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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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阿爾弗雷德·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1923年（癸亥年）5月27日—），德國猶太人後裔，哈佛大學畢業, 美國著名外交家、國際問題專家，美國前國務卿。

1923年5月27日生於德國費爾特市，由於納粹黨的迫害，1938年移居美國，1943年入美國籍。與越南人黎德壽一同為1973年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原美國國家安全顧問（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後擔任尼克松政府的國務卿並在水門事件之後繼續在福特政府中擔任此職。作為一位現實政治的支持者，1969年到1977年之間，基辛格在美國外交政策中發揮了中心作用，並在中美建交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1971年7月首次訪華，促進中美關係正常化。

2016年5月9日，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獲得國防部卓越公共服務獎章。

2018年11月8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會見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

世界詩詞協會副主席亨利·艾爾弗雷德·基辛格曾任美國尼克松政府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國務卿、福特政府國務卿。

1943-1946年在美國陸軍服役。

1950年畢業於哈佛大學，1952年獲文學碩士、1954年獲哲學博士學位。

1951-1969年任哈佛大學國際關係研究班執行主任、 國際問題研究中心負責人、講師、副教授和教授。

1969-1973年任尼克松政府國家安全事務助理[3]，併兼任國家安全委員會主任到1975年。[4]

1971年7月9日，基辛格秘密訪華，為中美建立外交奠定了良好基礎。

1973年1月，基辛格在巴黎完成了結束越南戰爭的談判，並因此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1973-1977年任國務卿，獲得了一個外來移民所能得到的最高政治職務。此後在喬治敦大學任客座教授，兼任全國廣播公司顧問、大通曼哈頓銀行國際諮詢委員會主席、阿斯彭學會高級研究員等職。

1977年1月，福特總統授予基辛格總統自由勳章，並稱讚他為「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國務卿」。

1982年開辦基辛格「國際諮詢」公司並擔任董事長。

1983年任美國廣播公司新聞分析員。1983-1984年任美國中美洲問題兩黨全國委員會主席。

1986年9月任美印委員會主席。

1987年3月任美國—中國協會兩主席之一。

2002年11月27日，基辛格被美國總統布什任命為調查「9·11」事件的一個獨立委員會的主席，12月14日，基辛格辭去該委員會主席職務。

2002年3月5日，基辛格在華盛頓國家記者俱樂部演講，介紹中美建交以來的歷程，並展望中美關係未來。

目錄

主要作品

• 《核武器與對外政策》（1957年）、《復興的世界》（1957年）、
• 《選擇的必要：美國外交政策展望》（1961年）
• 《麻煩的夥伴關係：大西洋聯盟的重新估價》（1965年）
• 《白宮歲月》（1979年）
• 《紀錄在案》（1981年）
• 《動亂年代》（1982年）
• 《大外交》（1994年）
• 《論中國》（2011年）
• 《世界秩序》《重建的世界》（2015年）

重要事件

基辛格獲1973年度諾貝爾和平獎。

1977年被授予美國總統自由勳章。

1971年7月，基辛格作為尼克松總統特使訪華，為中美關係大門的開啟作出了歷史性貢獻。

1972年2月陪同尼克松總統訪華。他多年來一直關心和支持中美關係的發展，並多次訪華。

2003年10月應外交學會邀請訪華。

2005年5月應中國國際戰略學會的邀請訪華，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會見了他。

2007年4月訪華。

2009年1月來華出席中美建交30周年紀念活動。

2011年6月27日，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會見基辛格。

2013年7月3日，正在上海的中國前國家主席江澤民在西郊賓館會見並宴請了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及家人。

2015年3月17日，習近平會見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

2016年5月9日，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獲得國防部卓越公共服務獎章。

2016年12月2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來華出席中美關係研討會的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

政治生涯

早期生涯 基辛格1923年5月27日生於德國費爾特市的一個猶太家庭，1938年因逃避納粹對猶太人的迫害，隨父母遷居紐約。在30年代的希特勒大屠殺中，基辛格至少有13個親戚被送進了毒氣室。對此，基辛格的傳記作者之一沃爾特·伊薩克森評論說，基辛格的幾乎所有個性特徵——他的哲學悲觀主義、他的信心與不安全感的共存、他的因自己易受傷害而覺得空虛、以及他的因渴望讚譽而顯得傲慢—都可以追溯到那場歷史災難。基辛格到美國後，他父母把他送進了華盛頓高級中學讀書。這所學校有5000學生，其中猶太人很多，當時基辛格的最大願望是畢業後做一名會計師。

但是，美國捲入第二次世界大戰這件事卻改變了基辛格的命運。1943年他加入美國籍，不久應徵入伍，在美國陸軍服役。在軍隊中，他有幸遇到了同是德國裔的列兵克雷默爾，後者成為發現基辛格的第一個伯樂。在他與基辛格的初次交談中，克雷默爾就認定基辛格是一個天生的奇才。1944年9月，基辛格所在的部隊美軍第84師被派赴歐洲戰場。第二年初，他們開進了德國。由於克雷默爾的建議，基辛格被調到師部擔任德語翻譯，軍銜也從列兵提升為軍士。在二戰的最後幾個月，他從第84師調到第970反諜報部隊，並被任命為陸軍中士參謀。1945年3月，基辛格還被任命為接管德國被占領城市的官員。在其任職期間，基辛格表現了卓越的行政能力，並克服了對德國人的報復心理而謹慎地使用了自己的權力。

專注學術界 亨利·艾爾弗雷德·基辛格與毛澤東 亨利·艾爾弗雷德·基辛格與毛澤東 戰爭結束後，基辛格回到了美國。1947年9月，他根據《士兵權利法案》獲得獎學金並進入哈佛大學政治系學習。在哈佛讀書期間，基辛格榮幸地得到了威廉·埃利奧特做他的導師。埃利奧特畢業於英國牛津大學，是哈佛的一個傳奇人物，為黑格爾的信徒。他教授給了基辛格一套完整的保守主義政治哲學，並成為發現基辛格的第二個伯樂。1950年，在埃利奧特教授的指導下，基辛格完成了他的本科畢業論文，題目為《歷史的真義—關於施本格勒、托因比及康德的感想》。這篇本科論文長達377頁，埃利奧特教授僅看了前100頁，就提筆批了「最優」。基辛格的論文至今在哈佛仍被人提起，因為他的論文篇幅過長，學校被迫制定了「基辛格規則」，這條規則限定未來的大學生在撰寫本科畢業論文時，長度不得超過基辛格論文長度的1/3。由於本科學習成績優異，基辛格被免試推薦進入研究生階段的學習。1952年，他獲得碩士學位，1954年獲得哲學博士學位。基辛格的博士論文題為《重建的世界—梅特涅、卡斯爾累與和平問題，1812-1822年》，該文集中研究了1815年維也納體系的建立與維持，實際上是對歐洲古典均勢學說的評述，它奠定了基辛格作為現實主義學派中第一流學者的聲譽。由於傑出的學術成就，基辛格被授予夏季獎。在攻讀博士學位期間，他曾擔任一門社會學概論課程的教學；他還組織了國際問題研究班，並創辦了一份名為《合流》的季刊。但是，基辛格留校任教的願望卻被哈佛大學粗暴地拒絕了。1955年，基辛格不得不回到故鄉紐約，擔任美國對外關係協會研究小組的研究主任，負責起草帶有結論性的研究報告，並準備出版專著。1957年，基辛格出版了《核武器與對外政策》一書，該書首次提出了有限戰爭的理論，從 而使基辛格在學術界和對外政策研究領域一炮而紅。同年，哈佛大學決定聘用基辛格，授予他講師等級。1957-1969年，基辛格歷任哈佛大學講師、副教授、教授。與此同時，他還在校外擔任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特別研究計劃主任、國際問題中心成員、國家安全委員會和蘭德公司顧問等兼職。

