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傑

唐傑 1978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71年1月參加工作，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政治經濟學專業畢業，研究生學歷，經濟學博士，研究員，博士研究生導師。香港中文大學(深圳)理事會成員。曾任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臨時黨委書記。

唐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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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	1955年7月 四川省德陽市
國籍	中國
職業	深圳市副市長
知名於	曾任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臨時黨委書記。

目錄

工作經歷

1971.01--1979.09，天津市冶金建設公司工人;

1979.09--1983.07，南開大學經濟學院政治經濟學專業學生;

1983.07--1986.07，南開大學經濟學研究所政治經濟學專業碩士研究生;

1986.07--1995.04，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數量經濟研究室主任、副所長，講師、副研究員、研究員(期間:1990.03-1993.12在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政治經濟學專業學習，獲經濟學博士學位;1992.09-1993.08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富布賴特教授、副教授級客座研究員);

1995.04--1998.08，廣東省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秘書長助理兼研究部部長、副秘書長

1998.08--2000.04，廣東省深圳市政府辦公廳副主任、黨組成員;

2000.04--2001.08，廣東省深圳市政府辦公廳副主任、黨組成員、巡視員;

2001.08--2003.03，廣東省深圳市政府副秘書長(正局級)、市政府辦公廳黨組成員;

2003.03--2003.04，廣東省深圳市政府副秘書長(正局級)、市政府辦公廳黨組書記;

2003.04--2007.03，廣東省深圳市政府秘書長、黨組成員，市政府辦公廳主任、黨組書記;

2007.03--2009.03，深圳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黨組成員(其間:2007.09-2008.01參加中央黨校地廳級幹部進修班B班學習);

2009.03--2015.06，深圳市人民政府副市長、黨組成員 ;

2015.09--2018.01，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臨時黨委書記 。

職務分工

協助市長分管市發展和改革委員會。

分管市政府辦公廳，市監察局，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市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市統計局。

聯繫市政府發展研究中心。

五屆市委委員。

唐傑：深圳需要從創新製造走向科學發現

新浪財經訊 4月20日，「新浪好書分享會：《深圳奇蹟》大灣區與深圳的未來」在深圳舉行，原深圳市副市長、哈工大深圳經管學院教授唐傑出席並演講。

其表示深圳的發展是一個聚集、擴散、再聚集的過程。從空間角度看，它的比較優勢走向轉換的時候是不斷聚集擴散、聚集擴散。

聯合國報告指出，在過去十年中，中國中高端產業上升了2.6個點，已經接近高收入國家的邊界。唐傑表示，我們需要在這個情況下，再看中國跟日韓比差距有多大、和發達國家平均水平比差別有多大。「深圳很出色、很成功，但是停在今天就不會有出路。」

轉型過程中我們習慣說工匠精神，技能訓練，但唐傑認為，工匠精神是一定要的，但工匠不能決定中國的未來，「工匠是打不過科學的」。

世界名城大多數都是以科學為導向。

深圳從三來一補走向模仿、走向製造、創新製造，最後走向科學發現。他認為，未來深圳的周邊會集中大量的生產，現在所有大城市都要做一件事，大城市要引領創新，做創新型製造，不能只是做大規模。

從空間經濟學講，所有大規模製造創新程度一定是低的，它一定要有穩定的批量化生產，但是所有大規模製造一個共同的特徵都是單位產出的土地需求彈性釋放，需要大量的土地。所以世界上所有大城市都會集中做創新性製造，走科學創新。

深圳市前副市長唐傑：深圳城市內在是創新創業

深圳一座年輕化的城市，它聚集了全國優秀的人才，從改革之初，秉着開放的大旋律，一路前進。中國第一個經濟特區、新中國第一個證券交易所、全國首個無農村無農民的城市…別人能做的、不能做的，深圳全部在做!今天的深圳，成為全國的經濟中心城市、科技創新中心、區域金融中心、商貿物流中心，擁有華為、騰訊、萬科等世界500強企業，人均GDP在內地大中城市排第一，是全國平均水平的3倍多。

值此改革開放四十周年之際，鳳凰網財經專訪了深圳市前副市長、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經管學院教授唐傑。在唐傑看來，深圳發展史上，也曾有過波折。深圳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成就，主要在於改革創新，創業創業是深圳內在。

深圳前十五年增長五百倍

鳳凰網財經：您提到深圳在1995年遇到了困難。您能否聊一下當時的情況？

唐傑：1995年實際上是這樣的，深圳從開始辦特區到取消特區、取消特殊政策，持續了十四年。1994年是最後一次特區工作會，隨後特區辦併入國家體改委。從嚴格意義上面來講，四個特區獨享特區政策到九十年代中期結束了。過去是吃政策飯，當特區政策取消以後，大家平等競爭的時候，就造成了深圳的第一輪大衰退。

