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甄
唐甄原名大陶,生於四川省達縣,是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政論家,與遂寧呂潛、新都費密並稱「清初蜀中三傑」,又和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並為四大著名啟蒙思想家。唐甄生平事跡不詳,《潛書》是他的代表作;他批判封建專制,提倡社會平等,大膽批判專制君主,是清初經世致用之學的積極倡導者。[1]
唐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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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人物生平
出身於官僚地主家庭,父唐階泰,曾任明朝吳江縣知縣。唐甄性至孝,服侍親疾,衣不解帶,等到父親去世,獨處殯室三年,因為故鄉淪陷,遂卜地葬於虎丘。
清順治十四年 (1657)中舉人,任山西長子縣知縣不到10個月,因受逃犯牽連被革職。後曾經商,因賠本乃流寓江南,靠講學賣文維持生活。著作主要有歷經三十年而成的《潛書》。康熙四十三年(1704)卒,年75歲。 [2]
經濟思想
唐甄在經濟生活方面,原有土地七十畝,可收租四十一石,江南稅重, 清朝市井圖
要納賦稅二十石,去其收入一半,不足維持家計。遂賣去土地,以所入款項六十多兩銀,從事商販,遂得粗安。同時,由於其祖父唐自踩"居官廉,多惠政,尤振興文教",父親唐階泰,剛毅明達,"當是時,朋黨附勢相傾",而"參議(階泰)獨立無所與",[5]唐甄出身於這樣的家庭環境的教養下,他的做人,出處進退,如鳳皇芝草,他的為文,提出了許多進步的經濟政治觀點和主張,這當然不是偶然的了。
流傳著作
《潛書》(1705)是唐甄遺世的唯一著作,也是他最重要的著作。起初名叫 《衡書》,初刻只有13篇,署名唐大陶。後來逐漸增加到97篇,並改名《潛書》,署名唐甄。唐甄在其書的《潛存》篇中說,他撰述此書"歷三十年,累而存之,分為上下篇。言學者繫於上篇,凡五十篇;言治者繫於下篇,號日《潛書》。上觀天道,下察人事,遠正古蹟,近度今宜,根於心而致之行,如在其位而謀其政"。據有關資料考證,《潛書》的刊刻時間是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由唐甄的女婿王聞遠刊刻行於世,這是最早的原刻本。此後有1883年的李氏刻本和1905年的鄧氏刻本,均是原刻本的翻版。新刻本有中華書局出版的1955年版本,1963年又出版了增訂本,1984年又第4次印刷。 《潛書》是唐甄的論文集,在體例上模仿漢代王充的《論衡》。全書的內容不在於引經注典,更不同於漢後諸儒的文字章句之學,而在於針對時弊,吸取明末政治腐敗導致農民起義的教訓,提出一系列抨擊君權專制和倡導以民為本的進步的政教觀點和主張,旨在善政養民,摒棄程朱理學,以實學濟世扶危,治國平天下。《潛書》97篇,分上、下篇,上篇又分上下兩部分,上篇上共21篇,自"辨儒"至"勸學";上篇下共 29篇,自"取善"至"博觀"。下篇亦分為上、下兩部分,下篇上自"尚治"至"柅政"共24篇;下篇下自"惰貧"至"潛存"共23篇。全書主要是政論文,一部分是教育著作。論述教育的有:辨儒、宗孟、法王、知行、 性才、自明、敬修、講學、勸學、取善、五經、得師、 太子、明悌、誨子、博觀、用賢、教蠶、全學、審知等諸篇。
歷史影響
唐甄是清代初期重要的社會啟蒙思想家。他的一生"困於遠遊,厄於人事" 唐甄的思想對後世產生深遠影響
抑君富民的社會啟蒙思想
唐甄的社會啟蒙思想,主要表現在他對封建專制制度的深刻批判,以及由此出發提出的具有初步民主意識的政治主張。他不僅繼承發揚了明清之際啟蒙思想家的經世傳統和批判精神,而且具體提出了救治社會弊端的實際措施。
批判封建專制,提倡社會平等
唐甄的社會政治啟蒙思想,首先表現在他猛烈抨擊了封建專制制度下的君主 順治官吏的殘暴罪行,提出了抑制君主至尊權勢、倡導社會人人平等的政治主張。
人物評價
唐甄對君主專制制度進行大膽的揭露和批判。他認為皇帝也是人,沒有什麼神秘,並指出皇帝是一切罪惡的根源,他認為"自秦以來,凡帝王者皆賊也","殺一人而取其匹布斗粟,尤謂之賊,殺天下之人,而盡有其不布粟之富,而反不謂之賊乎?",他們為了奪取皇位常常無故殺人,殘害百姓。唐甄憤然地說:"川流潰決, 必問為防之人,比戶延燒,必罪失火之主,至於國破家亡,流毒無窮……,非君其誰乎"(《潛書·遠諫》)。 唐甄提出了"抑尊",即限制君權的主張,要求提高大臣的地位,使他們具有同皇帝及其他權貴作鬥爭的權力,以 "攻君之過","攻宮闈之過","攻帝族、攻後族、攻寵貴"之過,使皇帝有所顧忌。唐甄還發展了產生於先秦的民本思想,強調民是國家的根本,離開了民,便沒有國家的政治。他指出,國防靠民來鞏固,府庫靠民來充實,朝廷靠民來尊崇,官員靠民來養活。君主只有愛護人民才能達到長治久安的目的。如果無道於民,縱然 "九州為宅,九州為防,九山為阻,破之如椎雀卵也" (同前)。 唐甄對"官"也進行了猛烈抨擊,他認為天下難治,人們以為是民難治,實則不然,"難治者,非民也,官也。"他認為大多數官吏"為盜臣,為民賊" 他還提出了愛民、保民、富民的具體政策,主張打擊貪官污吏,強調"刑先於貴";呼籲政府幫助農民種值農桑,發展生產,提高人民生活。針對當時貧富懸殊的社會現象,唐甄提出貧富要相對平均的主張。他指出"天地之道故平,平則萬物各得其所"(《潛書·大命》),否則,必然引起社會動亂。唐甄還提倡為民的功利主義,反對理學家們"儒者不計其功"的說法。他認為儒學的可貴之處就在於它能定亂、除暴、安百姓。如果儒者不言功,只顧自己,那就同一個匹夫匹婦沒有什麼區別。 唐甄的民本思想對後世有較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