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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拱之 (1905~1973),學名危玉辰,參加革命後改名拱之。 抗戰初期在河南省委工作時化名林淑英魏晨。其是信陽市人,是葉劍英元帥的妻子。其父親危尚忠是清末秀才。[1]

危拱之

目錄

人物生平

父親危尚忠是秀才。危拱之7歲入私塾,9歲進教會小學。

1916年考入汝陽道立女子高等小學。危拱之稟性剛強,為了學好體操課,毅然扯去裹腳布,爭得一雙"解放腳"。

1922年到汝陽道立女子師範學校讀書。

1924年夏,考上私立河南第一女子中學(後改名北倉女中)。在校借閱《新青年》雜誌和魯迅郭沫若的著作,受到進步思想的薰陶。

1925年"五卅"慘案的消息傳來,她參加聲援滬案女子救護隊,登台演講,並參加開封學生代表團到鄭州宣傳慰問。

1926年11月到武漢,經周以蓮介紹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1927年春節後,考取黃埔軍校武漢分校女生隊,成為黃埔軍校史上惟一的一期女生隊成員。同年4月,危拱之加入中國共產黨廣州起義爆發,她和女生隊隨葉劍英率領的教導團參加攻堅戰鬥。次日夜,起義部隊撤出廣州城,組建中國工農紅軍第4師,拱之到師政治部當宣傳員,和陳同生等人創辦《紅軍生活》報和《造反》雜誌。

1929年2月到上海黨中央匯報工作,組織派她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6月,危拱之赴蘇留學,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暑假,危拱之等中國學員被安排到海濱城市敖得薩等地度假。蘇聯有關方面為幫助中國共產黨培養革命文藝骨幹,派出一批著名演員,來到危拱之等中國學員的度假地,對他們進行文藝培訓,排練歌劇、話劇、舞蹈等。10月,危拱之被編入普通班第一班,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當月,因反對王明的小宗派鬥爭,被戴上托派嫌疑的帽子,受到開除黨籍一年的錯誤處分。

1931年2月回到上海,在閩粵贛軍區司令部宣傳科工作。當年夏初,在軍區參謀長肖勁光的過問下,恢復黨籍。

1931年上半年擔任紅軍學校俱樂部主任,兼戲劇管理委員會委員,編導排演戲劇。

1931年冬,以紅軍學校為基礎,組建了紅軍大學,危拱之任校黨委委員兼俱樂部主任。在校長劉伯承的支持下,危拱之、李伯釗、伍修權等人很快創辦了紅軍八一劇團,這是紅軍歷史上的第一個正式的文藝團體。危拱之集編劇、導演、舞蹈、歌詠於一身,經常率劇團赴前線慰問紅軍部隊。她編了順口溜:「毛委員,好主張,牽着鼻子打老蔣;運動戰,反圍剿,戰果輝煌捷報傳」,簡單明了又生動形象,為官兵與群眾所喜聞樂見。後因抵制王明的「肅反」,被宣布永遠開除黨籍。中央紅軍長征,她蒙冤受屈不動搖,跟隨幹部團參加長征,仍以模範共產黨員的標準要求自己,背着數十斤重的背包行軍,途中休息還給大家唱歌。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被迫長征。中央軍委四局局長葉劍英建議紅軍大學全體幹部學員隨軍行動,得到上邊批准。危拱之被編入中央軍委第一縱隊幹部團,團長是陳賡,政委是宋任窮,危拱之被分配擔任總務科長,負責後勤保障、宣傳等工作。

1935年底,由朱瑞譚政給危拱之恢復黨籍。

1936年春,黨中央決定成立抗日人民劇社,危拱之被任命為社長兼導演。同年夏,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來到陝北蘇區採訪,他在保安觀看了危拱之領導的抗日人民劇社的演出後,大加讚賞,並採訪了危拱之,還為她拍了照片。斯諾在他的《西行漫記》中對此作了詳細介紹。