當時深圳經過十五年快速的成長，從現價上面衡量，這十五年已經增長五百倍了。什麼概念呢？最早深圳做塑料花、塑料玩具、做服裝，然後做中英街貿易，十五年之後這些產業要轉型了。在我印象當中，那是第一輪深圳經濟增長速度低於全國，其實以前還有一輪很短，那是八十年代初，那個時候很多人都覺得沒有希望了，為什麼呢？那個時候城市靠特區政策扶持起來的，你看沒了特區政策就衰退了吧，深圳大概持續了不到四年，就走了一條新的路了。

鳳凰網財經：我站在今天的角度，我想九十年代中期深圳面臨的局面，您當時對這個城市抱有信心，依據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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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傑：1995年或者1996年初就認識任正非，認識任正非的時候，華為規模還很小，當年我們覺得很奇怪，我們就問任正非，說華為怎麼能這麼快的成長。任正非講什麼道理？他說「只要有足夠的激勵，中國人就有足夠的聰明，我就一定可以快速成長。」周圍會出現很多這樣有創新性想法的人，在這兒辦創新性企業，可以快速成長了。這樣的企業兩三年以後可能沒了，兩三年以後會出現新一批。我覺得你看周圍的人不斷的躁動，他要創最好的企業，最後就是這樣的人。我遇到很多最後失敗的人，你問他後悔不後悔，他說不後悔，這個是人生的經歷，就是這個城市的創業創新成為一種很內在的東西，為什麼有信心就是這個東西。

深圳的成功在於創新

鳳凰網財經：咱們說到深圳當時，從九十年代政策在內地徹底放開了，然後那個時候很多其他的城市開始發展，然後深圳當時是如何應對的？具體發生了哪些事情？

唐傑：1985年以後的深圳開始開展大規模的加工貿易。1985年前的深圳，現在經濟學角度概括為套利時代，這個詞沒有貶義，就是說計劃價和市場價有價差，那個時候深圳的企業也很多。然後1985年中央政策變化，特區工作會議召開，要求深圳發展工業。

深圳那個時候提了三個為主，以外商投資為主、生產以加工裝配為主、產品以出口為主產業以加工貿易為主，產品有出口為主，然後以招商引資為主。那個時候深圳真正進入一個高速增長年代，深圳在國際分工當中從低端開始。你會什麼，不會，就是有人，能吃苦耐勞，那麼就是做最簡單的東西。到了九十年代初期，這個時候開始發生變化了，勞動力成本貴了，土地也貴了，電又緊缺，深圳開始慢慢的轉型，你要裝配一點高端的東西了。到1995年不轉不行了，大量的企業，因為勞動力太貴了，不能裝塑料花，不能生產塑料花，不能裝低端玩具。這個是90年代開始大規模在深圳出現的轉型，有了品牌意識，還沒有明確的產品就可以冒牌。

深圳出自己有一個詞叫A貨，很多內地人不太知道A貨的含義，A貨是什麼？深圳大量的加工貿易，當加工貿易的水平足夠高的時候，產生了這樣一個特定的現象：你要給我定一百件襯衫，能給我一百件襯衫的布料嗎？不行吧，給我105件，我要有損耗，結果我水平高，損耗只有兩件，我就有三件A貨，我就用這個把它賣掉了。後來深圳的服裝業因為這個成為了全球著名的服裝之城。深圳女裝占全國市場份額四分之三，我們所有時尚女裝，四分之三出自深圳，出自於原來的加工貿易，這個就是轉型。

其實講另外一條線的時候，就是政府怎麼做了。政府開始引導企業不要冒牌，你要做保護知識產權，就是最早搞了保護知識產權條例。深圳還做了什麼事兒？深圳支持企業辦研發機構，全國的VC、PE三分天下，中關村占其一，深圳占其一，長江三角洲占其一。深圳只有兩千平方米，能有這樣一個規模，我們可以想像怎麼創新走過來了，這個是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深圳的企業例如華為、中興開始有大規模的生產能力，華為和中興打敗了上海的程控，深圳就從這兒走向了製造。深圳第四個階段，就是從2000年之後，深圳慢慢開始走向創造了。深圳的國際專利占全國的一半，創新值達到了如此高度。為什麼這麼多活躍的企業，就是這樣。這個是深圳，假如說我們把深圳分層，其實從最低端走來，從德成說的爬鍋底下面走來，我們現在大概爬到鍋台上面。

