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唯一一位当过奴隶的皇帝：石勒
| 石勒 |
 |
历史上唯一一位当过奴隶的皇帝：石勒在历代皇帝中，摆过地摊的有之，做过赌徒的有之，当过乞丐的有之，蹲过大牢的有之。因为头上有一顶耀眼的皇冠，所以他们的悲苦遭际同样可圈可点，可歌可泣。正所谓，英雄不问出身低。与他们相比，石勒从一个只字不识的奴隶，能够脱颖而出，能够入主中原，能够建国立业，能够当上皇帝，能够名垂青史，他所建立的后赵政权能够在刀光剑影中维系三十年之久，这份传奇，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即使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1]
石勒（274—333），匈奴别部羯族人。石勒没读过书，不认识字，起初连个姓氏也没有，单名一个“訇”字。十四岁时，石勒随族人“行贩洛阳”，做点小买卖；闲暇时“倚啸上东门”，很有一些英雄气概。西晋皇亲王衍看见石勒后，认为“其声视有奇志，恐将为天下之患”，于是派人去抓。石勒很机警，一听到风吹草动就跑了，“驰遣收之，会勒已去”（《晋书·石勒载记》）。不久，“八王之乱”爆发，西晋宗室争权夺利，烽烟四起。太安(302—303)年间，北方一带“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晋书·食货志》）。因为天灾人祸，石勒不得不“与诸小胡亡散，乃自雁门还依宁驱”（《晋书·石勒载记》）。
石勒自幼在外闯荡，练就了一副好身板，一身好武艺，“长而壮健有胆力，雄武好骑射”。西晋北泽都尉刘监想把石勒绑了卖钱，多亏宁驱暗中保护，才得以幸免。后来，石勒在流亡途中遇到了郭敬，“泣拜言饥寒。敬对之流涕，以带货鬻食之，并给以衣服”。当时，并州刺史司马腾“执诸胡于山东卖充军实，腾使将军郭阳、张隆虏群胡将诣冀州”，二十出头的石勒一起被抓。郭张怕出现意外，于是将被抓的胡人统统缚以枷锁，而且是“两胡一枷”，又“数为隆所驱辱”，不少胡人连打带饿死于途中，石勒遭受的苦楚不得而知。郭敬见石勒可怜，便找到族兄郭阳再三说情，这才使得石勒能吃饱饭，没有饿死在通往冀州的路上。
到了冀州，疲惫不堪的石勒倒头便睡。第二天早上醒来时，石勒从别人口中得知自己已经“卖与茌平人师欢为奴”。沦落为奴隶后，石勒失去自由，每天的工作就是“耕作于野”。师欢虽然是地主，但还算仁慈，后来，听说石勒的身世悲苦，又发现石勒仪表堂堂，便大发善心将其赦免，“欢亦奇其状貌而免之”。从奴隶到平民，石勒重新获得了自由，但没有工作、没有饭吃，让他再次濒临绝境。师欢家附近有一个马场，石勒无依无靠，便谎称自己会相马，继而投奔马场主人汲桑。新工作并没有给石勒带来好运气，不久，石勒在武安做工时“为游军所囚”，这时恰好有一群鹿经过，“军人竞逐之，勒乃获免”（《晋书·石勒载记》）。
一次次死里逃生，让石勒明白了一个道理：想活命，自身必须强大，必须拉起一支队伍。为了掌握命运主动权，石勒四处招兵买马，组建了一支十八人的骑兵队，号称“十八骑”。永兴二年（305），公师藩聚众数万起兵造反，汲桑和石勒便率领数手下加入公师藩的军队，竖起了反晋大旗。石勒入伙后不久被任命为前队督，当了一个小头目，由此开始了他倥偬的军戎生涯。征战过程中，石勒以“十八骑”为骨干，又招集一批山野亡命之徒，组建起了一支骠悍的军队。当时，石勒还没有“石勒”这个名字，汲桑便以上级的身份做主，“命勒以石为姓，勒为名焉”（《晋书·石勒载记》），石勒这才有了姓，有了一个正式的名字。
永嘉元年（307），石勒投奔刘渊，被任命为督山东征讨诸军事，兵众也逐渐强盛起来。接下来的一年，是石勒打仗最多、战果最丰的一年，一年时间内先后攻陷魏郡、汲郡、顿丘、邺城、赵郡、中丘，威名远播，部众逾十万。在石勒看来，想在汉人的地盘上有所作为，必须依靠汉人的文化援助和智力支持。不久，石勒将手下的汉族衣冠人物集中起来，建立了“君子营”，对他们实行优待政策。后来，石勒又纳张宾为参谋，对他尊重有加，言听计从。在随后的数年间，石勒用计用谋，先后擒杀王浚，赶跑刘琨，彻底消灭了西晋在北方的残余势力。太兴二年（319），石勒自称赵王，建立后赵政权，定都襄国（今河北邢台）。
