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新洋灰公司

啟新洋灰公司是中國創設最早的一家水泥廠，它不只在舊中國的水泥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在中國近代民族工業的發生髮展上也具有很大的代表性，而且，啟新公司是大型的民族工業企業，歷史悠久，它的發展變化大體能反映民族工業的發展演變過程，因此，從啟新洋灰公司在近代民族企業發展史上的地位來說，對啟新洋灰公司發生髮展的中官商關係作探析，無疑具有現實的啟示性意義，啟新洋灰公司的前身是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年）建立的唐山細綿土廠，一九零六年，北洋大臣袁世凱命令周學熙從英國人手中收回重辦，改名為啟新洋灰公司。^[1]

歷史沿革

清朝末年，由於政治，軍事，經濟的需要，水泥需求日益增長，而國內沒有一家水泥生產企業，水泥全部依賴進口，價格十分昂貴。在這一市場條件下，開平礦務局總辦唐廷樞報請北洋大臣直隸總督李鴻章批准，利用唐山石灰石為原料，在唐山大城山南麓，占地40畝，於光緒十五年（1889年）建成唐山細綿土廠（細綿土，水泥的譯音）。成為我國第一家立窯生產水泥的工廠。

初建時的細綿土廠，因產品成本高，質量次，連年虧損，不得不在1893年停產。

中日甲午戰爭以後，民族危機日益嚴重，在「設廠自救」的呼聲中，1900年，開平礦務局會辦，著名實業家周學熙着手恢復細綿土廠。同年，由於開平礦務局被英國資本家騙占，細棉土廠也落入英國資本家之手，1906年在周學熙的努力下，把細綿土廠收回自辦。

1907年，唐山細綿土廠更名為「唐山啟新洋灰股份有限公司」。水泥商標定為「龍馬負太極圖」牌，（俗稱馬牌）。併購置丹麥史密司公司先進的迴轉窯，球磨機等設備代替立窯等落後設備。開創了我國利用迴轉窯生產水泥的歷史。

由於生產的發展，質量的提高，啟新生產的「馬牌」水泥經英國亨利菲加公司和小呂宋科學研究會試驗，其細度，強度，凝結，漲率和化學成份均超過英，美兩國的標準。1911年，啟新水泥獲意大利都朗博覽會優等獎。1912年，啟新洋灰公司向美國洛杉磯出口水泥1萬餘桶。這是我國第一次出口水泥。

1915年，啟新水泥獲巴拿馬國賽會頭獎。農商部國貨展覽會特等獎。1919 年，啟新在國內所銷售的水泥占全國總量的92.02%。成為當時我國最大的水泥廠。

發展

啟新洋灰公司自成立後的三十年間先後進行了三次大的擴充改造。第一次是宣統三年(1911年)，向丹麥史密斯公司購旋窯兩台，生料磨和水泥磨各一台，採用半濕法生產，內稱乙廠。民國十年(1921年)進行了第二次改造，購丹麥史密斯公司大型旋窯兩台，四台生料磨，兩台水泥磨，謂丙丁廠。第三次改造是在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自製旋窯一台，謂戊廠。至此，日產水泥量已由公司成立時的700桶上升到了5500桶。下表為1936年啟新與國內各廠生產能力比較：

名稱產量(桶/年) 備註

啟新 1700000

西北實業 150000 本年開工

致敬 150000 新增日產五百噸

中國 1350000 本年新增機開工

華商 550000

江南 1500000

華記 300000

重慶 300000 正建廠

西村 1350000 正安裝

此時，啟新已成為中國最大的水泥廠。與此同時，啟新自光緒三十二年開始自建汽輪發電機組，先後歷經宣統三年，民國十一年，民國十五年和民國二十二年多次改擴建，最終形成了具有二十五周波和五十周波發電能力的綜合性發電廠，並與開灤二十五周波電網併網發電。民國十五年新增的三台餘熱發電鍋爐和民國二十二年開始使用紙質包裝袋都是在中國國內首開先河。

1914年一戰爆發，在初期的兩三年中，水泥銷量受到一些影響，但後期銷量增加很快，並且於1926年至1937年間創造了解放前產銷量最高記錄，只是由於國內軍閥混戰，啟新的發展受阻，處於停頓狀態。1919年以前，啟新為中國獨家水泥廠，此後的十五年間新增華商水泥公司，中國水泥公司，廣東西村士敏土廠等，湖北水泥廠開辦於1907年，4年後啟新即取得該廠管理權。1923年，由於華商，中國兩大公司的投產，在江浙市場上與啟新展開了激烈的競爭。

