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資本主義
國家資本主義，是列寧提出的用來描述資本主義發展階段性特徵的概念，表明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國家作用的不斷增強，主要包括兩層意思：一是指國家政權對企業的控制，「國家資本主義就是資本主義制度下由國家政權直接控制這些或那些資本主義企業的一種資本主義」。二是指國家對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監督和調節，「壟斷資本主義正在向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轉變，由於情勢所迫，許多國家實行生產和分配的社會調節」。按照當下「國家資本主義」論者的觀點，國家資本主義與自由資本主義是兩種截然對立的資本主義形式。然而，考察歷史事實可以發現，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從來都離不開國家的作用。在所謂「西方世界的興起」的故事中，國家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論及資本原始積累時就明確指出：英國資本積累的因素「在17世紀末系統地綜合為殖民制度、國債制度、現代稅收制度和保護關稅制度。這些方法一部分是以最殘酷的暴力為基礎，例如殖民制度就是這樣。但所有這些方法都利用國家權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組織的社會暴力，來大力促進從封建生產方式向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轉化過程，縮短過渡時間」。資本主義制度建立之後，自由競爭和自由貿易的原則逐步取得支配地位，但是資本主義國家對經濟的干預並沒有消退，事實上，自由貿易與保護主義、自由競爭與國家干預相互交織、此消彼長，是資本主義制度演變的一條主線。歷史上崛起的一些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包括英國、法國、德國、美國、日本等，它們在經濟起飛階段，國家對經濟發展都發揮過極為重要的作用。19世紀末，在第二次工業革命推動下，與生產社會化相伴隨的生產和資本的集中迅速發展，資本主義由自由競爭進入壟斷階段，生產和經濟活動日益集中於少數大資本，產生了明顯的壟斷趨勢，特別是金融資本在經濟生活中的地位不斷提高，不僅控制了國家的經濟命脈，而且還開始掌握國家的政治權力，將其影響力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壟斷資本主義進一步轉變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資本主義國家從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等各個方面，通過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收入政策、產業政策、科技政策、環境政策和國有化等多種手段，全面介入經濟生活，對經濟的干預空前加強，與壟斷資本的結合日益緊密，資本主義的發展正式進入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階段。20世紀80年代以後，新自由主義成為英美政府的施政理念，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受到一定挑戰，但絕沒有退出歷史舞台。
美國雖然號稱自由市場經濟、自由資本主義的代表，但實際上，國家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也是十分明顯和重要的。歷史上，美國是現代貿易保護主義的發源地和大本營，從建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一直實行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經濟學說史上曾頗有名氣的「美國學派」，就是以其鮮明的保護主義等國家干預主張而著稱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為了自身利益開始推進貿易自由化，但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卻有增無減，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更是成為美國經濟學的主流，並一度主導了國家的經濟政策制定。比如，美國政府總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從1960年的26.8%上升到了2010年的41.3%；美國政府雇員數從1940年的400多萬增長到2010年的2200多萬。有研究創新問題的專家指出，作為小政府和自由市場學說的倡導者，幾十年來美國一直在技術和創新方面實施大規模的公共投資計劃，從而為自己過去和現在的經濟成功奠定基礎。從互聯網到生物技術，甚至頁岩氣開發，美國政府一直都是創新引領增長的核心驅動者。因此，美國是「企業家型國家」的典型代表，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想要模仿美國模式，它們就應該按照美國的實際行為而不是按照美國的說法去做。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之後，美國再次祭出了國家干預法寶，推出了大規模金融救援計劃和財政刺激計劃，以穩定經濟、促進增長。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後更是大肆實行貿易保護、移民限制、產業回流等國家干預主義政策，為了實現「美國優先」的目標不惜犧牲世界各國人民的利益。
