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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經·卷一·大體

反經·卷一·大體出自《反經》(亦稱《長短經》)是一本謀略奇書,由唐朝大詩人李白的老師道家末枝縱橫家趙蕤所著。它以唐以前的華夏歷史為論證素材,集諸子百家學說於一體,融合儒、道、兵、法、陰陽、農等諸家思想,所講內容涉及政治、外交、軍事等各種領域,並且還能自成一家,形成一部邏輯體系嚴密、涵蓋文韜武略的謀略全書。為歷代有政績的帝王將相所共悉,被尊奉為小《資治通鑑》。[1]

目錄

原文

臣聞老子曰:「以正理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荀卿曰:「人主者,以官人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為能者也。」傅子曰:「士大夫分職而聽,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總方而議,則天子拱己而正矣。」何以明其然耶?當堯之時,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后稷為田疇,夔為樂正,倕為工師,伯夷為秩宗,皋陶為理官,益掌驅禽。堯不能為一焉,奚以為君,而九子者為臣,其故何也?堯知九賦之事,使九子各授其事,皆勝其任以成九功。堯遂乘成功以王天下。

  漢高帝曰:「夫運籌策於幃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饋,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人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有天下也。」

  (《人物誌》曰:「夫一官之任,以一味協五味;一國之政,以無味和五味。故臣以自任為能,君以能用人為能;臣以能言為能,君以能聽為能;臣以能行為能,君以能賞罰為能。所以不同,故能君眾能也。」)

  故曰:知人者,王道也;知事者,臣道也。無形者,物之君也;無端者,事之本也。鼓不預五音,而為五音主;有道者,不為五官之事,而為理事之主。君守其道,官知其事,有自來矣。

  先王知其如此也,故用非其有,如己有之,通乎君道者也。

  (議曰:《淮南子》云:「巧匠為宮室,為圓必以規,為方必以矩,為平直必以準繩。功已就矣,而不知規矩準繩,而賞巧匠。宮室已成,不知巧匠,而皆曰某君某王之宮室也。」

  孫卿曰:「夫人主欲得善射中微,則莫若使羿;欲得善御致遠,則莫若使王良;欲得調一天下,則莫若聰明君子矣。其用智甚簡,其為事不勞,而功名甚大。」此能用非其有,如己有者也。)

  人主不通主道者,則不然。自為之,則不能任賢;不能任賢,則賢者惡之。此功名之所以傷,國家之所以危。

  (議曰:「《申子》云:「君知其道也,臣知其事也。十言十當,百言百當者,人臣之事也,非人君之道也。」《尸子》云:「人臣者,以進賢為功也;君者,以用賢為功也。」賈誼云:「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必盡其愚忠,惟陛下財幸。」由是言之,夫君不能司契委任而妒賢惡能,取敗之道也。)

  湯武日而盡有夏商之財,以其地封,而天下莫敢不悅服;以其財賞,而天下皆競勸,通乎用非其有也。

  (議曰:孫卿云:「修禮者王,為政者強,取人者安,聚斂者亡。故王者富人,霸者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筐篋、實府庫。是謂上溢下漏。」又曰:「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失。」

  昔者周厲王好利,近榮公,芮良夫諫曰:「王室其將卑乎?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有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何可專也!所利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其能久乎?」後厲王果敗。

  魏文侯御廩災,素服避正殿,群臣皆哭。公子成父趨入賀曰:「臣聞天子藏於四海,諸侯藏於境內。非其所藏,不有火災,必有人患。幸無人患,不亦善乎!」孔子曰:「百姓足,君孰不足?」周諺有言曰:「囊漏儲中。」由此言之,夫聖王以其地封,以其財賞,不與人爭利,乃能通於王道,是用非其有者也。)

  故稱:設官分職,君之體也;委任責成,君之體也;好謀無倦,君之體也;寬以得眾,君之體也;含垢藏疾,君之體也。君有君人之體,其臣畏而愛之,此帝王所以成業也。

  我知道老子說過:「以正道治國,以奇正用兵,以無為取天下,這是成大事者必須明白的最高法則。」荀子的說法是:「做帝王的,善於管理別人才算是有才能;普通人,以自己能幹為有才能。」西晉哲學家傅玄說:「能讓士大夫忠於職守,服從命令;讓諸侯國的君主分到土地並守住它;讓朝廷三公總攬天下大事並參政、議政,那麼天子就可以悠哉優哉地坐在那裡統治天下了。」這個秘訣是怎麼知道的呢?看看堯、舜怎樣坐天下就明白了。

  在堯的時代,舜作司徒,契作司馬,禹作司空,后稷管農業,費管禮樂,垂管工匠,伯夷管祭祀,皋陶判案,益專門負責馴練用於作戰的野獸。這些具體的事堯一件也不做,悠悠然地只做他的帝王,而這九個人怎麼會心甘情願做臣子呢?這是因為堯懂得這九個人都各自有什麼才能,然後量才使用,而且讓他們個個都成就了一番事業。堯憑藉他們成就的功業而統治了天下。

  漢高祖說:「運籌幃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我不如張良;定國安邦、安撫百姓、供應軍需、保證糧道暢通,我不如蕭何;統領百萬大軍,戰必勝,攻必克,我不如韓信。這三個人,都是人中的精英。但是我會使用他們,這就是我奪取天下的資本。」

  [三國時的哲學家劉邵在他寫的《人物誌》中說:「一個官員的責任是以一味協調五味,一個國家的統治者是以無味調和五味。大臣們以自己能勝任某種工作為有才能;帝王卻以會用人為有才能。大臣們以出謀劃策、能言善辯為有才能;帝王以善於聽取臣民們的意見為有才能。大臣們以能身體力行為有才能;帝王以賞罰得當為有才能。最高統治者正是因為不必事事精通,所以才能統籌眾多有才能的人。」