從政經歷 1973年基辛格宣誓就任國務卿 1973年基辛格宣誓就任國務卿 在1968年的總統競選中，基辛格擔任了納爾遜·洛克菲勒的外交政策顧問，但是後來尼克松卻戰勝了洛克菲勒，獲得了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並最終贏得了大選。在競選中，基辛格曾經把尼克松罵得狗血噴頭，但是尼克松卻不計前嫌，他看中了基辛格的外交才能，他決定聘請基辛格擔任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並成為發現基辛格的第三個伯樂。1969年1月，基辛格離開了哈佛校園，到華盛頓走馬上任，實現了由文人戰略家到政策制定人的轉變。1969-1973年，基辛格任尼克松政府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併兼任國家安全委員會主任到1975年。1973-1977年，他兼任美國國務卿，獲得了第一個外來移民所能得到的最高政治職務。在任期間，基辛格信奉均勢外交，積極推動尼克松政府與中國改善關係，對蘇聯推行「緩和」戰略，從而構築一個以均勢為基礎的穩定的世界和平結構。同時，他對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關係的緩和也起了重要作用。不久，基辛格退出政壇，起初想回哈佛任教，但被哈佛校長博克婉拒。後來，他受聘擔任了喬治城大學教授，喬治城大學國際戰略研究中心顧問，並擔任阿彭斯學會高級研究員、大通曼哈頓銀行國際顧問委員會主席等職。1982年，基辛格創建了基辛格聯合諮詢公司，他本人擔任董事長，他的好友和前助手斯考克羅夫特擔任副董事長兼總經理。離開政界以後，基辛格仍在不斷地撰寫論文，發表演講和出版著作，他對里根政府和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均發生過重要影響。1983年任美國廣播公司新聞分析員。1983年7月，里根總統曾任命他為中美洲政策兩黨委員會主席。1986年，基辛格榮獲自由獎章。1986年9月任美印委員會主席。1987年3月任美國—中國協會兩主席之一。在1989年以後中美關係處於危機的時候，基辛格曾多次訪問中國，並呼籲保持中美之間的正常交往。2002年3月5日，基辛格博士在華盛頓國家記者俱樂部發表演講，介紹中美建交30年來的歷程，並展望中美關係的未來。

政治主張

思想 1974年與福特總統交談 1974年與福特總統交談 基辛格的政治哲學思想主要體現在他的本科畢業論文《歷史的真義：關於施本格勒、托因比及康德的感想》之中。這篇論文共分為四個部分：《施本格勒：歷史是直覺知識》、《托因比：歷史是經驗科學》、《康德：歷史和人的道德經驗》，最後一部分的標題是《責任感》。在這篇論文中，基辛格把施本格勒、托因比及康德3個哲學大師扯到了一塊，並向學院派提出了挑戰。論文的內容十分複雜，行文刻意求工，立論獨具慧眼。除對施本格勒、托因比和康德進行了專門論述以外，論文還涉及到了亞里士多德、荷馬、維吉爾、但丁、彌爾頓和斯賓諾莎的著作。從論文來看，基辛格的政治哲學思想實際上是施本格勒的命定論與行動自由的結合。施本格勒對基辛格影響深遠。斯坦利·霍夫曼曾經指出：「基辛格就連走路時也似乎有施本格勒的幽靈伴隨他的左右。」基辛格的論文具有濃厚的命定論色彩。基辛格寫道，施氏懂得「歷史事件的命定性」，並且認識到「伴隨着一種文明的興起而出現的覺醒」，但施氏的認識是不夠的，因為他「沒有理解這一點，即必然性缺乏引導作用，也沒有鼓舞作用。……成功和失敗是兩個相對的屬性，只有在回顧時才具有意義，並且永遠不會有最後定論。

個人態度 1981年與里根總統談笑風生 1981年與里根總統談笑風生 但是伴隨着行動所持的態度能證明一個人的性格，證明這個人賦予客觀必然性的內在的獨特見解。」「生命是痛苦的，既有生，必有死。生存註定是倏忽無常的。從來就沒有一種文明是永恆的，沒有一種期望是能完全實現的。這是必然性，這是歷史的命定，這是世人不可逾越的困境。」但是「對客觀必然性的認識總是有一定限度的。這種認識僅局限於一種自然主義的機械論，科學家與此並不相干。」因為人的行動才是最重要的。「行動來自內心的需要，來自對環境有所了解的個人，來自對現象的獨特理解。客觀必然性永遠不能指導行動，任何活動都只反映人的個性。理智能幫助我們了解我們在其中生活的世界。」「過去是死的，這是必然性所決定的；但是自由支配着未來。」「生命中包含着苦難和倏忽無常。誰也不能選擇自己的時代或他哪個時代的環境……對自由的體驗使我們能夠超脫過去的苦難和歷史的挫折。在這種靈性中包含着人性的本質，包含着每個人賦予他生命的必然性的獨特之處，包含着使人寧靜的自我直覺。」

行動自由觀點 亨利·艾爾弗雷德·基辛格 亨利·艾爾弗雷德·基辛格 從行動自由的觀點出發，基辛格主張偉人可以創造歷史。基辛格是崇拜偉人的。在1975年12月對記者的一次談話中，他表示：「戴高樂是偉人，羅斯福是偉人，毛澤東是偉人。」他認為，偉人就是那樣的「一個人使他的人民的生活發生了質的變化，而如果沒有他，就很難設想他的人民的歷史會一模一樣。」在其他的場合，他還寫道：每當「思想意識起決定作用」的革命運動的初期過去以後，「很多事情要取決於人物的偶然性。如果由於某種原因領導人物消失了，運動就可能崩潰或改變到無法辨認的地步。」他強調：「法國的恐怖時代由於去掉了羅伯斯庇爾這一個人而結束。」「如果列寧不搭那趟由德國開往俄國的著名列車，布爾什維克革命也許不會發生。」基辛格的本科論文顯示，基辛格是有哲學頭腦的，他具備成為哲學家的潛質。但是，基辛格志不在此，他渴望在國際政治舞台上檢驗他的哲學。

均勢理論 與布熱津斯基依靠地緣政治理論起家不同，基辛格賴以起家的不二法門是他的均勢理論。這種理論在他的博士畢業論文重建的世界—梅特涅、卡斯爾累與和平問題，已經清晰可見了。基辛格的博士論文並不是一篇典型的美國博士論文，甚至沒有當時哈佛博士學位論文的特色。他的興趣不在於評價梅特涅這樣的歷史人物，而在於研究梅特涅特等人創設的並維持了近一個世紀之久的維也納均勢體系。基辛格對論文題目的選擇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他試圖把自己培養成為一個國際事務的研究者。但是，他沒有選擇當代的題目，卻選擇了19世紀中的某一時間段，因為他覺得19世紀初面臨的許多問題與當代問題存在着相似性。雖然21世紀初永遠不會重複20世紀後半期，但必然同過去相似，未來也必定如此。歷史學家的主要任務就是確定哪些方面是相同的，哪些是不同的。