可見，所謂純粹自由市場經濟和自由資本主義其實從未真正存在過，現實存在的資本主義都與國家資本主義脫不了干係。美國經濟學家薩繆爾森在其《經濟學》一書中就明確指出，在所有發達的工業化社會中，我們都看到了一種混合經濟，即市場決定大多數私人部門產品的價格與產量，而政府運用稅收、支出和貨幣管理計劃來調控總體經濟的運行。著名經濟史學者尼爾·弗格森在《我們都是國家資本主義者》一文中就指出，將中美之間的競爭歸結為國家資本主義與自由市場之間的全球制度競爭，過於簡單化，也是錯誤的。顯然，給社會主義中國、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扣上「國家資本主義」的帽子，實屬張冠李戴，這頂「桂冠」中國擔待不起。
二、「國家資本主義」論者意欲何為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後，歐美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陷入經濟困境，而中國等國家發展依然強勁，特別是中美之間相對實力的消長，使發達國家的內部矛盾以及在世界經濟體系中與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結構性矛盾變得越來越突出。一些國家一方面不可能對中國的快速發展視而不見，另一方面更不情願把中國的成功歸功於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制度。於是，一個由列寧最早提出、本來屬於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而不是西方經濟學的範疇——「國家資本主義」，竟然成了某些人拿來解釋和抨擊中國等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專屬概念。美國前國務卿希拉里就曾聲稱，「國家資本主義」的興起構成了對美國的經濟和戰略挑戰。美國學者伊恩·布雷默在2010年出版的《自由市場的終結：誰贏了國家與公司間的戰爭》一書中提出，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國家資本主義」模式與「自由資本主義」之間的衝突，本質上是新興經濟體國家與發達國家私人公司之間的一場戰爭。2012年1月，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專門刊發了一組題為《國家資本主義的崛起》的文章。「國家資本主義」隨後還成為了達沃斯論壇的辯論主題。「國家資本主義」這一政治經濟學範疇，在西方似乎已經轉化為一個關乎制度、政治和意識形態的重大挑戰。當前美國發動的經貿戰烈度空前，其理論和輿論基點，仍然沒有脫離所謂「反國家資本主義」的軌道，美國一些政要再次拋出「國家資本主義」的話題不過是老調重彈而已。不同的是，「反國家資本主義」思潮在一些美國政要那裡似乎已經成為一種偏執理念，並力圖轉化為一系列針對中國的貿易霸凌主義政策。
「國家資本主義」論者的目的是很清楚的，那就是借用所謂「國家資本主義」與「自由資本主義」的對立為資本主義辯護，並為遏制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的發展製造輿論。一方面，試圖轉移和掩蓋人們對資本主義制度深刻弊端的質疑，將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導致的資本主義制度危機歸結為「國家資本主義」的威脅。另一方面，將矛頭直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竭力歪曲、抹黑、污衊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試圖動搖人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信心，迫使中國放棄被實踐所證明的成功道路和制度，最終遏制中國的發展。
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在對待「國家資本主義」的問題上，一些國家從來都實行雙重標準：在需要國家支持以進行資本積累的時候，就大行保護主義和國家干預之道；在擁有明顯的競爭優勢時，就要求他國無條件開放市場，強行推進自由貿易以從中漁利；當其競爭優勢因後發國家的追趕慢慢消失時，又重新祭起貿易保護主義的大旗。一方面，在世界市場上利用自由貿易發揮本國壟斷資本對後發國家的優勢，竭力維護本國資本在市場、技術等方面的壟斷地位；另一方面，採取各種保護主義措施，遏制他國資本——不論是國有資本還是私人資本——的競爭、衝擊和趕超。這種經濟邏輯以意識形態「正統」自居，把競爭對手的優勢解讀為意識形態「異端」。德國歷史學派的代表李斯特用「抽梯子」的說法，對這種伎倆進行了絕妙的比喻：一個人當他已攀上了高峰以後，就會把他逐步攀高時所使用的那個梯子一腳踢開，免得別人跟着他上來。[1]
總是有人企圖把中國納入資本主義譜系，或者想當然地以為中國搞市場經濟就會自動進入資本主義譜系。當年，中國確定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時，有些人就老是提出這樣的問題，說你們中國搞市場經濟好啊，可為什麼要在前面加上「社會主義」幾個字呢，他們對這幾個字總是感到不順眼、不舒服。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以越來越好的發展狀態與西方資本主義比肩的時候，他們當中一些人寧肯堅持自己既有的陳舊話語體系將中國解讀為「國家資本主義」，也不願意承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具有強大的生命力，獲得了他們不願意看到的成功。這就是他們拋出「國家資本主義」論調的實質和邏輯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