鳳凰網財經：深圳為什麼放那麼開，很多事情都能做到引領全國之先？

唐傑：假如說深圳按照傳統的模式發展會怎麼樣，假如說不按照傳統模式發展，又會怎麼樣？有了這樣一個現實的比較的時候，它會選擇另外一個效率更高的方式。深圳在九十年代初，曾經想過用政府組織的方式來辦企業集團，來大力發展工業，按照中央要求要發展工業。那個時候深圳組織了八大集團公司，五年之後八大集團公司，大概出來一家，七家沒有什麼好的發展，而且負債纍纍。政府發現支持企業創新，可能比政府直接辦企業效率更高。我覺得事實是比人強的，你發現一個做法它效率更高的時候，你就會持續不斷地做下去。所以深圳現在成為了國有經濟比例很高，國有企業很少的地方。國有經濟比例、國有資產比例，在深圳並不低。它可以大量的參股、大量的合辦這樣的一種企業方式。但是國有企業，幾乎不會占到經濟的2%了。

粵港澳未來應高度便利化

鳳凰網財經：在這個理論推演上非常完美的大灣區概念，多少程度達成共識？

唐傑：我覺得是這樣，共識早就有了，標準不一樣。像廣東早就做一小時交通圈，這個就是共識，但是標準不高。現在要你和世界一流灣區比較，不在於你GDP多少，在於你創新能力如何。如果GDP超過舊金山灣區了，但是你創新能力還差很遠，世界影響力差很遠，你改革還需要做什麼？灣區是共識，如何快速建成國際一流灣區，任重道遠。

鳳凰網財經：剛才說到創新，創新的主軸還是深圳嗎？

唐傑：創新的過程分兩塊，科學發現和產業化。那麼我們不可能想像，未來的科學和產業都集中在深圳，深圳是一個重要策源地，但是它如果不能擴展到灣區全境，深圳就是失敗的，深圳是這樣的使命。我們可以想像廣州是大學名城匯聚之地，廣州論科學論文發表數量，遠在深圳之上，但是它的開發能力不夠。比如說做這樣一個衡量，就可以看到廣州和深圳的差別：中國的研究開發占GDP的比重，最高的是北京6%，第二是深圳4.2%，第三是上海3.8%，第四是天津接近3%。第五是廣州2%，全國平均2.1%。廣州研究開發費用占GDP比例居然低於全國各個城市，這個是廣州從科學發現走向產業化的差距。廣州是中國大學匯聚之地，這個是變化。所以深圳、廣州、東莞，珠江東岸加香港會連成一條創新走廊，這個就是廣東省規划過的。

廣東省規劃創新走廊不好包括香港，其實現在可以看到，這條走廊的端口，一定是香港，因為香港和深圳已經合成了一個過程。再給你講一個三角的概念是什麼？當我們說深圳和北京十二個專利，就是一百個專利有十二個合作的，北京還有另外一個事兒，和舊金山灣區是十二個。深圳做一個典型調查，說一百個專利裡面和舊金山灣區有多少？大概6-8個，構成一個「跨越」。從北京到深圳2400公里，從北京到舊金山灣區八千公里以上，構成一個全球的創新三角，這樣創新三角概念在全球都有，東京、橫濱和大阪、京都，和名古屋是。斯頓加特和慕尼黑是。但是跨大洋這樣的三角是沒有的，深圳和香港就在這個三角的一端上面。所以未來這樣一個過程，我覺得深圳一定不是一個核心，它是構成了全球化的事業和概念，我說的不是核心不是唯一一點，它一定是一個區域的概念。

鳳凰網財經：剛才和你聊的時候一直在強調語言，大灣區發展成敗與否，就是創新。在這個創新之外，在這個共識之外，影響將來發展的還有什麼？

唐傑：我覺得目前來講，中央協調的層面已經很高了，兩個特首參加了這樣的協調組。這裡難度其實很高，為什麼呢？比如說咱們現在這樣想吧，我們在歐洲的，歐盟國家走來走去，沒有任何一個標誌在德國、法國之間有什麼限制，但我們深圳和香港很方便，還要限制。那麼今後通關便利如何說？第二步金融能不能打通，如果不能打通，香港還是進不來。首先就是人口、資金的流動便利性，這個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當我們這個金融的門不可能一下打開的時候，怎麼讓它打的多一點呢？怎麼讓它更加便利呢？當然深圳和香港已經創造了一個模式了，一個大學兩地，這個就是模式。馬上要開通的京港高速鐵路，上車不用管，到香港出來檢，這個已經是高度便利化了，今後還可以有更多的模式。歐洲走向一體化，綿延了六十年，對吧？我們只要下定決心，它一定能推進的。在這個推進當中，每個城市都要想到一體化，這是對大家是有益的，就是你剛才說的企業能夠盈利，他有益就會做，如果每個城市都受損，他就不會做。