自然科學 亨利·艾爾弗雷德·基辛格 亨利·艾爾弗雷德·基辛格 正如基辛格在論文中寫道：「自然科學的成就通常取決於選擇一個『決定性的』實驗；而在國際事務領域裡的政治科學的成就則取決於選擇一個『決定性的』時期。我選擇了1812年到1822年這一時期作為我的論題，坦白地說，一部分原因是這一時期的問題在我看來是同我們當代的問題很類似的。但我決不強調這種類似。」因此，基辛格的博士論文可說是借古諷今，實際是一本研究如何結束戰爭、締造和平和保持和平的著作。根據對維也納體系的研究，基辛格認為，和平並非一國外交政策之目的，而是正當地考慮並執行政策所帶來的額外報償。和平也不是國際體系的首要目標，國際體系的首要目標應當是穩定而非和平。他在其著作的開頭寫道：「在那些回顧起來似乎最為和平的時代，人們最不必費勁去尋求和平。而在人們似乎無休止地尋找和平的那些時代，看來最無法取得安寧。當任何一個國家或國家集團把和平（其概念為避免戰爭）作為首要目標的時候，國際體系就處在國際社會中那個最霸道的成員的擺布之下。而每當國際秩序認識到即使為了和平也不能犧牲某些原則的情況時，至少還可以設想求得在力量均衡基礎上得穩定。」但是，問題在於，穩定的國際體系如何才能實現？基辛格提出，穩定有賴於「一種能普遍接受的合法性」，有賴於「有關各種切實可行的安排的性質以及外交政策所容許的目標與方法」的國際協議。他寫道：「穩定的局面通常不是從謀求和平，而是由普遍接受正統而產生的。這裡所指的『正統』，不應該於公正混同起來。它只是意味着具有行得通的安排的性質和在外交政策上能夠容許的目標於方法上的一種國際協議。它包含着這樣的意思，就是所有主要強國都能接受國際秩序的基本安排，至少是沒有一個國家對它感到如此不滿，象凡爾賽和約以後的德國那樣。」據此，基辛格把國際秩序劃分為兩種：合法的國際秩序和革命的國際秩序。他還把那些承認某一特定國際秩序為合法並主張通過談判解決分歧的國家稱為「合法國家」，相反則稱之為「革命國家」。

革命國家 基辛格多次榮登《時代》封面人物 基辛格多次榮登《時代》封面人物 在19世紀初，拿破崙的法國就是這樣的「革命國家」，這還不禁使人聯想起20世紀中後期的蘇聯是否也是「革命國家」。基辛格指出：任何國際秩序中，只要其中有一個「革命的」國家，談判便無法進行；外交家也許會進行會談，但是達成有意義的協議的可能性卻微乎其微。而當一個國際體系中有一個「革命的」國家，而這個國家又很強大的話，通常的結果是出現軍備競賽或者戰爭。換言之，基辛格認為，與革命國家達成妥協是不可能的，只有用武力對付他們。至於在戰勝之後如何對待「革命國家」，基辛格讚賞梅特涅和卡斯爾雷在1815年維也納會議上的做法，認為他們擺脫了對法國進行「懲罰性和平的勾引」。基辛格寫道：「量度卡斯爾雷成為一位政治家的一個標準就在於15個月之前，他是拿破崙不共戴天的敵人，現在則以一個倡導一種充滿協調精神的和平的人而出現了。」他認為，歐洲之所以能從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擴張所造成的「動亂」中獲得「穩定」，「主要由於兩個偉大人為的工作結果。」他們就是「以談判促成國際和解的英國大臣卡斯爾雷，和使這種和解正統化的奧地利首相梅特涅。」在其論文中，基辛格還從均勢理論的角度批評了美國人的「道義外交」觀念，認為「島嶼強國」一般總是不願承認「戰爭可能由於內在的原因而產生」，他們寧願相信是「壞人惡念」引起的。一個「沒有滿足不了的要求的大國」這種概念是非常投合島國的心理狀態的。這種概念給那種把戰爭轉變為「十字軍式的討伐」，以便懲罰首先挑起戰爭邪惡勢力的行為提供了決定性的解釋。島嶼強國的這種情況，一方面是由於地理因素而引起，另一方面也與其國內結構和國內政治相關。上述兩種情況導致了島嶼強國與大陸強國的不同政策目標，以及對均勢的不同看法。總之，基辛格強調，梅特涅和卡斯爾雷的努力，給予了歐洲一種穩定的國際體系，並為和平得以維繫一個世紀之久創造了條件。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但是，他也認識到了歐洲為享受好處也付出了代價，特別是維也納體系的終結是以空前殘酷和具有無比破壞性的第一次世界大戰而告終的。

有限戰爭理論 所謂有限戰爭是與全面戰爭相對的一種戰爭樣式，是「為了具體的政治目的而進行的。這些政治目的的存在就會在使用的武力和企圖達到的目的之間建立一種關係。有限戰爭代表一種影響敵人的意志而不是摧毀它的企圖，也就是使我們打算強加於敵人的條件比繼續抵抗更有吸引力，即力求達到特殊的目的而不是把敵人全部殲滅。」基辛格在1957年出版的《核武器與對外政策》通常被認為是當代美國核戰略與有限戰爭的代表作之一。在該書中，基辛格提出，核武器的發展和美國核壟斷地位的喪失，已使美國戰後政策面臨要麼進行全面戰爭要麼束手無策的可怕的窘境。因為「現代武器的毀滅性，剝奪了全面戰爭勝利的歷史上的意義。甚至於比對方能造成更大的破壞的一方，可能也無法保留足夠的力量使對方屈服。」

戰爭的結局 「今後的全面戰爭的結局，只能是交戰國的兩敗俱傷。」因此，「全面戰爭已不再是執行政策的一個有意義的工具，」有限戰爭才是核時代推行政策的可能手段。基辛格認為，有限戰爭主要有四種類型：第一類包括二等國家之間的戰爭，如以色列與埃及的戰爭等；第二類是西方大國或蘇聯同實力小得多的國家之間，在不受外力干涉下的戰爭；第三類是始於一個大國與一個小國之間，但可能擴大的戰爭；最後一類是大國之間爆發的戰爭，這是危險性最大的有限戰爭。有限戰爭理論不是大規模報復戰略的簡單的替代品，它不能從純粹軍事的意義上來理解，而應該主要從政治的意義上來理解。

