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化屑談之一閒話「歷史」(李漢君)
作品欣賞
古代文化屑談之一閒話「歷史」
「現時」的東西，都是由「過去」演變而來。
生命留下了「生」的軌跡，生活也便有了「活」的印痕。
其實，眼下的事物，與其說它是活在「現時」，倒不如說它即將存於歷史。因為，只要它「活過了」，轉瞬便化為了「既往」。人說，時間猶如白駒過隙，前一分鐘和後一分鐘，前一分鐘就是後一分鐘的歷史。我們此刻說話的當兒，眼前的這「一分鐘」，迅即又變成了下個一分鐘的歷史。正是這樣連續不斷的「一分鐘」，構成了宇宙洪荒，鋪開了滄海桑田，而人類歷史的膠片上，所呈現出來的，則是一格格的影像。
人易老，物易逝，時光走過不復回。於是，一種叫作「歷史」的東西，就把逝去了的那些「過往」，凝固成了一種現今仍可憶念的存在，使之能夠「復活」於我們眼前：或是在眾人口頭上流傳，或是在舞台上、影像中再現，或在小說故事裡重演，或在歷史典籍中講述……但現於眼前的這些所謂「過往」，卻並不是昔日那個真正完整的、全真的、原始的「過往」。歷史只有「近似」的程度，沒有「復原」的可能，所以，凡是今日我們能夠見到的「歷史」，都不是原初的那個本真的「歷史」。這就是看待歷史的哲學眼光。
「歷史」，在此在彼，對你對我，都不過是一肢一節，一首一尾，或者只鱗片爪，並非原貌，更不是全部。昔日那個「原生態」的歷史，早已被時間帶走了。而時間，卻是既不能複製，也不可重現的。所以，已經溶化在時間裡的「歷史」，就再也不可能與「時間」剝離開來，因而也就無法再以原貌重現在我們眼前了。所謂「回到過去」，只不過是一個傳說，即便是在「桃花源」中，那些「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避秦亂者，起碼自漁夫見到他們的那一刻起，便存在於晉代當下的那個時空里了。
我們很多人都親身經歷過「十年遭逢」。自一九六六年算起，距今也不過半個世紀，但現在，誰能說得清那場運動的真正起因究竟為何呢？其中發生過的許多重大事件，到底是怎樣一個經過呢？許多內幕，誰又能說得明白呢？再過若干年，當那「十年」的時光錄於筆端的時候，你敢肯定那就是一部完整的「歷史」嗎？當年，每一座城市，每一個個人，凡是經歷過那「十年」的，都有一部各自的「歷史」，但在未來的「歷史」中，一個地方或一個人的「歷史」，卻註定要被更加宏觀的「歷史」所忽略。這是無庸置疑的。
為了說明這個道理，我們不妨舉一個例子。我國歷史上第一次有確切紀年的年份是「公元前841年」。這一年之所以著名，是因為有文字記載：「王心戾虐，民不堪命，而厲王弭謗，國人暴動，終致周召共和」。這一年，正因為發生了「國人暴動，周召共和」這樣一個歷史事件，才使得「公元前841年」載入了史冊。但在這一年，是不是就只有這麼一件事呢？顯然不是。那一年，張三的兒子與李四的女兒結了婚，當年就生下一個人見人愛的大胖小子，這件對張家、對李家都十分重要的平民大事，卻早已被時間無情地過濾掉了。至於人世之外，山林中，草莽間，虎豹狼蟲那些弱肉強食的「事件」，儘管也許血流遍地，慘烈空前，但又何值「歷史」一敘呢！所以，任何一本書上的所謂「歷史」，都是一個梗概，都是一個片段，是某一時、某一地、某一事的記錄，絕非全部。
更何況，就是今日我們所知的「國人暴動」、「共和行政」，整件事的經過，果真就是史書上所記載的那個樣子嗎？沒人知道。不僅如此，就連「周召共和」這四個字的含義，目前也存在着疑問。《史記》上說「周召」二字，是指「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而翦伯贊在《中國通史》上則說：「這可能是司馬遷的誤解。古本《竹書紀年》云：『共伯和干王政』」。這也就是，「共和行政」指的是一位名字叫「和」的「共伯」執政，而非周公和召公。兩種說法，孰是孰非，難下定論。至於事件的前因後果究竟是怎樣的，恐怕就更無人知曉了。
那麼，「歷史」為什麼總有許多未知，甚至有許多謎題呢？這是因為，凡事到了史官的筆下，詳略總是要有所取捨，記言狀物也必有潤色，筆下的文字，也難免帶上筆者自己的「價值判斷」。更為重要的，還有一個「史實」究竟能「實」到什麼程度的問題。比如說《史記》中的人物傳記，其中有許多都是謀於密室，是你知我知、天知地知的事，司馬遷不在現場，轉述者也未必就是當事人，他據何落筆？小說家可以做到「全知敘事」，史學家卻絕不允許想當然。更何況，史家所記，本來就比不上一架照相機更忠實於自己的眼睛（其實，「眼見」也未必「為實」）。那麼，他筆墨間的取捨與潤色，所依據的，究竟是什麼呢？是史官個人的好惡，還是他內心的良知，是要聽命於君主，還是要受制於情勢？這些問題，有時很微妙，不是幾句話就能說得清楚的。
何況，即便是一部機械記錄的照相機，也會由於外部光線的強弱、光圈的大小、快門的速度，機身和鏡頭的性能以及拍攝位置的限制等等因素，得到的影像並非就是實物「原形」，有的，甚至相去甚遠，遑論一個腦瓜又靈活又機動的人，自然更做不到完全的客觀。