唐傑：四十年來，深圳產業升級過了多少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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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傑：哈工大深圳校區黨委書記、鳳凰財經研究院學術委員

自1990年代中期從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副所長任上調入深圳，唐傑在其後十餘年間從深圳市政府「智庫「綜合開發研究院副秘書長，一直做到分管發改委和國資委等重要經濟部門的副市長，親身見證並參與了深圳創新經濟體系的誕生歷程。

南方周末記者近日訪問了剛從深圳市副市長轉任哈工大深圳校區黨委書記的唐傑，就深圳創新經濟體系的誕生歷程與發展模式進行了深入訪談。

南方周末：我們在近年採訪報道中發現，您在7年前發表的論文中所預見的「無邊界產業」崛起和深圳創新經濟爆發式增長等現象，都已經成為現實。能否談談「深圳奇蹟」的實質及其意義？

唐傑：從創新經濟的角度而言，深圳並不是唯一實現生產方式轉型的城市，北京、杭州乃至上海和香港都在不同程度上實現了產業結構向創新經濟模式的轉型。

深圳的不同之處，是通過40年間的多次轉型，從工業製造產業鏈的最低端，走到了數字革命革命時代的最前端，並依靠市場分工深化和降低社會交易成本這兩大市場機制優勢，繼續推動跨界與組合式創新的爆發式增長。

過去三十年中，深圳幾乎不到十年就完成一次重大產業升級：從早期的「三來一補」為主，到規模化、集群化的OEM代工模式；在實現了機械鐘錶、服裝印刷等傳統產業從低端加工向高端設計轉型之後，又進一步實現了從傳統產業主導向高新技術產業為主導的產業結構轉變。

2016年深圳高技術製造業增加值占全市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比重達66.2%，比2010年又提高了10%以上。深圳這一超乎尋常的產業持續跨越升級能力，已經超出了傳統經濟增長理論的解釋範疇，有必要從新的現象和理論角度對其進行研究與分析。

南方周末：深圳這一「異乎尋常的產業持續升級能力」究竟是怎樣產生的？ 它跟深圳所集聚的華為、比亞迪等一大批創新企業群體之間有何關係？

唐傑：應該說深圳經濟增長的早期階段，是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產業分工的一個結果。從「三來一補」到OEM代工模式，是在承接由亞洲四小龍轉移過來的國際化企業製造外包環節而形成的產業結構形態。

在這一「歐美設計、亞洲生產」的全球垂直縱向分工體系中，被傳統觀念認為只是付出勞動力而缺乏創意創新的加工製造環節，也在大規模生產與分工深化的基礎上，出現了重要的創新升級。

以富士康為例，大家都覺得它只是在蘋果手機產業鏈下游的「血汗工廠」，但實際情形遠非如此。富士康領導曾向我們介紹，一台蘋果iPad比如說有六個功能模塊，我的每個模塊良品率都達到90%，那麼整個iPad規模化量產的良品率只能達到70%，餘下30%的報廢產品就成為了高企的製造成本。

但富士康說我每個模塊良品率都做到99%，整機良品率就變成了90%，而在良品率70%到90%之間的這塊利潤，就成為了別人無法跟它競爭的「壟斷利潤」。富士康自身也變成在電子信息產品工業化製造過程中，工藝性管理流程上的「最優創新公司」。最後甚至變成全球誰說自己是IT業領袖，首先要看是不是由富士康給你代工製造。

深圳的持續產業升級就是一個「爬鍋底」的過程：在「三來一補」階段完成了基本產業要素（勞動力、土地、資金）配置的「創新組合」；在OEM代工製造階段，包括華為、比亞迪等一批優秀製造企業在模仿和學習基礎上，實現了電子信息製造領域「工藝性管理創新」的跨越；在此之後，它們並沒有停留在製造工藝創新環節，而繼續向產業體系上端攀登，進入產品創新、組織創新乃至產業創新的全新階段。

在不同的產業創新階段，對企業創新能力的要求是不一樣的。比富士康在大規模製造下的工藝創新和流程管理創新是重點；而到了華為今天對接基礎學科的研發創新階段，就體現在如何有效激勵與協調不同領域的研究人員和項目，並有效管理自身的專利標準體系與產業鏈。

在傳統的市場分工體系下，往往在不同的產業創新階段會湧現出不同的代表性企業，但是像深圳的華為和比亞迪這樣，短短數十年內從產業鏈最底端不斷實現創新式跨越，最終引領整個產業創新方向的企業，在世界企業史上也是罕見的。