有限戰爭本質 「有限戰爭的結果決不單單決定於軍事方面的考慮；它代表着一種把政治目的和軍事目的協調起來的本領。完全摧毀敵人作戰能力的企圖會破壞心理均勢，而這種均勢的存在卻可以使保持有限戰爭不擴大對雙方均為有利。」有限戰爭的本質在於威懾。基辛格認為，「威懾就是設法向對方提出危險性，這種危險將使對方認為與其所要獲得的任何利益不成比例，因而使對方不致採取某種行動途徑。」威懾力量包括軍事力量和使用力量的意志，二者缺一不可；戰略理論的目的就是平衡力量的這兩種因素，即物質因素與心理因素的效力；以全面戰爭為主要威懾方法會妨礙這種平衡。「當敵人向你挑戰時你所不敢使用的一種威懾力量就已經不再成為威懾力量了」。「核時代的基本戰略問題就是如何在威懾政策和當威懾政策失敗而從事戰爭時的戰略之間建立一種關係。

最適宜的戰略 ……最適宜的戰略是一種能以最小的代價達到其目的的戰略。戰略理論的目的就是把每一行動方針的有利之點結合起來，也就是達到最大限度的威懾的目的，但同時卻要冒最小限度的危險。」基辛格的有限戰爭理論提出了對核時代外交戰略的獨到見解，很快得到了美國朝野的重視。《核武器與對外政策》一書曾被美國國務院和國防部指定為必讀參考書，出版第一年就售出了17000冊，對50—60年代的美國戰略思想產生了巨大影響。肯尼迪上台後採用的所謂「靈活反應」戰略，實際上是基辛格有限戰爭理論的翻版。

構想 80年代末90年代初，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延續了近半個世紀的冷戰也隨之結束，世界進入了新舊格局的轉換時期。於是，世界將向何處去，就成為國際間關注的熱點問題。作為當代西方最著名的戰略理論家之一，基辛格寶刀未老，以其獨特的戰略眼光和深刻的歷史洞察力向人們交出了一份厚厚的答卷，即由美國西蒙和舒斯特出版社在1994年出版的《大外交》。該書洋洋70萬言，共分31章，論述了從黎塞留到里根時期約300餘年的以大國關係為背景的外交戰略問題，並對冷戰後的世界新秩序提出了獨到看法，是一部有關西方外交理論與實踐的經典之作。有人說，讀這本書可以獲得讀4本書的功效。它既是一本國際關係史的著作，也是一本美國外交史的著作；既是一本政治學的理論著作，也是分析當今世界格局及國際政治現實的力作。基辛格立足於均勢理論，對未來世紀的世界新秩序進行了謹慎的預測。他認為，「21世紀的國際秩序會出現一個似乎自相矛盾的特點：一方面愈來愈分散，一方面愈來愈全球化。

世界新秩序 在國與國的關係上，這個新秩序會更接近18、19世紀的歐洲民族國家體系，較不象冷戰時期嚴格劃分的兩大陣營。彼時至少會有六大強權：美國、歐洲、中國、日本，俄羅斯，可能再加上印度，另有許許多多中小型國家；與此同時，國際關係已首次全球化了。」但是，令基辛格十分擔憂的是，這些強國均缺乏駕馭多極均勢的經驗，尤其是美國人在歷史上對均勢存在偏見。對美國而言，如何在地位不分軒輊的國家之間，協調不同的價值觀與迥然不同的歷史經驗，將是一種全新的經驗，與上一世紀的孤立或冷戰時期的霸主地位都會完全不同。

提出忠告 因此，基辛格在回顧歐美特別是歐洲均勢史的基礎上，給美國領導人提出了忠告。首先，基辛格強調，冷戰後的世界，美國成為碩果僅存的超級大國，有能力在全世界進行干涉。可是，權力變得越來越分散，而且軍力有關的問題也消失了。冷戰勝利使得美國進入一個非常類似18、19世紀歐洲國家體制的世界，也面臨美國政治家、思想家一再質疑的實際狀況。「冷戰結束，製造出觀察家稱之為「單極世界」或「一個超級大國」的世界。但是，美國實質上並沒有比冷戰開始時更能單方面獨斷全面問題。美國更占優勢，可是夠諷刺的是，權力也更加分散化。因此，美國能夠運用來改造世界其他地區的力量，實際也減弱了。

某種均衡觀念 其次，基辛格認為，存在着幾個實力相近國家的未來的世界新秩序應建立在某種均衡的觀念之上，而這是美國向來難以接受的觀念。事實上，美國受惠均勢良多，但卻排斥均勢觀念。基辛格指出：均勢體系雖不能避免危機甚或戰爭，但如能作妥善安排，其作用則在於使一國宰制他國的能力及發生衝突的規模受到限制。它所追求的是穩定緩和，甚於和平。

自身含義 均勢依其自身含義，無法讓國際社會中的每一個成員都感到滿意。它最能發揮功效的情形，是在對其不滿的程度尚未超過受害一方已忍無可忍而力圖推翻國際秩序的極限之時。應該說，基辛格勾畫的21世紀的世界新秩序，是建立在勢力均衡基礎上的多極世界，是政治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的世界，因此，它對冷戰後奉行「單極戰略」的美國政府無疑是一副清醒劑。但是，基辛格的計劃中也存在一些矛盾，例如他一方面批評美國領導人總是把自身的理想視為當然，很少認清這些價值對旁人而言是多麼離經叛道，多麼令人寢食難安；但另一方面，他又強調藉由共同的價值觀可以增強勢力均衡。在現代世界，這些價值必然是民主的理念。基辛格對俄羅斯的看法也存在着偏頗。他一方面歡迎俄羅斯的轉向，另一方面，他仍認為俄羅斯是一個「天然的」、「本能的」的大國，它仍舊是美國的戰略威脅，無論俄羅斯奉行什麼樣的意識形態都是一樣。

6關於中國編輯 影子裡的中國 明處太喧囂，聰明的中國選擇置身於「暗處」。

談經濟離不開政治，談中國離不開世界。由亨利·基辛格、吳敬璉、鄭永年等經濟學家、政治學家、國際學者合著的《影子裡的中國》，是一本把脈政治時局和經濟軌跡、預測未來危機的著作。澄清了當下中國的改革理論，從「中國軌跡」到「危險的鄰居」，從「即將到來的危機」到「未來中國的陷阱」，圍繞中國經濟發展軌跡、發展陷阱、金融革命、社會核心價值觀與新秩序展開思考，評判中國改革成敗，並預言未來中國的新危機與未來世界的新格局。焦點話題均為約稿專文論述，作者在各個領域的影響力巨大，為新一屆政府提供了發展的參考。

中國的繼任者面臨的是一個利益和意識形態日益分化的中國。

我們反對的貪污腐敗、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利益集團壟斷等沉疴，經過六十多年的養息，使得官民之間不再魚水情深。利益主張的分化，使得二者的距離越來越大。

這直接導致分配不公、貧富差距繼續擴大等社會問題。因環境資源引發的群體事件成為這些問題爆發的導火索；隨着互聯網技術的應用普及，被控制的輿論鐵壁不再堅不可摧，這激發了普通民眾對權利的覺悟和訴求。

利益共同體分化，促使中國社會階層對立、意識形態豐富、價值觀多元。

今天的中國，面對分化與多元，已焦慮地生出一種新的共識，那就是重新凝聚國家意志。非如此，不能凝聚共識。非有如此共識，中國不能長治久安，將面臨更大的分化與動盪，對利益主體、權力訴求日益多元的中國來說，政治體制改革是一道繞不過的坎。

