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蜀文明的特点
| 古蜀文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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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蜀文明的特点三星堆考古新发现，证实了古蜀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但是因为古蜀文化非常特殊，所以长期以来在与中华文明的关系上一直存在争议，总有人不愿意承认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那么古蜀文明有什么特点呢？[1]
目录
古蜀文明的特征
一、历史悠久，灿烂辉煌
成都平原、岷江流域水源充足，气候宜人，物产丰富，为古蜀该区域各族人民繁衍生息、采集种植、渔猎饲养，进而创造独特的文化模式及文明类型提供了良好条件。从文化的主体———人来说，古蜀人口众多，成都平原、岷江流域自古就繁衍着汉、藏、羌等十余个民族，这些文化的创造者和享受者，各有自己独特的生活习俗、宗教信仰、传统节日、穿着打扮，以及独特的节庆、歌会等，都为蜀文化注入了多彩多姿的内容。
蜀文化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内陆农业文化，她的肇始、发展,与治水有密切关系。古蜀不仅有以大禹治水、李冰治水著称的农耕文明，而且有发育较早的工业和商业：是世界最早的天然气开采地、是世界雕板印刷术、世界纸币、世界盖碗茶文化的起源地;是中国最早出现城市文明的地区之一，早在距今4500-3200年之间，就有新津宝墩、温江鱼凫、郫县古城、都江堰芒城、崇州双河和紫竹等6座古城，在三星堆、金沙文化时期，古蜀已进入国家形态，有比较发达的神权和礼乐制度。成都在古代是自由都市，对外贸易比较发达，成为中国西南与南亚以至西亚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
蜀地文、史、哲名家辈出，杰出的思想家代不乏人：汉代的司马相如、扬雄、三国两晋时期的诸葛亮、陈寿,唐代的陈子昂、李鼎祚,宋代的“苏门三父子”、黄庭坚、张?、魏了翁，元代的虞集，明代的杨慎、来知德,清代的唐甄、费密、李调元，近现代的郭沫若、巴金等等，可谓灿若星辰，这一串串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字，就是一笔笔丰富的精神财富。蜀各个历史时期文化名人的不断涌现，不仅充分证明蜀文化历史悠久，灿烂辉煌，而且为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做出了贡献。
二、兼容并包，渴求开放
蜀文化的形成、继承和发扬，主要得益于它汇纳百川，兼容并包的文化传统和强烈的渴求开放的意识。蜀文化自古就沿岷江与西面的阿坝相连，与岷江上中游保持着密切的往还互动和相互兼容，使岷江上中游文化成为蜀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四川盆地四面高山环抱，历史上是有名的“四塞之国”，古代交通甚为困难，致使李白发出“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感叹。这一封闭地形对蜀文化必然带来较大负面影响。但任何事物都具有相反相成的性质，正因为蜀道之难，反而激励起蜀之先民向外开拓，努力改善自身环境的决心。于是环境在相当程度上决定文化，文化又在一定意义上改造环境，进而铸就了蜀之先民于封闭中求开放的历史个性。随着时代的推移，兼容和开放终于成为蜀文化最显著的特征。从自然地理审视，蜀文化同周围不同文化的沟通,最大的障碍是盆地周围（尤其是北方）的崇山峻岭。蜀之先民为了打破盆地地缘的封锁，创造了高超的栈道和绳桥技术（剑门关、广元等地仍保存有栈道，20世纪60年代连接都江堰内外江的竹索桥以及四川阿坝州，仍可见到的溜索和编网的藤桥，则是多种类型的绳桥的代表作），克服了地域狭隘的封闭性。借助剑门关、广元等地的古栈道，蜀地得以与陕西等中原地区沟通，蜀文化得以与原本就是同一血脉的中原文化交流，而蜀文化更多地接受了中原文化在礼制、风习、价值观和历史观等方面的影响。
四川盆地的东部有长江三峡作为出口，与江汉平原相通，蜀通过巴，与楚江水上下，一苇可航，“蜀风”早与“楚流”交流混融，蜀文化都与楚文化具有紧密联系。
在广汉三星堆和成都金沙遗址中，分别出土了海贝、象牙，阿坝州茂县则出土了琉璃珠，这些来自印度洋北部地区和南海的物品，充分证明蜀之先民与南方世界早有交通和交流。最迟到汉代，从蜀到印度、中亚再到西亚，就存在一条通道。这条通道被学术理论界称为“南方丝绸之路”。据考证，“南方丝绸之路”主要有两条线路：一条为西道,从成都出发,经临邛（邛州）、青衣（名山）、严道（荥经）、旄牛（汉源）、阑县（越西）、邛都（西昌）、叶榆（大理）到永昌（保山），再到缅甸的密支那或八莫，经“滇越”乘象国（今东印度阿萨姆邦），到达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地区，直至中、西亚。另一条是东道，从成都出发，到?道（宜宾）、南广（高县）、朱提（昭通）、味县（曲靖）、谷昌（昆明），以后一途入越南，一途经大理与西道重合。