  所以說,知人,是君道;知事,是臣道。無形的東西,才是有形之萬物的主宰;看不見源頭的東西,才是世事人情的根本。鼓不干預五音,卻能作五音的統帥。掌握了君道真諦的人,不去做文武百官各自負責的具體事情,才可以成為國家的最高統治者。做帝王的嚴守他的這一準則,政府官員知道他們自己應當做的事情,自古以來就是這樣的。

  正因為做帝王的通曉這一道理,所以他才會把不是他自己的東西當作自己的一樣支配使用。善於這樣做的,才算真正懂得了君道。

  [西漢劉安寫的《淮南子》做過這樣的比喻:「巧手匠人在建造宮室時,做圓的東西一定要用圓規,做方的東西一定要用尺矩,做平直的東西一定要用準繩。東西做成後,人們就不再去理會這些工具了,只是獎賞工匠的奇巧。

  宮室造成後,人們也再不會去管那些匠人了,而只是說,這是某君某王的宮室。」荀子說:「做帝王的射箭要想做到百發百中,就不如用后羿;駕車要想做到馳騁萬里,就不如用王良;治國要想做到一統天下,就不如任用賢明正直的能人。這樣做省心省力,所成就的功名卻極大。」這就是把不屬於自己的東西象自己擁有一樣去支配使用的意思。]

  上面說的是通曉治國、用人大法的最高統治者的做法,而那些不明白這個道理的統治者就不是這樣做了。他們往往事無巨細,都要親自做才放心,因此不會信任、重用有才德的賢人。不用有本事的人,有本事的人就會討厭他。其最終結果,只能是功名、事業受損害,國家、社會出現危機。

  [這裡還可以引述戰國時的法家申不害和屍伎在他們所寫的《申子》和《尸子》中的話來說明。《申子》說:「人君應當知道他治國的最高原則,群臣應當知道所負的職責。說話算數,說了就實行,是各級官員的事,並不是帝王必須遵循的原則。」《尸子》說:「舉薦賢能是各級官員的功績;善用賢能才是帝王的功績。」]

  在起用人才上是這樣,在對待財富的問題上,道理也一樣。從前商湯、周武消災了夏桀、紂王,一旦擁有了夏、商的全部國有財產,就把土地、財寶封賞給有功的大臣,舉國上下沒有不歡天喜地,心悅誠服的。用亡國者的財產賞賜功臣,整個國家的臣民都會爭相效命。這就是懂得如何使用不屬於自己的東西的作法。

  荀子說:「能修明禮教的,可以為帝王;會鞏固統治的,國家就強大;善於攏絡人心的,社會就穩定只知道搜刮民財的必然亡國。所以,推行王道的國家是為了老百姓富有,推行霸道的能讓有才能的人富有,苟延殘喘的國家只會讓當官的富有,而將要滅亡的國家,統治音知道大難就要臨頭,於是開始拚命想把財富統統據為已有,這時就會出現私人的庫房、箱櫃塞滿金銀財寶的現象。這種情況叫做當官的『肥得流油』,老百姓『四處漏水』。」

  荀子又說:「當皇帝的不談論自己有多少財產,地方請侯不應講求自己的利害,當官的不應計較自身的得失。」

  從前周厲王愛財,因而親近當時建議他實行專利的榮夷公,大夫芮良夫勸諫說:「難道周朝的王室要傾覆了嗎?榮夷公這種人,利慾薰心,不知大難就要臨頭了,你為什麼要新近他?利益,是世上萬物自然產生出來的,是大地宇宙包容承載的公共財產,有如空氣和陽光一樣。可是世上偏偏有人妄圖獨占它,那可就後患無窮了。天地萬物是天下眾生的共同財富,每個人都要從中獲取他的生存所需,怎麼能獨自占有呢?如果有誰執意要這樣做,天下怨恨他的人可就多了!人怨甚多而又不防備大難臨頭,榮夷公用這種方法來引導國王,這還能長久得了嗎?」後來,周厲王果真被放逐了。

  戰國時魏文候的倉庫發生了火災,魏文侯身穿白衣,離開正殿,以示哀痛。大臣們都哭起來。公子成父卻走進來祝賀道:「我聽說天子把整個國家作為收藏財富的倉庫,諸候把自己的領地作為收藏財富的倉庫。你現在把國家的財富都儲藏在國庫里,顯然藏得不是地方,這種藏法,不發生火災也要發生人患。幸虧沒有發生人患,不也挺好了嗎?」孔子說:「老百姓富裕了,作國王的能不同他們一起富裕嗎?」

  因此說,聖明的君王用他的土地分封諸侯,用他的財物賞賜功臣,不和老百姓爭奪利益,對「算是懂得了做一個最高統治者的原則——那就是把不是自己擁有的東西當作自己的來支配使用。]

  所以說設立官位,分配職務;委派任命官員,監督他們完成任務;喜歡運籌謀略而不知倦怠;有寬容大度的雅量而又能獲得大眾的擁戴;解決各種矛盾,消除各種隱患,這些都是國家最高統治者必須掌握的治國大道。能做到這一點,文武百官就會對他既畏懼又愛戴,這就是帝王成就一統大業的根本所在。[2]

作者簡介

趙蕤 (ruí),字太賓,號東岩子。梓州鹽亭人(今四川省鹽亭縣兩河鎮趙家壩人),約生於唐高宗顯慶四年 ( 公元 659 年 ),卒於唐玄宗天寶元年( 公元742年)。唐代傑出的道家與縱橫家 。趙蕤和李白是唐代的「蜀中二傑」,以「趙蕤術數,李白文章」並稱。[3]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