曲折

1937年，「七七事變」揭開了長達八年的抗日戰爭的序幕。早在三年前，由於沉重的稅賦，加上外貨入侵，啟新洋灰公司的經營已由高潮逐漸開始走下坡路，同時由於國內不少新建水泥廠紛紛上馬，也使得啟新原有的廣闊市場受到了嚴重影響，面臨對未來發展的艱難選擇。抗戰的開始則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啟新的歷史。

事實上，早在1933年5月唐山就已經淪為保留中國行政權的日本控制地區。啟新董事會為了應對戰局的變化，原打算將工廠遷往南京，也算是全力支持抗戰，並且也開始籌建南京江南水泥廠，但由於時局的突變，使得所有的計劃都付諸東流了。「七七事變」的發生非但沒有使啟新的經營萎縮，反而有了新的發展。由於日軍戰爭的需要，1939年到1940年，日本丸紅株式會社開始介入啟新，此後水泥產量反比戰前有了不小的提升，並且於1941年新增水泥窯，生料磨和水泥磨個一台，以期進一步提高產量，對日本的侵華戰爭實質上起了幫助和支持的作用。戰後，由於懼怕對幫助日本人這一事實的清算，這一時期的相關史料悉數被毀，真實情況已無從考證。由於種種原因，自1943年開始，啟新的生產經營每況愈下，1945年後一度被迫停工。

日本統治時期啟新的曲折歷史實際上成為啟新歷史上不光彩的一頁，由於缺乏史料的支持，目前很少有對這段歷史的詳細描述，不過，1949年以前啟新發展歷程中的第二個高潮期確實產生於日本占領時期。

新世紀

進入新中國，啟新水泥在社會主義的建設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進入新世紀，啟新人將以更加飽滿的熱情為建設新生活而努力。

與官宦勢力

縱觀啟新洋灰公司的發展歷程，其與官宦都保持某種的關係，可以說，沒有官宦的支持啟新洋灰公司的發展不會到如此的規模，同時，沒有官的勒索等啟新洋灰公司也不會後來資金全部擱淺，以致於最終失敗。官宦對啟新洋灰公司的發展可謂是一把「雙刃劍」。

官宦在啟新洋灰公司的企業融資上提供了大量原始資本：近代我國企業制度的誕生，並不是我國自明清以來資本主義萌芽的自身積累的結果，而是對外國先進生產方式的一種直接嫁接。按照企業正常的發展道路，企業的發生應該是資本主義萌芽充分發展的基礎上，中間經過手工業工場的發展階段，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完成資本原始積累，在近代我國企業發展史上，資金匱乏一直是制約企業發展的瓶頸之一，又因為近代中國的金融體制與制度安排嚴重滯後，縱然有資金也沒有導向投資的渠道，所以，啟新洋灰公司的發展首先遇到也是資金問題，啟新洋灰公司的前身唐山細綿土廠的創辦資金「是由軍械所各局、開平礦務局和香山地主各出資兩萬組成」，一九0六年，周學熙接手創辦啟新洋灰公司後，「所有一切舊欠，均不與新公司相干，惟老廠舊機，目前雖未逐停，然業經腐敗，毋庸計價，其房屋地畝，即照原置價值，除歷年折舊，從實估計，均有新公司撥款」，周學熙在創辦啟新洋灰公司之初，以極少的代價收買了唐山細綿土廠的全部資產，實際上這是借國家的「公帑」開辦私人的企業，顯然不是一般人所能辦到的。就這樣啟新洋灰公司本身沒有掏出一分錢，卻完成了自己資本原始積累，而且，在啟新洋灰公司經營的過程中，靠官宦的勢力還取得了貸款的便利和利息的低下，啟新洋灰公司所借的官款「共合銀四十萬兩，……擬按長年五厘行息，前三年按年付息，暫不還本，第四年以後，每年付息一次，兼還本銀六萬兩，遞年息隨本減扣，至第十年本息全清」，在資金匱乏的近代企業發展史上，如此優惠的條件恐怕不多見。啟新洋灰公司在創辦之初，靠官宦的勢力完成了自己的資金的原始積累。

經營特權

啟新洋灰公司在經營過程中獲得了大量的特權：啟新洋灰公司在經營過程中依靠封建勢力所取得的種種特權，主要有：

設廠的專利權：在傳統的中國社會，啟新洋灰公司依靠官方的勢力在建廠的第三年就取得了「嗣後直隸境內如再查有此項相同之土質，應仍歸職公司推廣添設，以杜外人凱窺，而免另立公司，致啟爭端，坐虧血本」，經過農工商部的批准「即准如所請」，後來又獲得了「東北各省及揚子江流域有優先設立分廠特權」;