深化政治體制改革，提振經濟信心，還權於普通民眾，是未來中國的首要工作。

歷史留給中國的等待時間不會太多。新十年，是一個關鍵期。

面對即將到來的社會危機，政府低調行事，國際上不大張揚，「暗處置身」凸顯中國智慧。中國在暗處，既有人人皆知的問題，也有不為人知的付出。

《論中國》

40年前，美國尼克松總統國家安全顧問亨利·基辛格秘密抵達北京，由此開始了中美戰略合作。40年後的今天，近90高齡的基辛格出版新著《基辛格〈論中國〉》。對於大多數讀者來說，書中涉及的一些秘密或許是讀起來最興味盎然的部分。然而從專業角度看，這些已解密的歷史並無太多新意。更值得探討的，恐怕是基辛格對中國文化與中國對外行為的連接，以及基辛格對中美共同演進的戰略設計。

中國：特殊的還是一般的？

《基辛格〈論中國〉》的開篇是從1962年毛澤東召集中國高級軍政官員討論中印戰爭開始的。在那次會議上，毛澤東提到了唐朝及蒙元時期中印打過「一次半仗」的歷史經驗。基辛格由此認為中國存在一種根植於古老獨特文明的獨特「戰略文化」。中國當代的戰略選擇，是否真的源於中國古代文化與歷史經驗？如果中國當代戰略至少部分來源於中國古代文化，我們對這種影響是否有清楚的認識與表述？

似乎可以肯定的是，基辛格對中國文化的內在一致性與連貫性有誇大之嫌，將傳統文化因素與當代戰略的連接有時也顯得勉強。畢竟，與西方世界近200年的互動以及晚近60多年中國社會主義的實踐，不可能不在中國人的戰略思維上留下烙印。但在中國政府提出充滿儒家文化色彩的「和諧世界」理念的時代，在中外學者熱衷於探討中國的特殊性、中國模式的特殊性的時代，也難以完全否認當代中國思維中傳統因素。中國對主權不受干涉的高度重視，中國對在國家間關係中使用強制力的勉強態度，中國政府經常說的「不稱霸」、「和諧世界」、「韜光養晦」以及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等表述，都與中國傳統文化有關。

研究、解釋並傳播中國戰略中的民族文化風格，實際上應該是中國的責任。《基辛格〈論中國〉》提醒我們，在國家整體快速崛起的當口，中國學界需要自己拿出令人信服的研究，而不是被別人解釋。

「共同演進」是否可能？

對多數中國人來說，基辛格主張的中美「共同演進」是個頗有吸引力的遠景：中美兩強和平共處，和平競爭，並在需要合作的事項上合作。然而這一前景的困難之處在於中美兩國國內決策環境的複雜性。1971年的中國，對外戰略幾乎集中在最高領導人一人手中。今天的中國有着多元而活躍的思想爭論和利益博弈。這讓中國對外戰略更趨複雜。尤其是21世紀初，美國對中國的焦慮感、中國對美國的「不公平感」在兩國民間特別是媒體上隨處可見。在這樣的決策環境裡，中美兩國決策者真的能夠設計並執行一套「共同演進」的方案嗎？

所謂「共同演進」並非不可能出現，但是這一前景恐怕很難是兩國領導人主動設計的結果，而是兩國反覆博弈最終形成的方案。如果兩國發展都沒有特別重大的變故，在可見的未來，中美仍將維持「誰也吃不了誰」的局面。而戰略武器和宏觀經濟「確保相互摧毀」的相互依存，仍然是中美關係維持和平合作局面的最大維繫力量。中美兩國決策者要做的，恐怕不是自上而下的設計和執行「共同演進」方案，而是維持兩國關係的平衡以及兩國各自國內的平衡，不讓兩國社會的不安情緒推翻政府層面的戰略穩定，也不讓兩國政策層面的對抗「擦槍走火」。否則，過去30年形成的方案就有被拋棄的危險。

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世界大國的力量對比正在發生重大轉變。所謂「世界權勢重心東移」似成定論。美國越來越多的戰略精英開始懷疑中國的戰略意圖。2007年起，美國國內曾一度流行的觀點「伴隨中國的市場化改革，中國的意識形態必將走向自由化」已經遭到強烈質疑。在中美權勢發生中國相對上升、美國相對衰落這個總背景下，如何儘量避免被美國決策精英定義為價值觀上「惡」的化身，或者一旦這種意識形態對立發生，中國應該如何應對，或許是我們在21世紀初就應該思考的問題。[10]

對毛澤東印象 作為美國著名學者和外交家，基辛格在實現中美關係正常化的過程中，充當過極為重要的特殊角色，是兩國最高級會談的先行官。他與毛澤東有過多次熱情的會見，進行過長時間的真誠而無拘束的談話，毛澤東給他留下終生難忘的印象。

1969年，理查德·尼克松當選美國總統後，通過各種有效的途徑，謀求訪華，以實現中美兩國國家關係正常化。可是，1970年5月，美國政府悍然出兵入侵柬埔寨。中國政府對此迅速作出反應，5月20日，毛澤東發表《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聲明。讀過毛澤東的聲明後，尼克松愁眉不展，滿腹心事，以為剛見縫隙的中美關係的大門，又將重重封閉，自己為此所作的努力，將要付之流水。他心煩意亂，立即讓基辛格研究毛澤東的聲明，基辛格畢竟是國際問題專家，自有獨到的理性思辯，他很快便送來自己的見解和分析:

實質上，……那是一篇非常空洞的聲明。……它沒有提出什麼威脅，沒有承擔什麼義務，對你沒有進行人身攻擊，在有爭議的雙邊問題上避免表態。從策略上看，毛的聲明是要達到這麼幾個目的：

——利用你在柬埔寨的行動大肆宣傳。

——以毛的個人威信加強中國人對西哈努克的支持。

基辛格的分析可為一家之言，也有不無道理之處。然而，四個多月後，當毛澤東傳遞另一重要信息時，他卻和尼克松一樣，也是姑妄聽之，如風過耳。1970年10月1日，中國舉行例行的國慶活動，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美國著名記者斯諾和他的夫人，斯諾夫婦分別站在毛澤東身旁，共同觀看廣場上人潮湧動的遊行隊伍，新聞記者立即拍下了毛澤東和斯諾夫婦在一起的照片。《人民日報》在第一版頭條位置，發表了這張照片。可是，如此重要的信息卻被尼克松和基辛格忽略了。這一切使基辛格感到思維的愚鈍，後來，他在回憶錄里感嘆道：

他們傳過來的信息是那麼拐彎抹角，以致我們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不了解其中的真意。十月一日，中國國慶節那天，周恩來把美國作家埃德加·斯諾和他的妻子領到天安門城樓上站在毛旁邊檢閱一年一度的國慶節遊行，而且照了相。這是史無前例的。沒有哪一個美國人享受過那麼大的榮譽。這位高深莫測的主席是想傳達點什麼。斯諾自己後來談論這一事件時指出「凡是中國領導人公開做的事情都是有目的的」。事情過後我才終於理解到，毛是想以此為象徵，表示他親自掌握對美關係。

