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天墀
吳天墀[chí]（1913年1月—2004年6月8日） ，別名浦帆，四川萬縣（今屬重慶）人，歷史學家。[1]
- 1938年畢業於四川大學歷史系，留任助教。其後歷任四川省教育科學館研究員、原西康省政府秘書兼省立雅安圖書館館長等職。抗戰勝利後，任川大歷史系講師，成都理學院副教授；齊魯大學、尊經國學專科學校、東方文教學院及川北大學教授。
- 建國後長期擔任四川大學歷史系教授，是國務院特殊津貼獲得者，還任四川師範大學及寧夏大學兼職教授、四川省文史研究館館員、中國社會科學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學術委員等職。
- 吳天墀學問該洽，上自先秦，下迄明清，多所涉獵，尤長於西夏史、宋史和巴蜀文化史研究，成就斐然，學術影響遍及兩岸三地及海外漢學界。 [2]專著《西夏史稿》1980年出版，《吳天墀文史存稿》由四川大學出版社1998年9月出版。[1]
目錄
基本信息
| 姓名 吳天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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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號 浦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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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籍 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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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 漢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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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業 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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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地 四川萬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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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時間 1913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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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世時間 2004年6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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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業院校 四川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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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成就 西夏學大家，推動了四川大學歷史學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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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生平
吳天墀於1913年1月出生於四川萬縣（今屬重慶），萬縣古時曾名南浦郡，中學時即寄寓異鄉求學，故以「浦帆」為別名，寄寓懷鄉之情。 1
934年在川大附中畢業後，考入四川大學歷史系。1938年6月畢業，成為川大歷史系第一個助教。1940年秋起，先後任四川省教育科學館任研究員、西康省政府秘書兼省立雅安圖書館館長、蘆山縣縣長兼縣立中學校長等職。
1945年底返蓉在齊魯大學哲史系任教。次年夏天，赴上海在原川大歷史系主任何魯之創辦的中國人文研究所任研究員。
1947年回到成都，除在川大歷史系作專任講師外，還先後在成都理學院、成都尊經國學專科學校、東方文教學院、川北大學等校任副教授或教授。50年代前期以體力勞動為生。
吳天墀先生於20世紀30年代開始發表學術論文，是中國宋史的早期研究者，撰有《宋儒之風操與理性主義》和《張詠治蜀事輯》、《燭影斧聲傳疑》等名篇。
1955年，在徐中舒、蒙文通等先生的創議下，吳先生開始了西夏史資料的搜集和研究工作。
1956年秋，先生回到川大歷史系資料室，任高級資料員。1978年重返教職，由講師而副教授，1982年再任教授。貫注了先生長期心血的《西夏史稿》於1980年12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後，獲得高度評價。徐中舒先生為之作序，稱讚「這樣一部文筆通暢、組織嚴密的新著，給荒蕪寂寥的的西夏史園地帶來了春天的氣息」。
1981年3月，與吳先生本不相識的北京大學教授鄧廣銘先生在初閱該著後的致信吳先生表示「特别致敬」說：「您的這部新著，我認為是近來出版物中少有的上乘之作，敘事之詳盡，考證之精審，參考資料之廣博，以至每條附註所體現的功力之深厚，均使我不勝佩服。所以，您這部著作之出版，不止是填補了西夏史研究的空白，而且在歷史科學研究領域中增添了異彩。」
1994年版《劍橋中國遼西夏金元史》是這樣評價近幾十年來西夏史研究的：「從本世紀70年代以來，中國亦重興西夏和党項研究，充滿活力的語言和歷史研究論著不斷出版。中國最重要的成果是吳天墀的《西夏史稿》，初版於1980年，後來又增補和修訂再版。這部著作是當前最有價值的党項史的綜合論著。」（中國社科出版社1998年中譯本）中國社科院歷史所研究員蔡美彪先生評論該書，「考訂周詳而不流於煩瑣，敘事簡明而不流於空疏」（《歷史研究》1982年第4期《西夏史稿讀後》）。
《西夏史稿》問世一年半後，即得再版機會。因時間迫促，約二萬字的新論只得以「訂正和補充」形式按照頁數行數列附於後。
80年代初受《中國大百科全書》之邀，先生撰寫了「西夏史」長條和一些短條。迎着改革開放的春風，先生重新煥發了學術青春，發表了好些引人注目的論文。例如《唃廝囉與河湟吐蕃》、《王小波、李順起義為什麼在川西地區發生》、《水神崇奉與王小波、李順起義》、《龍昌期——被埋沒了的「異端」學者》、《論党項拓跋氏族屬及西夏國名》、《西夏稱「邦泥定」即「白上國」新解》等。
1998年9月，《吳天墀文史存稿》由四川大學出版社出版，收入有32篇文章，內容涉及宋史、西夏和西北史，有多篇書評予以高度評價（張邦煒《讀吳天墀文史存稿》，載《西南民院學報》2000年增刊。劉復生《吳天墀文史存稿讀後》，載《中國史研究》1999年4期）。
吳天墀因病於2004年6月8日在成都逝世，終年92歲。
人物影響
- 長期致力於西夏史研究，1980年出版的《西夏史稿》，是西夏研究史上的里程碑，從而標誌着我國西夏學迎來了科學的春天。
人物評價
- 劉復生：在先生的治史生涯中，西夏史並不是最主要內容。以先生的學力，若治學環境稍順，不知會寫出多少超過《西夏史稿》的鴻篇巨製。 [3]
- 羅志田：先生之學，早年睿智，中年厚重，晚年博大，彰顯出大師風範。……天墀先生是胸懷天下的士人，又有明顯的四川地方特色。他素負經世之志，在國難時曾投筆從政，服務鄉邦。這些經歷給他帶來很多生活的坎坷，也使他的學問更為通透。其論著的共性在於，既重視廣土眾民的國家裡各區域、各民族發展的不平衡及其獨自特性，更強調基層社會構建，以及民間的文化、經濟網絡對維繫國家的重要作用。這眾多面相的關聯互動，凸顯出多民族中國那多元豐富的內涵。[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