汉唐以后，文化的交流更多地体现在人才的双向交流上。这一方面如明代状元杨慎所说：“自古蜀之士大夫多卜居别乡”；一方面又如清代学者赵熙所说：“从古诗人多入蜀”。这种人才频繁的双向交流，使蜀文化不断推陈出新。正是依据上述自然的和超越的地理特点，不仅使古蜀像一座大水库，汇纳南、北、东、西文化，而且使古蜀像一个聚宝盆，会聚周边农耕、游牧、渔猎文化，进而使蜀文化在更多的方面走向全国，进一步推进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水乳交融的历史步伐。
蜀文化兼容并包，渴求开放特色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与移民有关。从先秦时期起，历代的蜀都容纳了东西南北四方众多的移民。从历史记载看，主要是外地人单向移入四川，而鲜有四川人大规模向外移出。秦汉时期周边向蜀的移民，客观上带来了周边的多元文化；蜀汉时期上层荆州士人集团及大批普通民众的迁入，客观上整合了巴蜀文化；隋唐五代，巴蜀经济昌盛，文赋繁华，吸引大批文人墨客入蜀，大批文人的流寓，不仅使蜀成为全国文化最盛的地区之一，而且促进了蜀文化与各种文化的大交流；清初至乾隆的“湖广填四川”，一方面恢复了蜀地战乱后的人气，复垦了因战争而撂荒的田地；另一方面加速了楚文化、粤文化与蜀文化的融会。历史上这几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带来文化的大交流和大交融，使蜀文化杂糅各家，兼容并包，灿烂辉煌。
三、传承文明，积淀丰厚
蜀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人文积淀，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它们是蜀文化资源的主要源泉。现存的蜀文化资源主要有：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6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7座，省级历史文化名城24座，省级历史文化名镇22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82处，省、市、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000余处，各种博物馆、纪念馆、陈列馆64所，其他人文景点200多个。蜀文化的文物古迹主要包括历代寺庙、园林、古建筑、古城镇、古堰、古塔、石刻、古墓、古碑等。古寺庙、宫观主要有成都昭觉寺、文殊院、青羊宫等；摩崖石刻主要有乐山大佛、安岳卧佛、广元千佛寺等；园林主要有成都杜甫草堂、武侯祠、望江楼公园等；重要古文化遗址主要有成都平原史前古城址群、广汉三星堆遗址、成都金沙遗址、都江堰水利工程等等。
蜀宗教兴盛，在中国宗教历史舞台上占有重要地位，有不少遗迹保存下来，成为蜀文化的组成部分：除鹤鸣山、青城山、瓦屋山等道教“洞天福地”外，峨眉山是普贤菩萨的“道场”，被列入佛教的四大名山；成都的文殊院、大慈寺、昭觉寺，新都的宝光寺，平武的报恩寺，德格印经院，都是当今著称国内外的宗教名胜。
蜀积淀丰厚、传承数千年的民俗和民间风情，无疑也是蜀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每年按农历次第举行的节庆盛会有：正月成都灯会，二月成都花会，三月都江堰清明会和放水节，五月乐山龙舟会和郫县赛歌会，八月新都桂花会，腊月自贡恐龙灯会等。而“麻辣鲜香、百菜百味”的川菜，品种繁多、价廉物美的小吃，清幽闲适的茶文化等都是积淀丰厚、传承数千年的蜀文化的外部表征。
四、具有多重性
蜀文化作为年代久远、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是长期积累的精神成果。它植根于小农经济，在历史上与宗法等级制度及专制政治联系在一起，从总体上审视，属于维系封建政治和经济统治的官方意识形态，正面和负面交织，精华和糟粕混杂，封闭与开放并存。历史悠久，内涵丰厚的蜀文化，精华、进步、开放、超新是主流，但糟粕、保守、排外、守旧的负面因素也不可忽视。蜀文化这种多重性，既反映在同一个历史人物身上，也表现在同一事物内部。比如受道教影响较大的蜀文化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强调顺应自然和“无为”，总体上具有合理性，但也存在强调人为天地的中心，重顺应自然和社会人事，忽视向自然界作科学探讨和征服自然，并斥技艺为“奇技淫巧”的弊端，这无疑阻碍了蜀科学思想的产生和科学技术的普及。
总之，用唯物史观审视，作为多元一体的中国文化源头之一的蜀文化，是成都平原、岷江流域历史的积淀，是该区域社会存在的反映，既有其灿烂辉煌的一面，也有其时代和地域的局限性。有分析地扬弃蜀文化的上述特征，既有利于我们对历史文化遗产的继承，又有利于我们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