但是，這在當時真是一種遠見卓識。我們在關鍵時刻理解不到他的真意。

毛澤東或許知道西方人的粗心大意，1970年12月18日，又將斯諾請到中南海，兩人長談5個小時，毛澤東讓斯諾公開傳遞這樣的信息：「我歡迎尼克松上台」。歡迎尼克松來中國，「我願意和他談，談得成也行，談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當作旅行者也行，當作總統來談也行」。至此，基辛格才體會到毛澤東為中美關係進展，可謂是煞費苦心，寓意深刻。於是，1971年7月9日，他以極為秘密的方式，悄然訪華。這次，毛澤東沒有接見他，周恩來等和他進行會談，談得很成功，雙方約定同時發表公告，基本確立尼克松的訪華日程。

學者的隱居處——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正式訪問中國。當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書房會見尼克松和基辛格。這是基辛格第一次與毛澤東會晤，那天11:27，尼克松的專機降落在北京首都機場，周恩來等前來迎接，並把他們接至釣魚台國賓館。用過豐盛的午宴後，尼克松和基辛格又由周恩來陪同，乘坐紅旗牌轎車，來到毛澤東的中南海書房。基辛格回憶說：

基辛格與毛澤東 基辛格與毛澤東 轎車一直開到正門前的門廊下。走過過道，我們來到毛澤東的書房，這是一間中等大小的房間。四周牆邊的書架上擺滿了文稿，桌上、地上也堆着書，這房間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學者的隱居處，而不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的全能領導人的會客室。房間的一個角落裡擺有一張簡易的木床。我們第一眼看見的是一排擺成半圓形的沙發，都有棕色的布套，猶如一個儉省的中產階級家庭因為家具太貴，更換不起而着意加以保護一樣。每兩張沙發之間有一張鋪着白布的V字形茶几，正好填補兩張沙發扶手間的三角形空隙。毛澤東身旁的茶几上總堆着書，只剩下一個放茶杯的地方。沙發的後面有兩盞落地燈，圓形的燈罩大得出奇。在毛澤東的座位的右前方是一個痰盂。來訪者一進入房間，毛澤東就從沙發上站起來；在我最後兩次見他時，他需要兩個護理人員攙扶，但他總是要站起來歡迎客人的。

毛澤東站起身來，和尼克松、基辛格握手，表示熱烈歡迎。他目光敏銳，面帶嘲諷，毫無避忌地說：「我說話不大利索了。」毛澤東因支氣管炎和肺氣腫，經常咳嗽、喘息。他和基辛格握手時，久久地注視着，還用下額點了點頭說：「哦，你就是那個有名的博士基辛格。」基辛格高興地說：「我很高興見到主席。」毛澤東還調侃着說要和基辛格談論哲學問題。基辛格似乎已經領略到毛澤東的風采，感覺到他和戴高樂一樣，是世界上少有的具有典型個性的魅力型的領袖人物。

當基辛格說到尼克松訪華必然要遭到一些人的反對時，毛澤東說：「正是如此。有些人反對你。我國國內也有反動集團，反對我們與你（指尼克松，作者注）接觸。結果呢，他們跳上飛機逃往國外去了。」「放眼世界，美國的情報比較正確。其次是日本。蘇聯呢？他們最後總算跑去挖出屍體了（指林彪等人墜機案）。」毛澤東還告訴尼克松和基辛格，「咱們的共同朋友——蔣介石委員長不會贊成這個。」「其實，我們跟他的友誼比你們跟他的友誼歷史還長。」在談到中美最高級會談時，毛澤東鄭重地說:「我跟早幾天去世的記者斯諾說過，我們談得成也行，談不成也行，何必那麼僵着呢？一定要談成？」「一次沒有談成，無非是我們的路子走錯了。那我們第二次又談成了，你怎麼辦啊？」

雖然中美之間已經開始最高級會談，可是，尼克松和基辛格對於中方的態度和立場，還是不甚了了，心中無底。然而，聽罷毛澤東的一番談話後，心中的疑慮隨之消釋，他們相信，儘管中美友好關係的進程是艱難曲折的，可是，前景卻是可以開雲見日的。基辛格把與毛澤東的會談比喻為「瓦格納歌劇的序曲」，他說:「後來，我慢慢體會到毛澤東的談話有好幾層意思，就像紫禁城內的庭院，一個比一個深地套着，除了比例略有變化以外沒有什麼區別，而他最後的那個意思只有在長時間思考以後才能從總體上把它抓住。」例如，在談到中美20多年沒有民間往來和貿易時，毛澤東說是由於「官僚主義」所致，他甚至坦率地承認：「後來我看到還是你們的做法對，我們就打乒乓球了。」基辛格認為，毛澤東「不僅是回顧歷史和作出委婉的道歉，還意味着在首腦會談中雙方的貿易和交流問題將取得進展」。

基辛格第一次秘密訪華時，看到到處是「打倒美帝國主義！」等標語口號，他對此很不愉快，曾經向中方有關部門表示過不滿。他怎麼也想不到，這次，毛澤東竟然提起此事，並且笑着說：「我認為，一般地說來，像我這樣的人放了許多空炮，比如，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倒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一切反動派，建立社會主義。」毛澤東還說:「你（指尼克松，作者注）可能就個人來說，不在打倒之列。可能他（指基辛格，作者注）也不在內。都打倒了，我們就沒有朋友了嘛。」基辛格認為，毛澤東說自己「放空炮」，實際上是在暗示，不要認真看待中國到處牆上寫着的喊了幾十年的口號，「中國領導人在和我們打交道時已經超越了意識形態。他們實際上是同我們訂了一個無形的互不侵犯條約，從而解除了一個方面的敵情。」

（因內容過長刪除，詳情見參考資料3）

在一種融洽的氣氛中，這種蘇格拉底式的哲學對話，循循善誘，因勢利導，探詢中美友好關係的合理性、長遠性和戰略性的前景。尼克松說:「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是贊成我這次訪問的，蘇聯不贊成；日本是懷疑的，它已經表示了這種懷疑；印度不贊成。所以，我們要研究為什麼會這樣，並決定我們的政策，看就全世界來說，我們應如何發展，而不是看眼前的問題。當然，朝鮮、越南、台灣這些問題也要討論。」尼克松以哲學思維的邏輯性，把中美關係放在國際格局的戰略位置來討論，毛澤東對此極表贊成。

尼克松:……究竟怎樣好，是要日本處於中立和不能自衛的狀態，還是在一個時期內讓日本同美國具有某些關係，這都是屬於哲學範圍的問題。……總理指出，他感到美國在伸手，蘇聯在伸手，那麼問題是，人民共和國面臨的危險，是來自美國的侵略，還是來自蘇聯的侵略？這是一個困難的問題，但是我們要討論這個問題。

毛澤東：來自美國方面的侵略，或者來自中國方面的侵略，這個問題比較小，也可以說不是大問題，因為日前不存在我們兩個國家互相打仗的問題。你們想撤一部分兵回國，我們的兵也不出國。

基辛格認為，毛澤東雖然沒有公開承諾，但卻有着明顯的暗示，而正是這個暗示，「消除了美國兩屆政府的噩夢，害怕中國會武裝干涉印度支那。」他說，對毛澤東這句話的前半段，「通過排除法，顯然說明蘇聯是毛澤東在安全方面主要擔心的對象。」基辛格可謂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其實，當尼克松提出中國的危險，是來自美國或者來自蘇聯時，毛澤東並沒回答這個問題，而告以：「現在不存在我們兩個國家互相打仗的問題。」如果按照基辛格的「排除法」，毛澤東是在暗示尼克松和基辛格，中美兩國既然不會「互相打仗」，那麼，在「中、美、蘇三角關係」中，蘇聯便是中美兩國共同的威脅。

