卡若人也是如此。

卡若遺址中出土的裝飾品就是證明。如:璜、環、珠、項飾、鐲、貝飾、牌飾、垂飾。原料有石、玉、骨、貝等。這些裝飾品大多製作精細。例如一件乳白色的簪,長14.6厘米,用骨料磨製而成,明亮光滑,一端呈尖狀,一端雕成重疊的蘑菇狀。可用於束髮。由此可見當時的人並非披頭散髮。璜有骨璜和石璜兩種。其中一件乳白色石璜是用大理石磨製而成的,內徑6.2厘米,寬1厘米,厚1.4厘米。全器呈三分之一弧形,兩端各一小孔,似玉,質感柔潤光滑。璜是佩帶在人胸前的飾物,有很強的裝飾性。

遺址中還出土兩串項飾,一串用長方形珠串成,另一串由長方形和管狀珠串成。長方形珠是用粘土製成的,中央有孔。管狀珠是用鳥類的骨頭製成的,中央也有孔。這些頭上插的,胸前掛的,項上戴的,可以想象,當時的人們,把這些美麗的飾物裝點在身上,是何等的楚楚動人呀!

遺址價值

卡若遺址位於西藏昌都以南12公里,在瀾滄江以西卡若附近的三角形二級台地上,海拔高度3 100米。是中國已發掘的海拔最高的一處新石器時代遺址。這裡曾出土有房屋遺蹟二十多座,還有許多古人類所使用過的石制生產工具以及穀物、獸骨等,對研究西藏早期歷史有重要價值,值得參觀,但交通不便。卡若遺址是卡若文化的命名地,它是青藏高原新石器時代聚落遺址的首次發掘。

卡若遺址的發掘對研究西藏的原始文化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對西藏人的祖源提供了詳實的資料。說明從河煌南下的氏羌系統的人僅僅構成西藏先民的一部分,而已是後來加入融合的一部分。實際上,早在舊石器時代,西藏就有原始人居住。卡若遺址發掘的資料說明,西藏高原自古就有人類在這裡繁衍、生息,開拓這片廣闊的土地。

卡着遺址經放射性碳素鑑定,年代在距今四、五千年前。它所代表的原始文化具有濃厚的地方色彩。首先在生產工具方面,遺址呈現出新石器時代的全部特徵,但卻仍然是打制石器、細石器、磨製石器並存,巨以打制石器占大多數。其次在陶器方面,陶質均為夾砂陶、手制。紋飾以刻畫紋、錐刺紋和附加堆紋為主。器形以罐、盆、碗為基本組合,均為小平底器。再次,在建築方面,大量採用石塊作為原料,如石牆房屋、石砌道路、國石台、石圍圈等。

歷史淵源

母系氏族社會:卡若人的社會組織是氏族,卡若人可能處於原始的母系氏族社會階段。這從卡若遺址發掘中可以看出。遺址中,出土了近30座房子,面積多在10--30平方米之間。只有一座大房子例外,近70平方米。這種大房子在山區平地空間比較窄小的情況下顯得格外突出。

一般認為:10--3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能住四、五個人,恰好是一個對偶家庭。以母親為中心,帶幾個孩子,丈夫是外來的,且不固定。對偶家庭,在全世界許多地區都存在過。是「夫從妻居」的一種形式。男女雙方婚姻關係很不穩定,離異是經常的,結合的時間長短不等。由於是夫從妻居,妻子住在自己氏族的房子裡,丈夫是從其他氏族嫁到妻子家的。一旦離異,丈夫則離開這個家庭。妻子則帶着孩子仍然留在家裡。以後再有新的丈夫加入到這個家庭中來。

「夫從妻居」是母系社會的一般習俗。丈夫住到妻子家,甚至隨妻子姓。生了孩子也隨妻子姓。如果夫妻離異,新的丈夫加入進來。所以孩子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家庭財產由女子管理,一切聽從妻子。卡若遺址發現的一座近70平方米的雙室大房子,可能有兩種功能:一種是女家長、老年人和未成年男子居住的地方。

這在民族制材料中可以找到證據。雲南納西族按母系氏族制度特點建造的住宅,是以女性為中心的一套院落組成的。有公共住宅,即女家長和老年婦女帶着重孫子和未成年少年居住的地方,還有單獨的房間,稱「客房」,供已婚女子和外氏族來的丈夫居住。另一種功能,是氏族成員集會議事的場所。卡若遺址的這座大房子裡,還發現四處燒灶,兩處碳化的小米堆及一處大灰坑(垃圾坑),並出土若干項珠、海貝飾品、磨製精美的玉斧等,所有這些,都說明這座大房子具有上述兩種功能的可能性。

卡若人來源

考古學家發現:卡若文化除了濃厚的自身特點外,還在許多方面與遠在數千公里之遙的黃河流域原始文化有着驚人的相似之處。例如,出土的房屋,特別是早期半地穴、地面紅燒土房屋,與黃河流域的仰韶文化極為相似。卡若遺址出土的陶器,與黃河上游馬家窯文化,無論從器形,還是從紋飾,如出一轍。

特別是彩陶,雖不如馬家窯豐富多彩,但也同祖同宗,最早可上溯到仰韶文化。卡若遺址出土的小米和家豬,其淵源亦可追溯到黃河流域的原始文化。小米,在黃河流域至少有8000年的人工栽培史。多數專家認為小米的故鄉就在黃河流域的中國北方。豬的人工訓養歷史在黃河流域也有近8000年的歷史。而且是這一區域最早、最普遍的人工飼養的家畜之一(除豬以外,還有狗)。