1936年延安成立人民抗日劇社,她任社長兼導演。「西安事變」爆發,危拱之作為中共代表團的內務成員馳往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負責黨從西安到上海的政治交通工作,兼任中共陝西省委婦女部長。7月,負責做東北軍統戰工作的葉劍英要危拱之率劇社到安塞為東北軍部隊演出節目,宣傳「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停止內戰,共同抗日」。危拱之帶領劇社在這一地區演出20多天,收到很好的效果。葉劍英對劇社的工作給予了高度評價:「你們把日寇的侵略罪行和我黨的統戰政策活靈活現地搬上了舞台,感化了這麼多東北軍官兵,這比辦訓練班都解決問題啊!」

1937年5月在延安參加黨的全國代表會議,會後調往河南任省委秘書長。

1938年2月,在《風雨》周刊上發表《動員河南的婦女保衛家鄉》。同年底,又在《行都日報》上發表《保衛大河南的婦女運動》,號召婦女結成鋼鐵長城抵抗敵人侵略。3月,化名魏晨到開封,以扶輪小學為據點,組織救亡團體,成立孩子劇團,首次公演轟動開封。5月率領孩子劇團到信陽宣傳抗日,並做信陽縣長李德純的統戰工作。12月中旬組成信陽挺進隊,李德純任司令員,危拱之任政治部主任,率隊向四望山挺進,開創抗日游擊根據地。

1939年1月,中原局決定撤銷河南省委成立豫西、豫南、豫皖蘇等省委。4月,危拱之奉命離開部隊,回到豫南省委機關駐地——河南確山縣竹溝鎮新四軍留守處,參加省委領導工作。8月,她在省委擴大會議上當選為黨的七大代表。9月,中原局決定撤銷西、豫南兩省委,恢復河南省委,劉子久任省委書記,危拱之任省委組織部長。

1939年11月11日,國民黨反動派1800多人突襲省委駐地竹溝,危拱之和省委書記劉子久等人在西寨門指揮戰鬥,多次打退敵人進攻,堅持2天1夜突出重圍。

1940年被選為中共七大代表。

1940年4月,危拱之和豫西南地委書記郭以清等人一起赴延安參加黨的七大。到延安後,因七大延期召開,危拱之被調到中共中央組織部地方科工作。

1941年1月,國民黨發動第二次反共高潮,大肆破壞各地中共地下黨組織,逮捕中共黨員和進步人士。此時,中共中央社會部破獲國民黨特務機關一封密電,該密電涉及中共在河南各地的黨組織及幹部名單,中央決定緊急撤退河南地下黨縣、區委以上幹部,由省委書記王志傑、省委組織部長危拱之直接負責組織撤退工作,至1941年底,河南地下黨區委以上幹部分別撤退到豫鄂邊、豫皖蘇根據地和陝北。

1942年任河南省委組織部長。

1943年3月,回延安參加整風。康生製造審干肅反擴大化,拱之受到衝擊,黨中央發現後糾正偏差,恢復她的自由。

1945年冬擔任赤峰市委副書記,指揮反霸和鎮壓反革命分子,市內生產、社會秩序迅速恢復。

1947年6月任市委書記。秋,日本侵略軍敗退時破壞細菌工廠引起的鼠疫蔓延到赤峰市,她身背藥箱,去疫區處理死者,安排家屬,給病人打針,群眾稱她是救命的醫療隊長。

1949年初,她的肺結核已到三期,不能堅持工作而休息。

1973年2月8日在北京病逝。

個人生活

葉劍英和危拱之在廣州起義時認識,在同一時期留學蘇聯中山大學。長征出發時,在葉劍英的關照下,危拱之得以隨軍出發。在安塞,葉劍英向危拱之求婚。危拱之因自己經歷曲折,表示不便與葉劍英結合。葉劍英說:「我愛的就是布爾什維克。」於是二人結婚了。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發生後,葉劍英攜危拱之來到西安,協助周恩來工作。在西安建立了紅軍聯絡處,危拱之任中共陝西省委婦女部長,對外職務是紅軍聯絡處會計。1937年4月,黨中央派毛澤民、危拱之、錢之光錢希均組成特別小組,赴上海秘密接運共產國際為中國共產黨募集的一筆資金,要求他們將這筆資金兌換成國民黨政府的法幣,運送到西安紅軍聯絡處,購買藥品及其他等革命根據地急需的物資。