基辛格之所以將毛澤東與尼克松的對話，稱之為蘇格拉底式的對話，就是因為毛澤東不是從眼前利益來觀察中美關係，而是從「哲學」的角度討論中美關係，尋找中美雙方共同關心的切入點，以及中美友好關係的共同利益，毛澤東還在談話中暗示出美國所關心的問題。基辛格說:

尼克松雄辯地介紹了他從反共立場到今天來北京這一段漫長的路程，所根據的論點是，我們兩國外交政策的利益是一致的，兩國誰也不威脅對方。毛澤東趁這個機會對於美國的盟國作了一個重要保證：……他說，我們「也不威脅日本和南朝鮮」。在保證中國不會到國外進行軍事干涉以及談到日本和南朝鮮時，毛澤東是在告訴我們，北京不會對美國的主要利益提出挑戰。[11]

談十八大 基辛格認為，無論是2008年金融危機，還是當前歐洲主權債務問題，「在面對這些危機時，中國政府在很短的時間內就了解了問題所在，並隨之做出調整，帶領中國向着正確的方向前行。」

「從我與中國歷屆領導人的交往中看出，他們都能言出必行，所以這一次我也充滿信心。」基辛格說。

對於十八大後中國將產生的新的領導集體，基辛格有着「很高的期待」。他說：「新一代的中國領導人經歷過中國的動盪歲月，這種經歷使他們在面對當前各種挑戰時更加堅強。」

游兩漢文化 古彭春日好，花開迎客來。2013年4月20日至2013年4月21日，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博士在中國國際戰略學會副會長龔顯福、省軍區司令員孫心良等陪同下來徐州參觀訪問，市領導曹新平、朱民、夏文達、高峻等熱情接待了基辛格博士一行。美國前駐華大使芮效儉、基辛格事務所副主席雷默等一同來徐。

基辛格參觀徐州市規劃館 基辛格參觀徐州市規劃館 在徐期間，年近90高齡的基辛格博士興致勃勃地參觀了徐州漢文化景區、徐州博物館、淮海戰役紀念館和徐州市規劃館，每到一處，基辛格都微笑着向熱情友好的徐州市民點頭致意，並對徐州深厚的歷史文化和城市現代化建設表現出濃厚興趣。在參觀徐州博物館後，他表示「像中國這樣有着輝煌歷史的文明古國，一定會有更加美好的未來」；在參觀淮海戰役紀念館後，他認為「這是一次非常有趣、非常有教育意義的經歷」；在參觀市規劃館後，他在電子板上欣然題寫了對徐州的深情祝願：「偉大國家的偉大城市有着偉大願景，祝福你們。」

基辛格 基辛格 在21日中午會見時，曹新平代表976萬徐州人民對基辛格博士一行表示熱烈歡迎，並對博士即將到來的90歲生日表示祝福。他說，徐州是江蘇省重點規劃的四個特大城市之一，具有2600多年的建城史和5000多年的文明史，區位交通優越、產業基礎雄厚、科教資源豐富。全市上下大力推進科學發展、率先發展、和諧發展，經濟總量和公共財政收入持續上升，21世紀初徐州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在全國地級以上城市中排名第32位，經濟總量躍居江蘇省第5位。在發展中做到了「四個特別注重」：一是特別注重百姓收入增長，把基尼係數作為衡量發展的重要指數，在切實提高大多數人收入水平的基礎上，着力促進貧困人口擺脫困境，力爭讓發展成果惠及每一名群眾。二是特別注重生態環境保護，絕不以犧牲環境為代價實現經濟增長，大力推行「天更藍」、「地更綠」、「水更清」三大行動計劃，努力實現經濟建設和環境保護雙贏的夢想。三是特別注重依法行政，堅持把「法治徐州」建設作為一項重要工作來抓，大力提升廣大幹部群眾的法治意識，加強反腐倡廉建設，通過監督制約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防止腐敗現象發生。四是特別注重自主創新，不斷強化企業自主創新的主體地位，在創新平台建設、科研成果轉化、人才隊伍打造等方面出台相關扶持政策，通過自主創新推動產業轉型升級。曹新平說，基辛格博士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上世紀70年代的「破冰之旅」推動了中美正式建交，也為徐州同美國地區經貿的繁榮交流鋪平了道路。包括徐州人民在內的每一個中國人，都對您懷着非常深厚的感情，認為您是具有遠見卓識的政治家、外交家和社會活動家，把您視為深深愛好和平的長者。中美之間的和平發展將對世界產生重要影響，已成為每一個中國人的共識。我們將繼續在民間積極推動中美友好，衷心希望博士常來徐州做客。[12]

人物專訪 基辛格 基辛格 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之際，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接受了新華社記者的專訪。基辛格對中共十八大召開表示祝賀，他讚賞中國的發展成就，並相信「中國會繼續前行」。

基辛格有着「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的美譽。40多年來，他一直在關注着中國，曾出版《論中國》一書，闡述他對中國的見解及對美中關係的現實思考。

基辛格談到十八大報告時說：「我對報告中強調改革、對中國未來發展充滿信心及和平友好的外交基調印象深刻」。

基辛格說，在過去的40多年間，他親眼目睹了中國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所走過的歷程，「讓人感觸至深」。

「如果有人在我1971年第一次踏上中國土地時向我描繪中國今天的樣子，即使只是想象一下高樓林立的景象，我也一定會說那是不可能的，」基辛格說，「如今，這一切都已經成為了現實。」

隨着中國融入全球金融體系並成為這一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基辛格認為，世界其他地方發生的危機，無論是2008年源於美國的金融危機，還是當前的歐洲主權債務問題，都可能給中國帶來影響。

「在面對這些危機時，中國政府在很短的時間內就了解了問題所在，並隨之做出調整，帶領中國向着正確的方向前行，」基辛格說。

在談及中國未來面臨的挑戰時，基辛格說，中國幅員遼闊，同時也有着偉大的抱負，已開始了從沿海向內陸發展的進程和城市化進程，這將涉及基礎設施、住房和通信設施建設等一系列問題。此外，隨着與其他國家交往日益密切，並在相當程度上融入國際體系，如何相應地調整外交政策，是中國領導人需要面對的挑戰。

在談到中共十八大報告中提到的反腐敗問題時，基辛格說，在一個國家從低水平到高水平的發展過程中，腐敗問題幾乎在任何一個社會都難以避免。但是，中國領導層已經意識到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並下決心要加以解決。

「從我與中國歷屆領導人的交往中看出，他們都能言出必行，所以這一次我也充滿信心，」基辛格說。

在談到美中關係的前景時，基辛格強調，美中之間的合作對於世界和平至關重要。兩國政府在處理美中關係時應超越日常的紛爭，站在更高的角度，面向未來。

基辛格說，兩國要繼續加強高層之間的協商及多層次、多渠道的交流，尋找雙方可以合作的項目。

基辛格最後表示，「基於中國此前取得的成就，我相信中國會繼續前行。當然，困難依舊存在，因為前進的道路從來不會一帆風順。」[13]