南方周末：在這一過程中，企業本身如何不斷適應這種跨越式的產業升級與轉型？為什麼同樣的產業持續升級現象，沒有在其他地區發生？

唐傑： 研究深圳經濟不能只看金字塔頂端的那幾家企業，深圳市值千億級以上的企業也就十來家，北京、上海、天津、廣州也有不少。但是你看金字塔第二層，百億級以上的企業有上千家；再往下看十億級的企業有上萬家，億級企業根本數不過來，這是其他城市經濟體系中不多見的。

你再去研究這些百億、十億級的企業，就會發現它們中很多就是在為金字塔頂端的大企業提供專業服務的，有的是供應商，有的本身就是這些大企業拆分出來的業務部門。

這跟日本汽車產業的分工形態不同，在日本的汽車產業體系中，小企業基本是不創新的，只需按照集團指令生產標準化配件，本質上還是企業集團的「工廠車間」。但是在電子信息產業中，從電容、電池到集成電路，中間產品模塊之間不但高度兼容，同時還存在着從工藝性到功能性諸多層面的「微創新」空間。

從以日本汽車業為代表的工業製造企業內部分工，到以蘋果產業鏈為代表的現代電子信息產業的社會化分工，是現代產業組織結構從工業革命到數字革命所帶來的巨大變化。

在這一「標準製造+模塊組合」的產業形態下，電子信息產業組織形態發生了巨大變化：原來日本汽車產業中，由核心決策層直接指揮控制的「巨型企業集團」模式，被數十萬家獨立中小企業所構成的「產業生態圈」所取代。

在這樣的產業生態圈中，讓中小企業們「齊心協力」的不再是大型企業的股權或人事控制，而是由大量專利技術所構成的生產標準體系：哪怕是再小的企業，只要遵循華為開發的產品專利標準，其生產的產品就能夠跟華為專利體系下的諸多其他產品「功能對接」，形成新的產品功能組合。

與此同時，數以萬計中小企業從工藝到功能性的不斷拓展與創新，又為相關的專利產品體系帶來更加豐富的產品體驗乃至形成新的產業體系，令傳統工業製造體系下的「企業創新」變成了數字革命時代的「產業鏈創新」。

信息技術和數字革命為傳統產業組織形態帶來巨大變化，而深圳在國際化代工製造業基礎上所形成的電子信息產業製造分工體系，是全球最早實現這一新型產業組織形態轉型的地區之一，並因此而率先進入了數字革命時代的創新爆發階段。

南方周末：你能否用實際案例來說明一下？

唐傑：在早期從工藝性創新到產業鏈創新的階段，華為和比亞迪是典型的案例。華為通過對內部成熟業務的不斷拆分，始終保持着前端研發的強大動力，從3G時代跟隨到4G時代「並跑」，再到5G時代引領國際產業標準的領跑，是在數字革命前沿創新領域不斷超越的案例；而比亞迪通過模仿創新在工藝製造流程中形成了「人工+模具」的「比亞迪生產方式」，短短數年內打敗所有日系鋰電池生產企業，躍居世界第一，隨後將這一工藝創新模式引入汽車製造業，從低端汽車模仿到電動汽車的競爭性創新突破，成為世界上少數具有產業化生產電動汽車的創新型企業，是從工藝創新到產業鏈創新的代表。

在新一代企業中，大疆無人機是依託產業鏈創新的經典案例。梁振英特首曾經問大疆創始人汪滔能否回到香港創業，汪滔說我不能回香港，因為我只創造不生產，「連一個螺絲釘都不造」。大疆的核心專利就是無人機的點驅電控和攝像頭，它的無人機就是在這兩個核心技術基礎上，依靠深圳完善的產業鏈配套和各領域內的創意工程師群體共同「攢」出來的。

無人機產業實際上是由許多不同產業中的「產品模塊」所共同構成的：比如無人機製造需要高強度碳纖維，而深圳傳統產業中的漁具和高檔自行車已經帶動了這個新材料行業的興起；高精度鋁加工、高密度電池與多功能集成電路等「模塊」，則來自另一個特殊的「產能過剩」行業，那就是深圳手機製造的配套供應商，在退出早期山寨手機和低端品牌市場後，其「過剩」的電子電控技術與精密製造能力，恰好支撐了無人機產業化規模迅速擴大的需求。