「這時,危拱之已有5個月的身孕。到上海後,她因勞累過度,而嘔吐、眩暈。她被送到醫院治療,經檢查發現腹部長了腫瘤。醫院要為她做切除腫瘤的手術,危拱之提出連胎兒一起做掉,因為她的身體已經很虛弱,肩負的任務又很繁重,加上她和葉劍英的婚姻也出現了問題。危拱之再次失去了做母親的機會。葉劍英在西安公開活動後,與他天各一方,多年失去音訊的前妻從報紙上看到了他的有關消息,寫信與他聯繫。危拱之得知這一情況後,心情十分痛苦,葉的前妻與危拱之是武漢軍校的同學、廣州起義的戰友,後又被國民黨投進監獄,命運坎坷,如今她與葉取得了聯繫。危拱之最後痛苦地決定離開葉劍英。」軍旅出身的萬灝說到這裡眼裡閃動着淚水,他頓了頓嘆口氣說:「革命前輩危拱之的人生太坎坷了!」

危拱之手術出院後,和其他同志一起,將兌換的法幣分批秘密運送西安,順利完成了黨中央交給的兌換、運送資金的任務。抗日戰爭爆發不久,危拱之回到了延安,任紅軍家屬學校校長。

人物評價

危供之是中國革命第一代女兵,她是中國紅色文藝的先驅者和奠基人!

她是唯一被開除黨籍,而參加兩萬五千里長征的女紅軍!

她是歷經槍林彈雨,而三次蒙冤被開除黨籍的革命戰士!

她是一生遭遇四次婚戀不幸的女人!她,就是危拱之!

李先念號召:「學習危拱之同志的崇高革命精神!」

程子華讚揚:「忠於共產主義理想!」

伍修權評價道:「危拱之同志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在她的一生中經歷了中國革命的很多事情,個人遭受過很多不幸,但她百折不撓,始終滿腔熱情地為黨、為人民工作。她是一位為革命做了出色貢獻的女戰士。長期以來,我對她始終是緬懷着深切之情。危拱之同志很值得青年一代崇敬!」

蔡暢稱讚道:「危拱之所走過的道路是極不平坦的。她畢生最為可貴之處,就是她在前進道路上,歷盡坎坷,百折不撓,始終真誠熱愛黨,熱愛革命事業,矢志不渝地為人民解放事業忘我奮鬥。她的崇高革命精神,實在值得我們學習和發揚。」

危拱之是葉劍英的前妻,早在江西蘇區時就被整過。宋任窮回憶長征時寫道:「幹部團里只有一位女同志,就是負責司令部總務工作的危拱之同志。長征途中的總務工作是很繁重、很辛苦的。部隊一到宿營地,拱之同志忙着安排大家的吃、住,安頓病號,招呼大家燒熱水洗腳等。部隊出發前,她督促同志們打掃駐地,上好門板,歸還借來的東西,做好各種善後工作。記得在過草地時,我的馬丟了,馱在馬背上的糧食和全部生活用品也隨着丟失了,拱之同志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從其他同志那裡為我勻了一份,幫助我渡過了難關。她還在百忙中為我織了一條毛線圍巾。拱之同志對幹部團其他同志的照顧也是滿腔熱情、無微不至的。拱之同志纏過足,但是由於馬匹少,在整個長征途中,她從來沒有騎過馬,完全是靠一雙『解放腳』一步一步地走完了兩萬五千里。」[2]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