對中國的看法 亨利·艾爾弗雷德·基辛格 亨利·艾爾弗雷德·基辛格 中華文明的一個特點是，它似乎沒有起點。中華文明不是作為一個傳統意義上的民族國家，而是作為一種永恆的自然現象在歷史上出現。

中國強盛時，其外交體現為在意識形態上捍衛帝國權力的合理性；衰微時，外交則用來掩蓋其弱點，幫助中國利用彼此爭鬥的各種勢力。

西方傳統推崇決戰決勝，強調英雄壯舉，而中國的理念強調巧用計謀及迂迴策略，耐心累積相對優勢。

和美國一樣，中國認為自己發揮了一種特殊作用，但它從未宣揚過美國式的普世觀並藉此在世界各地傳播自己的一套價值觀，而是僅把注意力放在駕馭近鄰的蠻夷上。

中國挾其獨特的傳統和千年養成的優越感步入近代。這個獨特的帝國聲稱它的文化和體制適用於四海，卻不屑於去改變異族的宗教信仰；它是世界上最富饒的國家，卻對與外國通商和技術革新漠不關心；它文化發達，卻受制於一個對西方探險時代的來臨一無所知的政治統治集團；它在遼闊的疆土上建立了一套政治體系，卻對即將威脅其生存的技術文化大潮茫然無知。

在將近40年的時間裡，李鴻章成了中國對外的面孔。他本人也把自己看做外國列強和清廷之間的調解人。前者不斷向中國勒索領土和經濟權益，後者則妄自尊大，認為自己的政體在萬邦之上。就其性質而言，李鴻章的政策斷無可能獲得任何一方的完全贊同。尤其在中國，人們對李鴻章的一生功過褒貶不一。但他的努力顯示了晚清時期他在中國面臨的種種嚴峻選擇之間遊走的出色能力。

毛澤東制定外交策略常從中國經典古籍中，即他表面上鄙視的中國傳統中汲取靈感。在制定外交政策舉措時，他所參考的通常不是馬克思主義理論，而是中國的古典著作。他把古代士大夫貶為壓迫者和寄生蟲，卻和他們有着相同的興致，喜好作詩填詞，並對自己豪放的大草書法藝術深以為傲。

我與華國鋒一共見過兩面，第一次是1979年4月，第二次是1979年10月他在法國進行國事訪問時。華國鋒談話時表現出了中國高級官員會見外賓時必有的沉穩。他相當熟悉情況，十分自信，只是不如周恩來嫻熟，更沒有毛澤東的辛辣譏諷。

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在貴州接受媒體聯合採訪

2013年6月30日，美國著名外交家、國際問題專家、前國務卿基辛格到訪貴州，在貴陽接受10餘家中央及貴州媒體聯合採訪，認為生態文明貴陽國際論壇將對人類未來產生重要影響。

到場媒體記者與基辛格圍繞生態文明理念在全球發展中具有的意義展開積極交流。基辛格就即將舉行的生態文明貴陽國際論壇2013年年會，以及貴州踐行生態文明理念的成效等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據了解，這是基辛格首次到訪貴州。1969年到1977年之間，基辛格曾在美國外交政策中發揮重要作用，並在中美建交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973年，他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基辛格接受媒體聯合採訪實錄】

記者：基辛格博士，非常高興能夠在這裡見到您!您具有廣闊的國際視野並且長期關注人類發展，您認為生態文明建設和可持續發展，對人類有着怎樣的重要性?

基辛格：人類社會發展出了很多新的科技，而且發展很迅速。在過去的幾十年，都對我們的環境帶來了非常重要的影響。目前正在採取的有關生態建設的努力是非常重要的。生態環境方面的努力，不可能僅僅依靠一個國家來完成，必須依賴許多國家共同完成，事實上需要人類社會共同來完成。我非常歡迎舉辦生態文明論壇這個方式。

記者：21世紀初全人類都意識到生態文明建設的重大意義，那麼您認為在生態文明建設方面國際社會應如何來共同努力並達成共識?

基辛格：我對中國國家主席的觀點印象非常深刻，即當下的挑戰是需要建立一種新的國際關係格局。各個國家之間應相互合作，而不是相互對立。尤其在環境和生態領域，更是需要運用這一原則。當然，不太可能總是要求所有的國家同時做同一件事情，因為它們本身就有着不同的發展階段。但是如果美國與中國一起合作，它們可以樹立榜樣，並且激發其他國家仿效。因此，我們需要全球合作。但是我們同樣需要對中國與美國給予特別關注。

記者：生態文明貴陽國際論壇2013年年會將於7月召開，我們希望它成為全球共享的交流與合作平台。您如何看待這個論壇以及它所具有的價值?

基辛格：我希望這個會議可以儘可能聚集更多的國家和人。他們應該強調他們能提供的技術幫助以及相互合作的方法。

記者：請您為即將召開的生態文明貴陽國際論壇2013年年會寄語，表達對會議成功舉辦的祝願?

基辛格：我想就兩點表示祝賀。第一，我來到這裡非常開心。因為貴州是戴秉國先生的故鄉，我非常榮幸能來到他的家鄉。我衷心地祝賀貴州人民能勝利召開生態文明貴陽國際論壇。你們是在做一件能夠對未來人類社會產生重要影響的事情，美國和中國可以一起努力，一起合作。同時所有的國家都應該一同分享成果。非常感謝您給予我這樣一個機會，表達我對你們的祝願。

記者：在您的著作《論中國》中，提到了胡錦濤先生工作過的三個省份，其中一個就是貴州。這次來到貴州，對這裡印象如何?

基辛格：其實我剛剛抵達這裡。我在這裡受到了非常盛情的款待。我被這裡美麗的景色深深吸引了。我期待能有機會看到更多這樣的美麗景色。

記者：貴州不僅風景如畫、生態優美，同時也致力於更加快速的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今天，您對於貴州進一步的發展和開放有怎樣的建議?

基辛格：1971年，我第一次踏上中國的土地上時根本不敢想像中國能有21世紀初的發展。在我的印象里，中國人民和中國領導人在發展他們的國家時，展示了極大的想象力。我非常有信心，下一個十年他們甚至會超越他們在過去的所有成績，如果我能有幸見證的話。

基辛格與習近平

記者：40多年來，您先後50多次訪華，一直關注着中國。在您看來，中美需要增加互信，需要更多合作，而不是走向對立。中美關係從長遠的角度看，到底應該選擇一條什麼樣的發展道路，才能更加有利於兩國人民?

基辛格：中美兩國的最高領導人，並且進行了會晤，聲明了緊密合作的目標。我知道他們正在為達成這個目標積極地努力。在一年半以前中國的前任國家主席也與美國總統奧巴馬會過面。看到中國新一屆政府的承諾，以及新當選的一屆國家領導人，我很有信心，美國與中國將走向合作的道路。我們兩國領導人都做出了承諾，兩國人民為此而努力。我1971年第一次來到這裡，自此以後美國換了八屆來自兩黨的領導人。但他們依然在繼續執行此前定下來的政策。我抱有極大希望，並非常有信心，中美兩國將進入一個新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