除此，還有另外的一層：同樣的「歷史」，人們五百年前的講述，與五百年後的講述，其着眼點、側重點和結論，恐怕並不相同。這大概就是意大利史學家克羅齊所說的「一切真正的歷史都是當代史」的原因吧？退一步說，即便是考古學家，在墓葬里把古代的器物發掘出來，於是有人說：這就是史上正宗的「原物「！果真是原物嗎？非也。且不說它物理特性（例如色彩、質量）上的變化，其一出土，在功用上，便已經失去了這個器物原有的功能。出土的寶劍無論怎樣鋒利，也不能再以武器的名義去參與征戰，甚至不能用它來防身了；而一隻陪葬的碗，從出土之日起，便不再是盛飯的家什了，爵，也不能再用它來飲酒——因為它們都有了一個另外的、統一的名稱，叫作「文物」。而文物者，便只有收藏、展覽和研究的用途了。更何況，這些文物無不打上了時間的烙印，歷經千百年之後，根本就不再是原來的那個它了。由此可知，「歷史的」，無論是事還是物，都無法再去復原，甚至無法全面記錄和絕對保真保鮮，更不可能「纖毫畢現」了。這正如每天出來的太陽都是全新的，「人不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因此，世上根本就不存在可以重複的時間和歷史，從這個意義上說，「歷史」也是新東西。
中國是一個歷史連續的文明古國。在這個國度里，「歷史」得到了格外的重視，不僅幾千年前專門設有史官一職，而且規定「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以致幾千年來的國家大事和皇帝本人的言行都是有文字記載的。
在中國歷史上，史官的職位並不算高，權力也不大，但其工作的重要程度卻不可小覷。這是因為，他記錄的對象是一國首腦的言行，記錄的內容涉及這個國家的軍政大事。古時規定，皇帝雖然任命了史官，但史官記事，皇帝卻不能「御覽」。據《貞觀政要》所載：「貞觀十三年，褚遂良為諫議大夫，兼知起居注。太宗問曰：『卿比知起居，書何等事？大抵於人君得觀見否？朕欲見此註記者，將卻觀所為得失以自警誡耳！』遂良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記人君言行，善惡畢書，庶幾人主不為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記耶？』遂良曰：『臣聞守道不如守官，臣職當載筆，何不書之。』」正是這「善惡必書」，才叫皇帝懼怕史官三分，唯恐史官筆下無情，讓自己史留惡名。特別是通過「玄武門之變」登基的唐太宗，渴望知道史官怎樣記錄和評說自己，這種心情恐怕更加迫切，內心也難免存有一絲恐懼。其實不唯太宗，即便是為人強勢的趙匡胤，在史官面前，也不得不有所收斂。司馬光在他的《涑水記聞》上，就記錄了一則宋太祖怕史官的事，文字淺顯易懂，現將原文錄於後：「太祖嘗彈雀於後園，有群臣稱有急事請見，太祖亟見之，其所奏乃常事耳。上（註：上，指皇帝）怒，詰其故，對曰：『臣以為尚急於彈雀。』上愈怒，舉柱斧柄撞其口，墜兩齒，其人徐俯拾齒置懷中。上罵曰：『汝懷齒欲訟我邪？』對曰：『臣不能訟陛下，自當有史官書之。』上悅，賜金帛慰勞之。」（中華書局1989年版《涑水記聞》第7頁）這份慰勞金可否抵得上當時的鑲牙費，不得而知，但一聞「史官」二字，登時就心生戒懼，不得不堆下笑臉，而且予以補償，實在也算難得了。看來，貴為皇帝，他可以不懼當世，因為在當世，他大權獨攬，一手遮天，但他懼怕歷史，怕身後留下惡名。但話說回來，能夠對身後「歷史中的自己」負責的皇帝，在那樣一個時代，也算得上是個不錯的皇帝了。可見，人總是要有所畏才好。畏天地，畏鬼神，畏法則，畏生命，畏身後，怕就怕「無所畏懼」，一旦天不怕，地不怕，便沒有了做人的底線，他就變得可畏了。
但史上也有不畏史官的權臣。據《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記載，齊莊公時，柄國執政的是崔杼。其人勢焰熏天，因莊公與其妻通姦，便殺了莊公。於是「大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見中華書局《春秋左傳注》1990年版1099頁）這段話是說，太史令記下了崔杼弒君一事——在古代，弒君乃惡名。崔杼大怒，殺了太史令（當時慣例，太史令一職由家族世襲，司馬遷就是接了父親司馬談的班，而司馬談又是接其父司馬喜的班）。長兄一死，太史令的弟弟便來就職，仍然記曰：「崔杼弒其君。」崔杼又殺了他。再來的繼任者，是「大史」另外的一個弟弟，他赴任後，仍然寫上「崔杼弒其君」。崔杼已連殺兩人，仍不能制止，只好放過了這任太史令。他放過這個太史令，並非是心生悔意，也不是有所畏懼，只是一種無奈罷了。