石勒建国后，在张宾等人辅佐下，逐步建立起了一整套政治制度。一是籍户口，定租赋，课农桑，以恢复战乱破坏的经济；二是兴庠序，立太学，倡导教化；三是简选历代律令制定《辛亥制度》，以安定社会秩序；四是整顿吏治，奖廉惩贪，废除魏晋以来的九品官人法，采用举荐加考试的方式选拔任用各级官员。同时，对东晋采取睦邻政策，下令修茸了东晋边帅祖逖在河北的祖墓，并将东晋叛降将领杀死，献首于祖逖，使两国边境得以绥靖，人民得到了暂时的安宁。后赵太和元年（328），石勒擒杀前赵皇帝刘曜，完全统一了燕赵地区。太和三年（330），石勒称帝。这位当年做过奴隶的羯族青年，最终登上了权力的巅峰。
人生得意，石勒并没有忘乎所以，而是始终保持一份谦虚谨慎。后赵建立之初，石勒衣锦还乡，“亲与乡老齿坐欢饮，语及平生”，按年龄大小与老乡们坐在一起喝酒唠家常，丝毫没有架子。石勒曾和邻居李阳争麻池而“迭相驱击”，石勒回乡，李阳故意躲着他，石勒一句“孤往日厌卿老拳，卿亦饱孤毒手”尽释前嫌，并拜李阳为参军都尉。为了检验守城将士是否恪尽职守，是否贪赃枉法，石勒曾夜间微服私行，“赍缯帛金银以赂门者求出”，不料被守门将士王假拿下，“欲收捕之”（《晋书·石勒载记》），直到石勒的侍从赶来才收场。这种做法类似于时下的暗访，虽然有引诱的成分，但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到石勒谨慎的一面。
石勒虽为胡人，但对汉人较宽仁。建国后，他严禁胡人“侮易衣冠华族”。有一次，汉臣樊垣入宫时“衣冠弊坏”，石勒问其故，樊垣称刚刚“遭羯贼无道，资财荡尽”所致。石勒“讳胡”，更讳“羯贼”，樊垣一时气愤，竟忘了石勒就是“羯贼”之首，吓得连连叩头。石勒非但没生气，反而陪笑道歉说“羯贼乃尔暴掠邪！今当相偿耳”，并“赐车马衣服装钱三百万”。胡人喜欢喝酒，耗费了大量粮食，石勒以“百姓始复业，资储未丰”为由，下令“制禁酿，郊祀宗庙皆以醴酒”，结果“数年无复酿者”。中原地区经过数十年的战火，人口稀少，谁家生了多胞胎男孩，石勒则予以奖励，并派专人去伺候，“堂阳人陈猪妻一产三男，赐其衣帛廪食，乳婢一口，复三岁勿事”（《晋书·石勒载记》），这在历史上也是比较罕见的。
石勒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施政，莫过于创立“考试”制度，规定“郡国立学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三考修成，显升台府”，学员要经过三次考试才能毕业，以此来培养国家后备干部。这种“三考修成”的办法，成为乡试、会试、廷试的前身。可以说，中国的科举制度的萌芽阶段，正是石勒埋的种，浇的水。除了大力发展教育，石勒本人也很注重学习。石勒不识字，不能看书，所以他选择了一种捷径——听人念书，“勒虽不学，好使诸生读书而听之”。有一次，石勒听人读《汉书》，听到郦食其劝刘邦立六国后人时大惊，说这样何以能统一天下！听到张良劝阻后，才说道“赖有此耳”，幸亏有张良在。石勒虽然没文化，但谈论古今得失时却很有见解，以至于“闻者莫不悦服”（《资治通鉴》）。
石勒是一个非常有自知之明的人。但凡政治家，晚年总喜欢对自己的功过作一番评论，或与前代皇帝做比较。后赵建平三年（332），石勒设宴招待高句丽、宇文屋孤的使臣。喝到高兴时，石勒问近臣徐光：“你看，我能和前代哪个皇帝相提并论？”徐光回答说：“陛下您比刘邦强，仅次于黄帝。”石勒说：“人应该有自知之明，你说的太过了。我若见到刘邦，定会向他俯首称臣。若与刘秀同代，当与他并驱于中原，未知鹿死谁手。我的本事，在刘邦之下，刘秀之上。”一句话，让群臣敬佩地“皆顿首称万岁”。石勒执政期间，严于律己，知错就改，并多次鼓励臣属直言勇谏。因此，终石勒一朝，政治清明，民心归附，遂成“朝臣谒见，忠言竞进”（《晋书·石勒载记》）之风，出现了魏晋以来少见的新气象。
后赵建平四年（333）六月，石勒一病不起。为了不打扰百姓，石勒遗令：“三日而葬，内外百僚既葬除服，无禁婚娶、祭祀、饮酒、食肉，征镇牧守不得辄离所司以奔丧，敛以时服，载以常车，无藏金宝，无内器玩”（《晋书·石勒载记》），如此恤民之君在历史上是少有的。七月，石勒病逝，在位十五年，享年六十岁，庙号高祖。三百年后，房玄龄在编著《晋史》时高度评价石勒当国：“邻敌惧威而献款，绝域承风而纳贡”，即使古代最善于治国的国君，也未必能超过石勒！作为开国皇帝，石勒难免会有“凶残”的一面，但总体来说不愧为“一时杰也”。往事越千年，这些评价在今天看来仍是比较客观公允的。[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