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鲠生生平故事简介周鲠生的成就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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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鲠生(1889-1971)，又名周览，汉族，湖南长沙府长沙县人。中华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法学家、外交史家、教育家，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第一部宪法起草的四位顾问之一。^[1]

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后留学英法，获爱丁堡大学博士学位及巴黎大学国际法学博士学位。历任国立北京大学、国立东南大学、国立武汉大学教授及校务长。

1939年赴美国讲学。回国后任国立武汉大学校长，兼任中央研究院院士。主要在武汉大学从事学术活动，因严厉批判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书而著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顾问、外交学会副会长等职。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周鲠生的故事

一、幼年时期

周鲠生幼年十分不幸。他4岁丧母，跟随在县衙门做录事（管文笔一类差事）的父亲生活。10岁丧父，幸得父亲朋友相助，照顾他的生活并让他在家中私塾念书。

周鲠生少时读书聪颖，才智过人。13岁就参加科举考试，考中过秀才。在清末废除科举兴办学堂时，他靠公费到学堂念书。

二、留学国外

1906年，他17岁时，公费留学日本，在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攻读。

在日本加入同盟会。1911年回国，参加了推翻满清王朝的斗争。当时，他和几个朋友在汉口办《民国日报》，反对袁世凯的专制统治，宣传民主革命思想，不久报纸被查封，他受到通缉而亡命上海。

后来，在黄兴的支持和帮助下，他获得湖南省官费到英国留学。他先在爱丁堡大学攻读政法，后又转到法国巴黎大学继续深造，获得法国国家法学博士学位。

此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各战胜国在巴黎举行“和会”，帝国主义列强强迫中国接受日本提出的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激起了中国留学生的强烈愤慨。

周鲠生和留英、留法的中国留学生一道，包围了在巴黎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不准他在和约上签字。这时，国内正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海内外学生遥相呼应，掀开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

三、回国发展

1921年底周鲠生回国，先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所任法制经济部主任。第二年，应北大校长蔡元培邀请，到北京大学任教授、政治系主任。

1926年以后，他又到南京东南大学任教授、政治系主任。1928年7月，国民党政府大学院正式决定筹建国立武汉大学，指派刘树杞（当时湖北省教育厅长）、李四光、王星拱、周鲠生等人组成筹备委员会。周鲠生是国立武汉大学的创建人之一。

1930年他到武汉大学任教授兼政治系主任。抗战时间，武汉大学西迁四川乐山，周鲠生被聘为教务长。1939年9月，周鲠生赴美国讲学并担任出席太平洋国际学会年会的中国代表和联合国组织会议中国代表团顾问。

当时的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因病向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呈请辞职。1945年7月,教育部批准并任命周鲠生接任校长。1945年周鲠生回国，8月8日到校宣誓就职。

四、热爱教育工作

周鲠生热爱教育工作，长期从事教学实践，当教务长和校长时也没有脱离教学岗位。他开的课有时多至五、六门。在北大讲课，连教室的窗台上都坐满了旁听的人，深受学生欢迎。

著名法学家韩德培教授说：“他1922年就开始在北大教国际法。从那时起，在中国凡是有些成就的国际法学者，就我所知，几乎很少不是在他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下成长起来的。”

五、爱惜尊重人才

周鲠生爱惜人才，尊重人才。他在美国时亲自到许多大学去物色教授。韩德培、吴于廑、张培刚就是他当年到哈佛大学邀请来武大任教的三位青年教授。

当年武大各个学院都有年青的教授。周鲠生敬佩蔡元培先生兼收并容的气度和精神，重用有真才实学的人。正如此，在武大建立起一支学术力量很强的师资队伍，使武汉大学享有很高的声誉和地位。

六、高等教育贡献

周鲠生不仅是我国现代国际法方面的祖师和泰斗，而且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他对我国高等教育作出了贡献。

在当时教育很不景气的情况下，他提出：高等院校既要普遍发展，也应该重点发展。主张充实和加强那些设备好、教员好、环境也好的学校。

他认为：“到处办校的结果，反倒无力补充好学校，与其多办学校，实在不如集中几个比较好的学校来充实。”并预言：“武大原来的建筑只能容纳一千人左右，在将来至少要办到能容纳五千人，甚至一万人”。“倘若不能容纳更多的学生，又怎能负起一等大学的责任呢？”

在周鲠生担任校长期间，武汉大学确实有了很大的发展。除原有的文、法、理、工4个学院外，又恢复了农学院，增设了医学院，使武汉大学成为一所包括6个学院的多学科综合性大学。

七、注重理论实践

周鲠生注重理论与实践（应用）的并重。他在国际法的教学和研究中，主义联系实际，维护民族的尊严和利益。1931年，日本侵略军占领东北，英法等国操纵国际联盟，借口调解中日争议派出调查团来华，炮制了歪曲事实的《国联调查报告书》。

对此，周鲠生在《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上，连续发表题为《东省事件与国际联盟》的文章，从国际法的角度，予以深刻的揭露。

其后，国联中某些人又企图吸收伪满洲国加入国联。周鲠生又发表《所谓满洲国之承认问题》，给以严正驳斥。

他批评国民党政府的教育偏重应用而不重视理论，“提倡实科，压缩文科”。他指出：“在学术教育的立场上，这实在是不妥当的”。他说：“武大今后的政策，对于理论尚要多注意”。

周鲠生注重出人才，也注重出科研成果。他主张大学应该“造人”（出人才),也应该“出品”（出科研成果）。谭经常呼吁：“在校内造成研究的空气，在‘出品’工作上有学术价值的贡献，是今后大家努力的目标”。^[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