由此可見，在昏君或庸君身邊當史官，真要做到秉筆直書，恐怕還真的會有性命之虞。正因此，多數史官筆下的取捨，無不遵循着趨吉避害的原則，要看官家的眉眼高低。這樣一來，所謂的中國古代「信史」，雖然卷佚浩繁，但可信度卻並非百分百。這大約就是魯迅先生寧信野史，也不信官史的原因。「歷史」既然不可全信，那麼，後人何必還要費心費力費時間去考證它呢？答曰：是為了還原真相。但若再往下追問一句：其所還原的，就一定是「真相」嗎？也未必。既然未必，那又何必呢？所以，說到底，死去了的「歷史」，只是因為它對活人有用，這才有了價值。
那麼，「歷史」何用呢？
「歷史」中的那些人，在他們活着的時候，力圖青史留名，以便死後彪炳史冊，這一點，不用細想也很容易理解。後人花費人力物力去考據歷史，解釋歷史，一個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為我所用」。「以史為鑑」被歷代君主所倡導。唐太宗就說過：「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見《舊唐書▪魏徵傳》）其實，「以史為鑑」這句話，可以分為兩個層面來看，一個是接受歷史的「告誡」，避免重蹈覆轍，第二，是手握歷史的解釋權，讓歷史發揮「印證」的作用。因為「歷史」，它既可以證明使用者的正確，也可以證明別人的錯誤。對與錯，何以非要證明？因為自古以來，凡事皆需正名，「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論語▪子路》）。為了成事，首先便需「正名」。而要「正名」，「歷史」便可以成為一個最方便、最有效的「例證」。
在歷史上，對於保守派而言，若說此乃「祖制」，此乃「成例」，便可以暢行無阻，但反過來，這些「祖制」或「成例」，卻往往是革新者的障礙。所以，史上那些革新者，大多又都是厚今薄古之人。他們根本不屑於亦步亦趨地延續歷史，他們要創造新的、屬於自己的歷史。因此，商鞅「不法先王之法」（韓非語），安石則吁「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歷史」在這裡，只不過是一個「佐證」，強調它或忽略它，掩蓋它或修改它，甚至乾脆拋棄它，沒有別的什麼原因，只不過是為了眼前的需要，各取所需罷了。所以，同一段歷史，到了後來，便會出現不同的情形：你看重的是這一部分，他宣傳的則是那一部分，各有側重，各有不同。這不是史實有變，只是每個人的需要有所不同。這樣的事例不勝枚舉，且看下面幾則：
齊人蒯通勸韓信自立為王時，便以史為訓：「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已盡而獵狗亨。夫以交友而言，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句踐也。」蒯通舉文種、范蠡等人的事例，證明兔死狗烹的道理，勸韓信不要死心塌地為劉邦賣命，可惜韓信不聽，致有後來的殺身之禍。（見《史記▪淮陰侯列傳》）
漢武帝身後欲立劉弗陵，於是賜霍光一張畫，上面畫着「周公負成王朝諸侯」的故事，接着又殺了鈎弋夫人。至武帝病篤，霍光跪問：「如有不諱，誰當嗣者？」武帝說：「君不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事！」武帝以春秋時候的歷史掌故，安排了後事。（事見《漢書▪霍光傳》）
同樣是在這篇《霍光傳》里，還記載了這樣一件事：漢昭帝死時，無子嗣，只好迎來武帝的孫子劉賀。「即至，即位，行淫亂。光憂懣，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否？』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霍光想廢帝，先從歷史上找根據——「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否？」以證明今日這個舉動的合法性，聽說史有先例，自然也就心安理得了。
李世民曾說「朕每觀前代史書，彰善癉惡，足為將來誡。」並為玄武門政變找依據：「昔周公誅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鴆叔牙而魯國寧，朕之所為，義同此類，蓋所以安社稷，利萬人耳」。他舉周公、季友為例，目的是要證明自己「玄武門之變」同樣也是正確的。（事見《貞觀政要▪論文史》）
到了宋太祖，更以自己「黃袍加身」作為「歷史經驗」，杯酒釋去了現任武官的兵權，防止別人再來重演「黃袍加身」的故技，推翻自己。由此後人推論，有宋一代重文輕武，大概也與此有關。（事見司馬光《涑水記聞》）
看看上面的這些事例，再來讀一讀黑格爾下面這段話，我們心裡也許就會有更加深刻的體會了：
「人類從歷史裡面只學到一個教訓，那就是人類沒有從歷史學到任何教訓。」[1]
作者簡介
李漢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