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化屑谈之一闲话“历史”(李汉君)
作品欣赏
古代文化屑谈之一闲话“历史”
“现时”的东西，都是由“过去”演变而来。
生命留下了“生”的轨迹，生活也便有了“活”的印痕。
其实，眼下的事物，与其说它是活在“现时”，倒不如说它即将存于历史。因为，只要它“活过了”，转瞬便化为了“既往”。人说，时间犹如白驹过隙，前一分钟和后一分钟，前一分钟就是后一分钟的历史。我们此刻说话的当儿，眼前的这“一分钟”，迅即又变成了下个一分钟的历史。正是这样连续不断的“一分钟”，构成了宇宙洪荒，铺开了沧海桑田，而人类历史的胶片上，所呈现出来的，则是一格格的影像。
人易老，物易逝，时光走过不复回。于是，一种叫作“历史”的东西，就把逝去了的那些“过往”，凝固成了一种现今仍可忆念的存在，使之能够“复活”于我们眼前：或是在众人口头上流传，或是在舞台上、影像中再现，或在小说故事里重演，或在历史典籍中讲述……但现于眼前的这些所谓“过往”，却并不是昔日那个真正完整的、全真的、原始的“过往”。历史只有“近似”的程度，没有“复原”的可能，所以，凡是今日我们能够见到的“历史”，都不是原初的那个本真的“历史”。这就是看待历史的哲学眼光。
“历史”，在此在彼，对你对我，都不过是一肢一节，一首一尾，或者只鳞片爪，并非原貌，更不是全部。昔日那个“原生态”的历史，早已被时间带走了。而时间，却是既不能复制，也不可重现的。所以，已经溶化在时间里的“历史”，就再也不可能与“时间”剥离开来，因而也就无法再以原貌重现在我们眼前了。所谓“回到过去”，只不过是一个传说，即便是在“桃花源”中，那些“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避秦乱者，起码自渔夫见到他们的那一刻起，便存在于晋代当下的那个时空里了。
我们很多人都亲身经历过“十年遭逢”。自一九六六年算起，距今也不过半个世纪，但现在，谁能说得清那场运动的真正起因究竟为何呢？其中发生过的许多重大事件，到底是怎样一个经过呢？许多内幕，谁又能说得明白呢？再过若干年，当那“十年”的时光录于笔端的时候，你敢肯定那就是一部完整的“历史”吗？当年，每一座城市，每一个个人，凡是经历过那“十年”的，都有一部各自的“历史”，但在未来的“历史”中，一个地方或一个人的“历史”，却注定要被更加宏观的“历史”所忽略。这是无庸置疑的。
为了说明这个道理，我们不妨举一个例子。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确切纪年的年份是“公元前841年”。这一年之所以著名，是因为有文字记载：“王心戾虐，民不堪命，而厉王弭谤，国人暴动，终致周召共和”。这一年，正因为发生了“国人暴动，周召共和”这样一个历史事件，才使得“公元前841年”载入了史册。但在这一年，是不是就只有这么一件事呢？显然不是。那一年，张三的儿子与李四的女儿结了婚，当年就生下一个人见人爱的大胖小子，这件对张家、对李家都十分重要的平民大事，却早已被时间无情地过滤掉了。至于人世之外，山林中，草莽间，虎豹狼虫那些弱肉强食的“事件”，尽管也许血流遍地，惨烈空前，但又何值“历史”一叙呢！所以，任何一本书上的所谓“历史”，都是一个梗概，都是一个片段，是某一时、某一地、某一事的记录，绝非全部。
更何况，就是今日我们所知的“国人暴动”、“共和行政”，整件事的经过，果真就是史书上所记载的那个样子吗？没人知道。不仅如此，就连“周召共和”这四个字的含义，目前也存在着疑问。《史记》上说“周召”二字，是指“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而翦伯赞在《中国通史》上则说：“这可能是司马迁的误解。古本《竹书纪年》云：‘共伯和干王政’”。这也就是，“共和行政”指的是一位名字叫“和”的“共伯”执政，而非周公和召公。两种说法，孰是孰非，难下定论。至于事件的前因后果究竟是怎样的，恐怕就更无人知晓了。
那么，“历史”为什么总有许多未知，甚至有许多谜题呢？这是因为，凡事到了史官的笔下，详略总是要有所取舍，记言状物也必有润色，笔下的文字，也难免带上笔者自己的“价值判断”。更为重要的，还有一个“史实”究竟能“实”到什么程度的问题。比如说《史记》中的人物传记，其中有许多都是谋于密室，是你知我知、天知地知的事，司马迁不在现场，转述者也未必就是当事人，他据何落笔？小说家可以做到“全知叙事”，史学家却绝不允许想当然。更何况，史家所记，本来就比不上一架照相机更忠实于自己的眼睛（其实，“眼见”也未必“为实”）。那么，他笔墨间的取舍与润色，所依据的，究竟是什么呢？是史官个人的好恶，还是他内心的良知，是要听命于君主，还是要受制于情势？这些问题，有时很微妙，不是几句话就能说得清楚的。
何况，即便是一部机械记录的照相机，也会由于外部光线的强弱、光圈的大小、快门的速度，机身和镜头的性能以及拍摄位置的限制等等因素，得到的影像并非就是实物“原形”，有的，甚至相去甚远，遑论一个脑瓜又灵活又机动的人，自然更做不到完全的客观。