在整個無人機產業的誕生過程中，深圳市政府只做了一點工作，就是引入某種磁性材料生產線，它只占無人機成本不到2%，但是沒有這種材料，整個無人機產業鏈就無法形成。

在生物科技方面也是如此。生命科學就是數字化，只要能夠數字化的領域在深圳一定擴張很快。比如華大基因在深圳能夠做成，就是因為深圳是數字化技術的中心。現在各地都把超算中心當成重點項目，其實深圳的企業早就實現了「超算」化，華大基因、光啟科技乃至深交所都是超算中心。

華大基因早期在基因測序中遇到的最大障礙就是人家不賣測序設備給你，基因測序速度就受制於測序設備的價格與供應。而數字化設備製造本身就是深圳的強項，結果華大基因提出自己的測序標準與要求後，很快就在深圳電子製造產業鏈里形成了完整的配套，現在它已經是中國最大的基因測序設備生產商了。

南方周末：數字革命帶來了新的產業發展模式和產業組織形態，這種新形態下的創新模式與工業化時代的企業創新有哪些不同？ 在這一轉型過程中，政府發揮了什麼樣的功能與作用？

唐傑：數字經濟和傳統工業化時代的最大差異在於製造環節的生產方式不同：

工業化時代是由企業自身完成廠房、設備等配套及企業內部分工，因此固定投資成本極高，只有大企業才能夠實現規模化收益；而在數字經濟時代，由於標準化與模塊化所構成的社會化分工不斷深化，由海量中小企業共同構成的「共享式」、「柔性製造」產業鏈，足以支撐不同領域創新成果的迅速產業化與規模化，也帶來了創新成果加速擴散的效應。

因此，在傳統工業產品中製造成本占比很高，以創新研發為代表的「沉沒成本」占比較低，創新產品的社會應用和擴散周期比較慢；而在數字經濟時代，數字化產品的製造成本占比極低，同時研發成本占比極高，創新技術和產品的擴散速度大大加快，這都形成了數字經濟時代與工業製造時代不同的市場規律與產業特徵。

面對這一新經濟形態，應該說深圳政府跟企業一樣，也是在不斷的探索和試錯中總結經驗並尋找規律。

比如在上世紀末深圳也曾按工業化時代的思路，試圖扶持以國企為主的八大「超百億集團」，最後被證明是失敗的。在這種不斷的試錯過程中，政府方面逐漸意識到對企業創新最好的支持，不是給它「量身訂做」什麼優惠政策，而是要對整個產業鏈條加以分析，找到影響產業創新突破的關鍵「瓶頸」，並有針對性地加以引導或鼓勵。

比如1990年代中期深圳產業結構面臨從代工製造向自主創新的關鍵轉型，其中最大的瓶頸之一就是企業缺乏獨立研發創新能力，也沒有這方面的意願。深圳政府為此煞費苦心，出台了一連串類似商鞅變法中「立木為信」式的引導政策：

1995年鼓勵企業申報自建研究機構，一家企業試着申報後，立刻獲得500萬補貼；到第二年更多企業前來申報時，政府又提出申報研究所不能只有辦公室，還要有符合資質的研究人員，於是一批企業馬上去找學校研究機構，請老師們來當科學家；第三年申報要求再提高到要有具體研究項目，於是企業家們又回學校去翻老師們的研究課題；第四年再提出要有項目前景預測和市場調研分析……這樣一步步引導了五年之後，深圳終於有一批企業開始嘗到自主研發創新的甜頭，進入產業創新的良性循環階段。

今天大家都知道深圳著名的「四個90%」：90%的研發機構、90%以上的研發人員在企業，90%以上的研發投入、90%的發明專利出自企業。但是如果沒有政府在20年前的政策鼓勵與引導，深圳產業結構中從跟隨模仿到自主創新的「關鍵一躍」是不那麼容易產生的。

今天深圳政府對創新經濟體系中的政府角色已經有了更加清晰的自覺，那就是「補足產業鏈缺環」和「降低社會交易成本」兩大功能，除此之外都交給市場和企業去解決。

南方周末：為什麼「補足產業鏈缺環」和「降低社會交易成本」對創新經濟體系如此重要？又必須由政府來發揮功能？

唐傑：這是因為在數字經濟帶來的產業分工由「企業內部分工」向「社會外部分工」轉型的過程中，原來在企業內部設立的許多為創新技術和產品服務的「成本中心」，在社會化的分工模式下，缺乏相應的企業形態。

比如基礎研發需要投入巨額設備投資，但本身並不產生利潤，在產業規模尚未形成時，中小企業很難承擔這一巨額的固定投資成本。深圳的音響行業在全國領先，但是音響產品設計所需要的靜音試驗室投資高達數百萬元，中小音響企業很難自己投資設立，深圳政府就投資設立了產業共享的靜音試驗室，由此引發了大批獨立中小音響企業創立，也帶來了整個音響產業鏈的持續創新。

