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祥武氏墓群石刻

武氏墓群石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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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称：嘉祥武氏墓群石刻地点：嘉祥县纸纺镇始建时间：东汉桓、灵时期文物级别：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结构：全石结构意义：我国保存完整的汉代石刻艺术珍品

嘉祥武氏墓群石刻又称武梁祠、武氏祠。位于嘉祥县纸纺镇武宅山村北，为汉代祠堂和墓地，始建于东汉桓、灵时期，全石结构，石刻画像，内容丰富，雕制精巧，是我国保存完整的汉代石刻艺术珍品。

武氏墓地最早见于北宋欧阳修的《集古录》和赵明诚的《金石录》，南宋洪适将题字与图像，集于《隶释》、《隶续》中。1964年将处于深坑中的石阙、石狮，按原位置提升到现在的地坪以上，并建立了宽敞的保护室。　　

墓群石刻为东汉晚期武氏家族墓地石刻建筑。又称武梁祠、武氏祠。在山东省嘉祥县武宅山村北。现存双石阙、1对石狮、2通武氏碑和4组零散的祠堂画像石，雕刻精美，刻技娴熟，系珍贵的历史资料。

1961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

石刻建筑

武氏墓相当于东汉桓、灵帝时期(147～189)^[2]。除石阙外，诸石祠于宋代以后倾圮。其中的“武梁祠”画像，最早见于北宋欧阳修的《集古录》、赵明诚的《金石录》，南宋洪适又录其部分榜文、图像于《隶释》和《隶续》，始以“武梁祠画像”名之。

清乾隆年间，黄易等人掘出祠石，当时认为有4座祠堂，即武梁祠和根据武梁祠位置定名的前石室、后石室、左石室。经筹划保护，就地建屋，将画像石砌于壁间，外绕石垣,围双阙于内，题门额曰“武氏祠堂”。

此后好事者陆续将零星汉画石增置祠内，并且拓墨流传,中外书刊广为著录，毕沅、瞿中溶、容庚等作了专门的考证和著录。

1941年，美国学者费尉梅根据画像拓层对祠堂进行复原，但未能解决全部祠石的复原。

1981年，中国考古工作者通过对原石全面考察，重新对武氏祠进行配置复原，确证包括武梁祠、前石室、左石室3座祠堂，不存在后石室。

石阙与石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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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阙与石狮原为武氏墓地神道设施。对阙对称，间距4.15米^[3]，由基座、阙身、栌斗、阙顶组成。重檐平伸，顶刻四坡瓦垄，傍依单檐子阙，通高4.30米，基座各宽2.58米，厚1.4米，通体刻画像及花边纹饰。

两阙身正面有建和元年(公元147年)题铭90余字，记有立阙人武始公暨弟绥宗、景兴、开明及营造工匠姓名。一对圆雕石狮相对立于阙前两侧，高1.24米，长1.45米，巨口膛目，昂首顾盼，浑朴端庄，形态生动。

武氏碑：宋代以来金石家累有著录。武梁碑、武开明碑早佚，现存武斑碑、武荣碑。武斑碑作圭形，额有圆穿，高2.10米。

武氏祠堂

武梁祠原为单开间悬山顶石构建筑。现存6石，即“武梁祠画像”3石、“祥瑞图”2石、“武家林”断石柱 1石。祠内墙壁和屋顶上都刻满画像。三壁上部罗列历史故事，和祥瑞画像最丰富，有从伏羲至夏商古代帝王，有蔺相如、专诸、荆轲等忠臣义士，有闵子骞、老莱子、丁兰、梁高行等孝子贤妇；三壁下部为祠主的车马出行、家居庖厨等画像。东西壁山尖刻东王公、西王母等灵仙故事，内顶刻布神鼎、黄龙、比翼鸟、比肩兽等各种祥瑞图像，其旁皆有隶书榜题。

前石室原为双开间悬山顶石构建筑，后壁正中有龛。现存16石，即原“前石室画像”12石，“后石室画像”4-5二石，“孔子见老子”1石，供案1石。祠内满刻画像，亦有西王母、东王公等神话故事，壁西刻孔子见老子、孔门弟子和祠主经历和生活的车骑出行、宴乐、庖厨、仙灵神话，以及文王十子、赵宣子、荆轲、邢渠等良卿古贤；西壁下部刻大幅水陆攻战图。小龛后壁刻祠主楼阁家居图，室顶为仙人出行、雷公电母、北斗星君、伏羲女娲等灵仙神话，前石室车骑画像有大量榜题，与武荣碑所记经历多相吻合，一般推定祠主为武荣。