除此，还有另外的一层：同样的“历史”，人们五百年前的讲述，与五百年后的讲述，其着眼点、侧重点和结论，恐怕并不相同。这大概就是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所说的“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原因吧？退一步说，即便是考古学家，在墓葬里把古代的器物发掘出来，于是有人说：这就是史上正宗的“原物“！果真是原物吗？非也。且不说它物理特性（例如色彩、质量）上的变化，其一出土，在功用上，便已经失去了这个器物原有的功能。出土的宝剑无论怎样锋利，也不能再以武器的名义去参与征战，甚至不能用它来防身了；而一只陪葬的碗，从出土之日起，便不再是盛饭的家什了，爵，也不能再用它来饮酒——因为它们都有了一个另外的、统一的名称，叫作“文物”。而文物者，便只有收藏、展览和研究的用途了。更何况，这些文物无不打上了时间的烙印，历经千百年之后，根本就不再是原来的那个它了。由此可知，“历史的”，无论是事还是物，都无法再去复原，甚至无法全面记录和绝对保真保鲜，更不可能“纤毫毕现”了。这正如每天出来的太阳都是全新的，“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因此，世上根本就不存在可以重复的时间和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也是新东西。
中国是一个历史连续的文明古国。在这个国度里，“历史”得到了格外的重视，不仅几千年前专门设有史官一职，而且规定“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以致几千年来的国家大事和皇帝本人的言行都是有文字记载的。
在中国历史上，史官的职位并不算高，权力也不大，但其工作的重要程度却不可小觑。这是因为，他记录的对象是一国首脑的言行，记录的内容涉及这个国家的军政大事。古时规定，皇帝虽然任命了史官，但史官记事，皇帝却不能“御览”。据《贞观政要》所载：“贞观十三年，褚遂良为谏议大夫，兼知起居注。太宗问曰：‘卿比知起居，书何等事？大抵于人君得观见否？朕欲见此注记者，将却观所为得失以自警诫耳！’遂良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记人君言行，善恶毕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记耶？’遂良曰：‘臣闻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何不书之。’”正是这“善恶必书”，才叫皇帝惧怕史官三分，唯恐史官笔下无情，让自己史留恶名。特别是通过“玄武门之变”登基的唐太宗，渴望知道史官怎样记录和评说自己，这种心情恐怕更加迫切，内心也难免存有一丝恐惧。其实不唯太宗，即便是为人强势的赵匡胤，在史官面前，也不得不有所收敛。司马光在他的《涑水记闻》上，就记录了一则宋太祖怕史官的事，文字浅显易懂，现将原文录于后：“太祖尝弹雀于后园，有群臣称有急事请见，太祖亟见之，其所奏乃常事耳。上（注：上，指皇帝）怒，诘其故，对曰：‘臣以为尚急于弹雀。’上愈怒，举柱斧柄撞其口，坠两齿，其人徐俯拾齿置怀中。上骂曰：‘汝怀齿欲讼我邪？’对曰：‘臣不能讼陛下，自当有史官书之。’上悦，赐金帛慰劳之。”（中华书局1989年版《涑水记闻》第7页）这份慰劳金可否抵得上当时的镶牙费，不得而知，但一闻“史官”二字，登时就心生戒惧，不得不堆下笑脸，而且予以补偿，实在也算难得了。看来，贵为皇帝，他可以不惧当世，因为在当世，他大权独揽，一手遮天，但他惧怕历史，怕身后留下恶名。但话说回来，能够对身后“历史中的自己”负责的皇帝，在那样一个时代，也算得上是个不错的皇帝了。可见，人总是要有所畏才好。畏天地，畏鬼神，畏法则，畏生命，畏身后，怕就怕“无所畏惧”，一旦天不怕，地不怕，便没有了做人的底线，他就变得可畏了。
但史上也有不畏史官的权臣。据《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齐庄公时，柄国执政的是崔杼。其人势焰熏天，因庄公与其妻通奸，便杀了庄公。于是“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见中华书局《春秋左传注》1990年版1099页）这段话是说，太史令记下了崔杼弑君一事——在古代，弑君乃恶名。崔杼大怒，杀了太史令（当时惯例，太史令一职由家族世袭，司马迁就是接了父亲司马谈的班，而司马谈又是接其父司马喜的班）。长兄一死，太史令的弟弟便来就职，仍然记曰：“崔杼弑其君。”崔杼又杀了他。再来的继任者，是“大史”另外的一个弟弟，他赴任后，仍然写上“崔杼弑其君”。崔杼已连杀两人，仍不能制止，只好放过了这任太史令。他放过这个太史令，并非是心生悔意，也不是有所畏惧，只是一种无奈罢了。
由此可见，在昏君或庸君身边当史官，真要做到秉笔直书，恐怕还真的会有性命之虞。正因此，多数史官笔下的取舍，无不遵循着趋吉避害的原则，要看官家的眉眼高低。这样一来，所谓的中国古代“信史”，虽然卷佚浩繁，但可信度却并非百分百。这大约就是鲁迅先生宁信野史，也不信官史的原因。“历史”既然不可全信，那么，后人何必还要费心费力费时间去考证它呢？答曰：是为了还原真相。但若再往下追问一句：其所还原的，就一定是“真相”吗？也未必。既然未必，那又何必呢？所以，说到底，死去了的“历史”，只是因为它对活人有用，这才有了价值。