銷售市場的特權：近代中國的社會是一個自然經濟占主要地位的社會，工業品市場發育不充分，銷售市場更狹窄，同時，人們還保持着傳統的生活方式建房還是土木結構，所以，只有政府才有需要水泥的大項目建設，啟新洋灰公司獲得了「關內外、京張、京漢、正太、汴洛、道清、滬寧各鐵路局查照購用，以免利權」，後來又把這種特權推廣到全國「各省官辦商辦各路局一體遵照購用，以保利權」；

減免賦稅的特權：在近代中國社會賦稅重一直是影響工商業發展的重要因素，西方國家的公司憑藉政治上的特權獲得了的經濟利益，賦稅輕，而國內公司反而承擔着更重的賦稅，還沒有享受應有國民待遇，啟新洋灰公司憑藉政治上的勢力獲得了「無論運銷何處，只令完納正稅一道，值百抽五，沿途關卡驗明放行，免於重征，俾得推廣銷路，」；

運輸的特權：啟新洋灰公司的產品水泥是非常笨重又髒的貨物，按市場運輸價理應略高，最起碼與其他貨物的運價持平，啟新洋灰公司和輪船招商局簽訂的運輸合同卻規定「按怡和、太古各行運價再減七折核收」；與京張、隴海等鐵路管理局訂有互惠的合同水泥運價一般也按六、七折收費；

原料的優先採購權：啟新洋灰公司燒制磚灰，全持煤為命運，如果煤價過高，啟新洋灰公司的水泥成本就會提高，啟新洋灰公司依靠政治上的權力獲得了「所有洋灰公司常年需要用煤斤，由灤礦隨時供給，不得稍有延遲缺乏」，而且「應酌減價值，不得過於開平市價十分之七」；

依靠官勢圈地運動的特權:在封建社會土地是人們群眾的生活依靠，也是唯一最大的財產，公司發展用地本應按市場價來操作，但是，啟新洋灰公司憑藉政治上的特權「所需地畝，竟持官威，胥用高壓手段以每畝一百五十元之地，擅定官價七十元，隨意圈用」，而且，如果當地人民據向理論「即加以違抗罪名，而受差傅之累，遠逐他鄉者有之，更有拘至縣府，陷身監獄者有之，直至完全將地畝強賣之後，方能脫此，因而傾家敗產流為遊民者，何至百數十人」，造成了廣大人民的痛苦；

利用封建勢力鎮壓工人及其運動:解放前的啟新洋灰公司利用封建勢力鎮壓工人及運動來牟取暴利，一九二0年四月，廠方叫「來了三百多名軍隊，對工人進行封鎖鎮壓，綁了三十多名工人」，正如外國學者所說「即使象張謇的大生紗廠和周學熙的最早的啟新洋灰公司這類名義上的商辦企業，它們最初的成就也要歸功於其主辦人因有官方的關係而能取得的官方支持……，如大生得到張之洞和劉坤一的支持，啟新得到袁世凱的支持」。可見，啟新洋灰公司的成功同其官的背景有決定性的關係。

與封建勢力

啟新洋灰公司與封建勢力的矛盾：啟新洋灰公司從一開始就是在封建勢力的支持下建立的，其最大靠山是袁世凱，創辦者有周學熙、龔仙舟、顏惠慶等，名下的股東幾乎都是清朝的頂戴花翎，還有民國的總長、次長、議員等，這些都啟新洋灰公司的發展帶來了巨大的便利和特權，但是，政治上變化無常，沒有常青樹，一旦啟新洋灰公司的靠山倒台，特別是袁世凱死後，啟新洋灰公司即失去了奧援，啟新洋灰公司立刻就成了被壓榨的對象，各種報效、捐稅、勒索等等接踵而來。導致啟新洋灰公司的資金全部擱淺，有四十餘歷史的大型民族企業，最終也不能逃脫死亡的命運，可謂「成也官，敗也官」。啟新洋灰公司的命運是近代民族企業發展的一個宿影。

對現實的意義

當前，官商關係是影響和制約我國企業的發展的深層次的根本原因之一，需要吸取歷史的智慧來破解它，近代民族企業的發展與不發展也無不與官有巨大的關係，因此，對近代民族企業中的官商關係作一探析，無疑具有現實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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