左石室原形制与前石室相同，现存17石，即原“左石室画像”2－9八石，后石室画像1－3与6－9七石，残脊石1，花纹条石1，内容布局亦类前室。其中如周公辅成王、二桃杀三士、管仲射小白，以及顶部的海灵山行、升仙图等均为前室所不见。无榜题，祠主待考。

艺术特点

武氏墓群画像石雕刻技法主要采用压地隐起，既保持了平齐的壁面，又使画像跃然而出。物像外石面留有整齐细密的竖线凿纹。构图分层分格组合，层次井然。

这批石刻艺术以其鲜有的“画像古朴，八分精妙”引起世人的注目，名家学者争相拓墨，中外书刊广为著录^[4]。

文物保护

武氏墓群石刻中的汉石精神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为加强这批珍贵文物的保护和管理，在此设立文物保管所。1961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4年，将位于坑中的双阙原位提升现地面，其上建了高大宽敞的保护室；1972年，又将祠石从旧屋中拆出，移置阙室内四周石台上。1981年蒋英矩在进行全面考察后进行了配置复原，提出了“后石室”并不存在的确证。

文史记载

山东省嘉祥县城南的武氏石刻，集文史记载，雕刻绘画于一身。上溯先秦，融会两汉；雕古画今，凝思石上。正是汉代大统一思想文化的产物于反映，它以儒为主，儒道互补，仙道五行思想杂糅，富有兼采众长的特色，与史记，汉赋，淮南等名篇巨制先后在不同的领域各领风骚，共同构成泱泱大汉的时代精神与风貌。我们完全可以称武氏汉画石刻为“汉骚石赋”：汉化楚风，赋于石上，即骚赋精神的凝化形态。

它既关注人生治世，热爱现实生活，又充满理想与崇拜，富于想象与超脱；既有儒家的现实描摹，又有道家的浪漫畅想，呈现中原古典理性与楚巫浪漫主义的二元交融；成为中国古代又一伟大艺术传统。

它采用平面浅浮雕即“离地凸起”的雕刻技法，烘托突出浑圆雄壮的造型，纤细遒劲的线条穿绘着逼真的细描，工整流畅圆润端庄，颇富体积感，运动感和力度感。潘天寿在《中国绘画史》中赞叹武氏石刻：“其高古朴茂，琦玮谲诡之趣，诚非想象所及，虽其形象之表现，没有不合理处，然能运其沉雄之笔线，以表达各事物之神情状况，而成一代特殊之风格，非晋唐人所能企及”^[5]。它以永恒不朽的价值与魅力，展示这中华民族辉煌的过去，也昭示着民族复兴的未来。

历经事迹

武氏墓相当于东汉桓、灵帝时期(147年～189年)。除石阙外，诸石祠于宋代以后倾圮。其中的“武梁祠”画像，最早见于北宋欧阳修的《集古录》、赵明诚的《金石录》，南宋洪适又录其部分榜文、图像于《隶释》和《隶续》，始以“武梁祠画像”名之。清乾隆年间，黄易等人掘出祠石，当时认为有4座祠堂，即武梁祠和根据武梁祠位置定名的前石室、后石室、左石室。经筹划保护，就地建屋，将画像石砌于壁间,外绕石垣,围双阙于内，题门额曰“武氏祠堂”。

此后好事者陆续将零星汉画石增置祠内，并且拓墨流传,中外书刊广为著录，毕沅、瞿中溶、容庚等作了专门的考证和著录。1941年，美国学者费尉梅根据画像拓层对祠堂进行复原，但未能解决全部祠石的复原。1981年，中国考古工作者通过对原石全面考察，重新对武氏祠进行配置复原，确证包括武梁祠、前石室、左石室3座祠堂，不存在后石室。

宋代以来金石家累有著录。武梁碑、武开明碑早佚，现存武斑碑、武荣碑。武斑碑作圭形，额有圆穿，高2.1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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