那么，“历史”何用呢？
“历史”中的那些人，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力图青史留名，以便死后彪炳史册，这一点，不用细想也很容易理解。后人花费人力物力去考据历史，解释历史，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为我所用”。“以史为鉴”被历代君主所倡导。唐太宗就说过：“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见《旧唐书▪魏征传》）其实，“以史为鉴”这句话，可以分为两个层面来看，一个是接受历史的“告诫”，避免重蹈覆辙，第二，是手握历史的解释权，让历史发挥“印证”的作用。因为“历史”，它既可以证明使用者的正确，也可以证明别人的错误。对与错，何以非要证明？因为自古以来，凡事皆需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子路》）。为了成事，首先便需“正名”。而要“正名”，“历史”便可以成为一个最方便、最有效的“例证”。
在历史上，对于保守派而言，若说此乃“祖制”，此乃“成例”，便可以畅行无阻，但反过来，这些“祖制”或“成例”，却往往是革新者的障碍。所以，史上那些革新者，大多又都是厚今薄古之人。他们根本不屑于亦步亦趋地延续历史，他们要创造新的、属于自己的历史。因此，商鞅“不法先王之法”（韩非语），安石则吁“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历史”在这里，只不过是一个“佐证”，强调它或忽略它，掩盖它或修改它，甚至干脆抛弃它，没有别的什么原因，只不过是为了眼前的需要，各取所需罢了。所以，同一段历史，到了后来，便会出现不同的情形：你看重的是这一部分，他宣传的则是那一部分，各有侧重，各有不同。这不是史实有变，只是每个人的需要有所不同。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且看下面几则：
齐人蒯通劝韩信自立为王时，便以史为训：“大夫种、范蠡存亡越，霸句践，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兽已尽而猎狗亨。夫以交友而言，则不如张耳之与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则不过大夫种、范蠡之于句践也。”蒯通举文种、范蠡等人的事例，证明兔死狗烹的道理，劝韩信不要死心塌地为刘邦卖命，可惜韩信不听，致有后来的杀身之祸。（见《史记▪淮阴侯列传》）
汉武帝身后欲立刘弗陵，于是赐霍光一张画，上面画着“周公负成王朝诸侯”的故事，接着又杀了钩弋夫人。至武帝病笃，霍光跪问：“如有不讳，谁当嗣者？”武帝说：“君不谕前画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事！”武帝以春秋时候的历史掌故，安排了后事。（事见《汉书▪霍光传》）
同样是在这篇《霍光传》里，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汉昭帝死时，无子嗣，只好迎来武帝的孙子刘贺。“即至，即位，行淫乱。光忧懑，独以问所亲故吏大司农田延年。延年曰：‘将军为国柱石，审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选贤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于古尝有此否？’延年曰：‘伊尹相殷，废太甲以安宗庙，后世称其忠。将军若能行此，亦汉之伊尹也。’”霍光想废帝，先从历史上找根据——“今欲如是，于古尝有此否？”以证明今日这个举动的合法性，听说史有先例，自然也就心安理得了。
李世民曾说“朕每观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诫。”并为玄武门政变找依据：“昔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朕之所为，义同此类，盖所以安社稷，利万人耳”。他举周公、季友为例，目的是要证明自己“玄武门之变”同样也是正确的。（事见《贞观政要▪论文史》）
到了宋太祖，更以自己“黄袍加身”作为“历史经验”，杯酒释去了现任武官的兵权，防止别人再来重演“黄袍加身”的故技，推翻自己。由此后人推论，有宋一代重文轻武，大概也与此有关。（事见司马光《涑水记闻》）
看看上面的这些事例，再来读一读黑格尔下面这段话，我们心里也许就会有更加深刻的体会了：
“人类从历史里面只学到一个教训，那就是人类没有从历史学到任何教训。”[1]
作者简介
李汉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