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张奋传
后汉书·张奋传出自于《后汉书》，此史是一部由我国南朝刘宋时期的历史学家范晔编撰的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书中分十纪、八十列传和八志（司马彪续作），记载了从光武帝刘秀起至汉献帝的195年历史。 [1]
目录
原文
张奋少好学，节俭行义，常分损租奉，赡恤宗亲，虽至倾匮，而施与不怠。十七年，儋耳降附，奋来朝上寿，引见宣平殿，应对合旨，显宗异其才，以为侍祠侯。建初元年，拜左中郎将，转五官中郎将，迁长水校尉。七年，为将作大匠，章和元年，免。永元元年，复拜城门校尉。四年，迁长乐卫尉。明年，代桓郁为太常。六年，代刘方为司空。
时岁灾旱，祈雨不应，乃上表曰：“比年不登，人用饥匮，今复久旱，秋稼未立，阳气垂尽，岁月迫促。夫国以民为本，民以谷为命，政之急务，忧之重者也。臣蒙恩尤深，受职过任，夙夜忧惧，章奏不能叙心，愿对中常侍疏奏。”即时引见，复口陈时政之宜。明日，和帝召太尉、司徒幸洛阳狱，录囚徒，收洛阳令陈歆，即大雨三日。
奋在位清白，无它异绩。九年，以病罢。在家上疏曰：“圣人所美，政道至要，本在礼乐。《五经》同归，而礼乐之用尤急。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又曰：‘揖让而化天下者，礼乐之谓也。’先王之道，礼乐可谓盛矣。孔子谓子夏曰：‘礼以修外，乐以制内，丘已矣夫！’又曰：‘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厝其手足。’臣以为汉当制作礼乐，是以先帝圣德，数下诏书，愍伤崩缺，而众儒不达，议多驳异。臣累世台辅，而大典未定，私窃惟忧，不忘寝食。臣犬马齿尽，诚冀先死见礼乐之定。”十三年，更召拜太常。复上疏曰：“汉当改作礼乐，图书著明。王者化定制礼，功成作乐。谨条礼乐异议三事，愿下有司，以时考定。昔者孝武皇帝、光武皇帝封禅告成，而礼乐不定，事不相副。先帝已诏曹褒，今陛下但奉而成之，犹周公斟酌文武之道，非自为制，诚无所疑。久执谦谦，令大汉之业不以时成，非所以章显祖宗功德，建太平之基，为后世法。”帝虽善之，犹未施行。其冬，复以病罢。明年，卒于家。
译文
张奋年少好学，生活节俭施行仁义，常常拿出部分租奉，赡养抚恤宗族亲属，即使到了匮乏的地步，也不停止施与。十七年，儋耳投降归附，张奋到朝廷来祝贺，被带到宣平殿拜见皇帝，应对符合皇帝心意，显宗觉得他才能突出，让他担任侍祠侯。建初元年，授予左中郎将，调任五宫中郎将，迁升为长水校尉。七年，担任将作大匠，章和元年，被免职。永元元年，再次授予城门校尉。四年，升迁为长乐卫尉。第二年，代替桓郁任太常。六年，代替刘方任司空。
当时正遇旱灾，求雨不下，于是张奋上表说：“连年歉收，人民饥饿财用缺乏，如今又长期干旱，秋种不成，阳气将尽，时间紧迫。国家以百姓为根本，百姓以粮食为生命，这是最紧迫的政务，最重的忧患。我深受皇恩，担任的职务超过了我的能力，因而日夜担心害怕，奏章不能表明我的心意，希望能让我面对中常侍一条条陈述。”张奋马上受到引见，再次口述当时应该办的政务。第二天，和帝召太尉、司徒一起驾临洛阳监狱，审查记录囚徒的罪状，收捕洛阳令陈歆，随即下了三天大雨。
张奋在位清正廉洁，没有其它特殊的功绩。九年，因病罢官。他在家中上疏说：“圣人所赞美的事，为政之道最重要，其根本在于礼乐。《五经》主旨相同，而礼乐的功用尤其急需要发挥出来。孔子说：‘让国家百姓安定太平，没有比礼更好的方法；移风易俗，没有比乐更好的方法。’又说：‘所谓揖让而教化天下，就是指的以礼乐治天下。’先王为政，礼乐可以算是很兴盛了。孔子对子夏说：‘如能用礼修饰外在行为，用乐陶冶心性情操，我就满足了!，’又说：‘礼乐不兴起，那么刑罚就不会适度；刑罚不适度，百姓就会不知如何行动。’我认为汉应当制定礼乐，因此先帝圣明，多次下诏，感伤于礼乐的损坏残破，可是众儒生不通达，奏议之中有很多异议。我家几世为朝廷台臣宰辅，而大典未确定，我对此十分忧虑，寝食时也不忘此事。我已年老将死，真诚希望能在死前见到礼乐确定下来。”
十三年，和帝重又召拜他为太常。张奋又上疏说：“汉应当改制礼乐，用图画和文字明确下来。作为君王教化稳定后制作礼仪，功绩成就后制作音乐。我谨慎地列出三条关于礼乐的不同意见，希望交给有关部门，在规定时间加以考察审定。从前孝武皇帝、光武皇帝封禅时告诉上天大功告成，可是礼乐没有修定，这种行为（和应有的礼法）是不相符合的。先帝已下诏曹褒，（让他修订礼制），如今您只管奉行完成它，如同周公采取文王武王的为政方式，不是自己所制定的，确实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如果）长久保持谦逊的姿态（不改制礼乐），使大汉宏业不能因此当下有成就，就无法用来彰显祖宗的功德，建立起太平盛世的基业，成为后人效法的榜样。“”皇帝虽然认为他说得好，但还是没有实施行动。这年冬天，张奋又因病罢官。第二年，死在家中。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