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姆·克勞法

吉姆·克勞法 圖片來自itsfun

吉姆·克勞法（Jim Crow laws） 1876年至1965年間美國南部各州以及邊境各州對有色人種（主要針對非洲裔美國人，但同時也包含其他族群）實行種族隔離制度的法律。這些法律上的種族隔離強制公共設施必須依照種族的不同而隔離使用，且在隔離但平等的原則下，種族隔離被解釋為不違反憲法保障的同等保護權，因此得以持續存在。但事實上黑人所能享有的部份與白人相較往往是較差的，而這樣的差別待遇也造成了黑人長久以來處於經濟、教育及社會上較為弱勢的地位。

1865年至1876年的重建時期，聯邦法律為南方的自由黑人提供一定程度的民權保護。重建時期結束後，南方各州政府、立法機構及法院重新被南方白人所掌控，一系列吉姆·克勞法被通過，用來隔離種族。

1945年後，非裔美國人民權運動興起，民權團體用聯邦法律來抵抗吉姆·克勞法。例如著名的「布朗訴托皮卡教育局案 」（1954年），由第14任美國首席大法官厄爾·沃倫領導的美國最高法院通過判決，九位大法官一致同意終止了公立學校中的種族隔離。而後，沃倫法院進一步在不同案件中逐步廢除了吉姆·克勞法，主要包括亞特蘭大之心汽車旅館訴美國案|Heart of Atlanta Motel, Inc. v. United States（1965年）。而美國國會也在1964年通過《1964年民權法案》及《1965年投票權法案》，禁止法律上有任何形式的種族隔離和歧視政策，吉姆·克勞法在法律層面上正式走入歷史。

目錄

法案之初

在1865–1877年重建年代，聯邦法案為所有南方自由人提供公民權的保護，包括從前為奴的非裔美國人。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隨著聯邦軍隊撤出，民主黨開始在南方州議會重獲權力，用叛亂民兵，如白色聯盟、紅衫軍來干擾共和黨組織，將共和黨官員逐出城，恐嚇黑人、阻撓他們參選。大量弊案出現。路易斯安那競選州長被爭議多年，從1868年起針對黑人的暴力活動四起。到了1877年，競選總統失敗的民主黨和共和黨協議獲得南方支持，導致共和黨政府將最後的聯邦軍隊撤出南方，換取執政權。民主黨白人在所有南方諸州重獲政治權力。<這些保守的民主黨贖買政府頒布吉姆·克勞法案，將黑人從白人群體中隔離開來。

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時，黑人依然可以被選獲得地方官職，但當民主黨頒布法律，將投票條件抬高時，使得很多黑人和貧窮的白人無法參選。祖父條款暫時允許某些沒有受過教育的白人投票，但是該法案將絕大多數黑人排除在外。

這一系列措施導致的結果是南方投票人數大幅度下降。例如，在阿拉巴馬州，數以千計的貧窮白人失去了投票權利。到了1900年，在路易斯安那州，雖然黑人占全州人口的絕大多數，但是他們可以投票的人數降低到了5,320人。到了1910年，只有730名黑人得到註冊，比例少於0.5%。「在全州60個選區的27個裡，沒有一名黑人報名；在9個選區中，只有一名黑人報名。」在北卡羅來納州，積累效應是在1896－1904年間，黑人選民被完全排除在外。他們的中產階級成長緩慢。在北卡羅來納州和其它南方諸州，出現了隱身效用：「被剝奪權利的在數十年間，白人優越主義運動將黑人中產階級從北卡羅來納白人的腦海中抹去。」

被剝奪投票權的人無法出庭作證，無法擔任地方公職。他們很快消失在政治生活當中，無法對州立法施加影響，他們的利益被忽略。重建法案首次在南方大多數州郡設立了公立學校；相對於白人學校來說，黑人學校的款項總是稀少，即便是戰後南方經濟緊縮，棉花價格走低時也是如此。

和學校一樣，吉姆·克勞公共圖書館也被資源不夠的問題所困擾，常常收到舊書或是其它二手貨。

有時，進步行動會嘗試減少選舉弊案，如南卡羅來納州的八盒法，旨在為未受過教育的黑人和白人選民制定，因為他們常難以遵守規矩。在進步時代(1890s–1920s)期間，非裔美國人從總人口中被隔離已經合法化、正式化，它也開始成為習俗。例如，吉姆·克勞法並沒有公開禁止黑人參與運動或是其它休閒項目。法案導致文化上的隔離。

在吉姆·克勞法的影響下，美國1912年總統選舉極其殘忍地打擊黑人的利益（在共和黨分裂的情況下，民主黨的伍德羅·威爾遜當選總統，其後他在聯邦政府部門全面恢復實施種族隔離）。大多數黑人依然居住在南方，被剝奪了權利，無法投票。而人頭稅和教育要求使得很多貧窮的、缺乏教育的美國人無法參選，這些措施的漏洞導致很多貧窮白人也無法達到要求。例如，在俄克拉荷馬州，任何在1866年前獲准投票，或是與之相關的人（一種「祖父條款」，即祖父是美國原居民）都無需經過文化考試；當時所有獲准投票的都是白人男子。白人成功地逃脫了文化考試，而黑人則被法案排除在外。

伍德羅·威爾遜是來自新澤西州的民主黨人，是內戰後第一個出身南方的總統。他讓南方人組織內閣。雖然內戰後華盛頓特區和聯邦辦公室是整合政府，很多人迅速開始在辦公室進行種族隔離。例如，在1913年，總統任命的美國財政部長威廉·吉布斯·麥卡杜發表關於黑人和白人婦女在一個政府辦公室內工作的言論：「我肯定這侵犯了白人婦女的權益。白人婦女在辦公機器上工作時，不應該有白人婦女作為同伴嗎？」

威爾遜在聯邦政府內實施種族隔離政策，不顧眾多非裔領袖和團體的抗議。他之所以任命種族隔離主義者是因為他堅信種族隔離最符合黑人和白人的利益。1913年7月4日葛底斯堡紀念林肯演講五十周年慶典上，就「人人生來平等」的論斷，威爾遜對群眾們說：

合眾國變得多麼完備，她對我們多麼重要，多麼無可置疑，多麼溫良宏偉，一個又一個州加入我們自由人所組成的大家庭！

與威爾遜的態度截然相反的是《華盛頓蜂報》，社論質疑1913年「重逢」是那些為「消滅奴隸制」的戰士們團聚，還是「維護奴隸制，用盡手段來為其辯護」者宣稱廢奴宣言的失敗。一個歷史學家注意到1913年葛底斯堡威爾遜的「和平聚會」是個「吉姆·克勞聚會，白人優越主義可是被稱之為慶典背後沉默的、看不見的主人。」 (See also: Great Reunion of 1913)

吉姆·克勞法是南方基地的產物。南方民主黨的保守勢力用盡種族恐怖、攻擊共和黨重建政府的腐敗(或真或假)，用暴力和恐嚇的手段壓制黑人競選，並在近100年間控制南方。他們在十九世紀末通過修改選舉法，剝奪黑人選舉權。在1956年，南方為反抗最高法院在《布朗訴托皮卡教育局案》的判決，導致了南方宣言。它在「國會記錄」上被宣讀，受到96名南方議員的支持，除了兩人以外都是南方民主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