另外,卡若遺址出土的磨製石斧、石錛、石刀等在黃河流域也有跡可尋。出土的玉璜也與黃河流域有關。玉璜,在黃河流域仰韶文化遺址中就有出土,直到商周、戰國至秦,都有使用。早期的玉璜,可能是裝飾品,晚期還可能作為禮器。《周禮·大宗伯》曰:「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玄璜禮北方。」

黃河流域新石器時代原始文化,其時代,最早可以早到距今8000年以上,最晚可以晚到距今5000-4000年。根據上面講的諸多文化現象,有理由認為:卡若文化淵源於黃河流域新石器時代原始文化。卡若文化源自黃河流域。卡若人從黃河走來。

早在距今5000年前,生活在黃河流域,處於母系氏族社會時期的原始居民,從黃河流域上游地區,沿着橫斷山脈東部邊緣的深山峽谷來到了西藏高原東部的瀾滄江上游地區。他們建造半地穴或地面紅燒土房屋,種植小米,飼養家豬,燒制陶器等等。他們在長期的生產和生活中,還不斷地與西藏高原及其他地區的原始居民發生交流,創造出獨具特色的卡若文化。卡若文化的先民們,和中華大地的所有先民一樣,用他們自己勞動的雙手,胼手胝足,創造着古代文明,永遠在這雄偉的西藏高原上留下燦爛的輝煌

卡若特徵

遺址的這些表明,卡若文化是西藏高原上新石器時代具有代表性的文化。過去在定回縣蘇熱、申扎縣盧令、日上縣扎布、普蘭縣霍爾等地發現的舊石器,在那曲、申扎、雙湖、班戈、聶拉木、日土等地發現的細石器,在林芝、墨脫以及在拉薩、札達、乃東、小恩達等地發現的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都與卡若文化有相似之處,似乎具有某些聯繫,或者說受到卡若文化的某些影響。

卡若文化

並非西藏高原一種孤立發展的原始文化,而是與黃河中上游地區的原始文化有着或多或少的聯繫。在東面的雅礱江流域和大渡河流域黃土堆積中發現一些打制石器,在北面的甘肅、青海境內存在着距今四、五千年之間的馬家窯、半山馬廠等文化。卡苦與這相鄰的兩地區之間似乎有着密切的古代文化交流。

在打制石器方面,卡著文化的盤狀敲砸器見於甘肅四壩灘、永靖大河莊和酒泉下河青馬廠類型遺址。切割器見於蘭州附近的羅漢堂、齊家坪等馬家窯文化遺址。細石器和磨製石器也同樣見於黃河上游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中。至於卡若文化早期的圓形和方形半地穴房屋、處理過的紅燒土牆壁和居住面則屬於甘肅、青海等地馬家窯文化傳統和居住形式。卡若遺址發現的粟米,屬於黃河流域的傳統農作物,耐乾旱,南方較少種植。卡若文化的粟米,很可能就是從馬家李文化傳播面來。

母系氏族

卡若母系氏族,和其他母系氏族一樣,男子外出從事遊蕩不定的狩獵活動;婦女從事農業生產,同時還料理家務,製作陶器,從事紡織和縫紉,季節來臨,還要外出採集。此外婦女還要承擔生育子女的工作。因此婦女的地位高於男子。在當時,人們希望多生女孩。在那個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時代,只有靠女子才能傳宗接代。卡若氏族和其他氏族一樣,實行族外婚,本氏族內部成員絕對禁止通婚。 母系氏族內的對偶家庭不能成為單獨的生產單位,只有氏族才能承擔共產制大家庭的義務。整個氏族共同勞動,共同分配,實行原始的共產主義分配製度。

氏族發展到一定規模,分裂成胞族。若干個胞族組成一個部落。卡若氏族社會也是如此。卡若遺址出土的幾件玉斧,製作精良,製作難度大,沒有使用痕跡,顯然不是實用的工具,只能看作是一種精神的象徵,或者是一種權力的象徵。如:標本F22-29:9是一件精美的玉斧,綠色,硬玉磨製而成,長21.5厘米,厚2.9厘米。這件玉斧,玉質硬度為7度,無論是切割還是磨光,都非易事。

另外,該玉斧出土於F22-29房子內。這是一座面積近70平方米的雙室大房子。這座大房子可能是氏族酋長的居室,也可能是氏族成員舉行重大活動的集會的場所。該玉斧在這座房子裡出土,很可能和權力有某些聯繫。由此聯想起仰韶文化遺址中出土的一件鸛魚石斧圖陶瓮。瓮的外表繪製有一幅魚石斧圖:圖的左側是一隻鸛,嘴裡叼着一條魚;右側是一枚梆在木棍上的石斧。有人解釋,鸛和魚分別代表兩個不同的圖騰氏族。可能是鸛氏族戰勝了魚氏族。石斧則象徵着氏族的權力。

遺址保護

1979年8月18日,卡若遺址被列為西藏自治區文物保護單位。

2004年,昌都地區投資70萬元人民幣修建總長1114米的水泥圍牆,並從1979年起聘用專人24小時對遺址進行看管。2007年,西藏自治區文物局委託北京古建築研究院對卡若遺址進行了整體規劃,規劃定性為遺址公園。卡若遺址將受到國家層面的開發和保護。[2]

參考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