另一些產業鏈缺環則是由於關係到公共產品標準或行業准入資質，更需要以政府以「公共服務」的方式為產業鏈提供。比如2003年前後深圳山寨手機市場爆發，我們在調查這一現象時，發現當時的手機入網檢測要通過層層送審，檢測通過後市場產品已經換代了。於是我們向工信部申請在深圳設立入網檢測中心，由政府出資建設和運營，短短數年內手機製造中心就從北京天津轉到深圳，並湧現出一大批優秀的自主品牌。

類似的案例還有很多，關鍵在於數字經濟時代的創新模式從企業內部分工轉向產業鏈外部分工的市場背景下，政府要為社會化分工模式下的技術創新提供更多公共服務，而這一「創新公共服務」的標準，就是為整個產業鏈而不是個別企業減少創新風險和降低創新成本，有了這個標準，政府在創新經濟體系中的功能邊界就清楚了。

至於降低社會交易成本的重要性，則涉及到經濟學理論中的「企業邊界」問題：社會組織交易成本越高，企業就越傾向於在內部實現分工，而不是外部的產業化合作。而以深圳電子信息產業為標誌的新經濟組織形態，恰恰是從企業內部分工向社會化外部分工深化轉型的數字經濟模式。

在在一「由內而外」的市場分工深化過程中，包括知識產權保護、專利標準體系的執行乃至數以萬計企業間研發合作與代工製造合約的履行，都是過去由企業內部實現，而現在需要由社會化的法治與公共服務體系加以保障的。

在這方面深圳政府早期就做了很多制度創新方面的嘗試，包括全國最早出台知識產權保護條例，並最早實現跨地區知識產權審判執行；以及在全國最早引入風險投資（VC/PE）體系。

從創新經濟角度而言，風投並不僅僅是投資，更是對創新產業鏈中一系列「中間技術」和「中間產品」的定價機制，也正是由於風險投資及其相應的技術估值與知識產權保護等一系列高端市場服務體系的完善，才為深圳數十萬家中小企業創造了有利的創新生態環境。

在這方面還有太多話題可以討論，隨着數字經濟時代市場創新機制不斷深化和完善，政府、社會和市場企業都還有更多需要研究與探索的課題。

嘉賓文薈 | 唐傑：深圳何以突然成為創新之城？

為什麼突然有一天深圳就成了世界無人機的生產中心了？因為無人機產業需要的碳纖維材料行業、航空鋁後加工業、特種塑料、鋰電池、磁性材料，深圳都是最強的。深圳的無人機產業配套之好就是全球之最，沒有之一。

曾經有專家跟我說，深圳一年一萬多項PCT專利，90%集中在這四家企業手上，不是很危險嗎？一家搬走你就沒了。我說最大的問題是它搬不走，因為它的生產體系在深圳，構成一個巨大的產業鏈或是產業群，在這樣一個產業群下它的配套是最有效的。

改革開放三十幾年，到目前為止能證明的是，市場經濟是最有效率的。發現的問題是創新能力不足、競爭不夠，是政府管得太多，政府管了很多不該管的事。

華為系的秘密

創新活動存在很典型、很明確、很明顯的地域空間差別，不是每個地方都是很創新的，在世界上能數到的創新型國家、創新型城市都是不多的，創新是一種制度、技術、人力資本高度契合的產物，這個產物需要一個好的空間環境，空間的差別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在一定空間上市場經濟完善的程度；第二個因素和政府的行為有關，合理的政府行為，合理的政府和企業的關係，可能會產生一些不同其他的創新要素。

創新的過程中有兩個重要的效應，一個是創新擴散的速度，一個是創新擴散的範圍。深圳過去十年、五年創新的爆發是什麼？是速度+範圍。一個行業里迅速地向一個先進技術靠攏，多個行業迅速採用這個技術。在深圳就是數字革命，深圳的通訊業、細胞科學、基因組學、材料科學、綠色低碳產業都是數字技術。

創新和分工肯定有關係，分工並不必然造成抄襲，就是靠合約制、契約精神。過去企業為什麼很大？因為合約執行很難，要想發展一個完善的市場經濟和分工的關係，一定是靠合約能夠履行，其實這一點在深圳看來是最清楚的。華為公司不是華為，是華為系，大家可能不知道，比亞迪又是華為的供貨商，華為手機可以做出大屏幕窄邊的創新，是比亞迪生產的。

2000年初期，中國的手機業集中在哪兒？天津的摩托羅拉和北京的三星。現在，中國大概有10億手機的生產能力，8億在深圳。深圳2000家和手機有關的公司，大家是分工合作，能保證合約的履行，如果沒有合約的可執行，市場經濟就不可能發展。

第二個是產業內部和產業間的關聯，你可以視華為是個壟斷公司，我們也可以說華為是開放的公司。2015年全球PCT專利申請排名前30名，深圳是4家，占全國的48%，排在前列的是華為、中興。專利要變成一個生產標準才能盈利，華為需要很多供貨商，只要你進入我的供貨體系，我的生產標準就向你開放。華為的專利不斷更新，技術標準不斷提高，華為系企業同時享受到華為同等的技術開發，這就變成了創新擴散速度。

曾經有專家跟我說，深圳一年一萬多項PCT專利，90%集中在這四家企業手上，你不是很危險嗎？一家搬走你就沒了。我說最大的問題是它搬不走，因為它的生產體系在深圳，構成一個巨大的產業鏈或是產業群，在這樣一個產業群下它的配套是最有效的。我們可以看到深圳很多小企業，在這個細分產業中排名全國前三，大家分享着巨大的分工合約可執行度和產業之間的關聯度帶來的收益。

無人機的這個市場創新的主體和產業主體目前都在深圳，這是深圳過去沒有的東西，突然有一天深圳就成了世界無人機的生產中心了。因為無人機產業需要的碳纖維材料行業、航空鋁後加工業、特種塑料、鋰電池、磁性材料等配套產業，而在這些領域深圳都是最強的。深圳的無人機產業配套之好就是全球之最，沒有之一。深圳無人機發展是從小航模起來的，沒有品牌，就給人加工、代工航模，突然有一天深圳的航模和電控連起來就變成無人機了。

深圳政府是怎麼做的

深圳就是這樣個城市，大家共同用一個數字技術，這座城市看起來最核心的東西是追上世界的數字革命的潮流。在這個潮流下，政府還是很有用的，保證合約可以執行，大家都重視知識產權，深圳創造了非常合規的合約性城市，在國內這樣的城市不多。

深圳是用模塊化的方式生產。模塊化是分工分到底的，分到一個動作，經歷了工業化的洗禮，知道是怎麼分工的，大家都能保證合約執行，這樣的橫縱向分工就變成了大規模的合約制產業群。

改革開放三十幾年，到目前為止能證明的，市場經濟是最有效的。發現的問題是創新能力不足、競爭不夠，是政府管得太多，政府管了很多不該管的事。

要怎麼激勵創新？深圳已經形成「找市場不找市長」的觀念，不少別的地方可能還是找市場管用多了，不改變這樣的局面創新永遠是不會成功的。在新型的現代產業模式下，深圳政府選擇的合理行為就是補足產業鏈和完善包括合約執行在內的市場規則體系。

比如在手機產業的轉移中，深圳政府做了一件看似微不足道的事：因為當時手機入網必須通過工信部北京檢測中心的檢驗，而長達三四個月的送檢過程根本無法滿足產品更新換代的需求。於是深圳市政府向工信部申請成立深圳檢測中心，並以財政補貼等方式為中心提供運營支持。政策出台後迅速引發深圳「山寨」手機業向自主品牌轉型，並拉動整個手機產業鏈的升級壯大。你可以說是產業政策，也可以說是公共政策。

政府的產業政策要先看有利於還是不利於提升創新擴散的速度和範圍，假如你干預了半天創新擴散沒有在多個行業里發生，這樣的政府干預可能是有問題的。創新的外部性很多，包括維迎教授講的非生產性創新，大家知道電冰箱的氟利昂破壞臭氧層，這是重大的創新，後來都淘汰掉了。這樣的過程中，政府保護市場的公平，防止惡性的競爭，或是防止一個企業的負外部性，是很重要的。成功的創新支持政策是保護競爭而不是破壞競爭，而且是透明公開的。政府的產業政策如果見張三是一個，李四是一個，這就是失敗的。失敗的產業政策一定是自以為是的，大量產業政策的失敗在於老子說了算，今天老子說對了就成了，明天我要說錯了呢？那就失敗了。

我們要實現幾個關鍵的轉變，過去我們很重視錢、積累，招商引資，現在看來是知識最重要；二是從重視物到重視人；三是從重視現有到重視未來；四是工匠到科學；五是服從轉向重視分歧；六是從重視單一企業、單一城市轉向重視產業群和空間集聚；七是從重視政府顯性效率轉向重視政府隱性效率。深圳政府做的都是大量看不到的，就是扶持、引進、培育市場，尊重企業家是一個長期漫長的過程，看不到的東西是最有效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