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西佗
布里乌斯·克奈里乌斯·塔西佗 (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约A.D.55年 ～ A.D.120年)是古代罗马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他继承并发展了李维的史学传统和成就，在罗马史学上的地位犹如修昔底德在希腊史学上的地位。
| 塔西佗 | |
|---|---|
| 原文名 | Tacitus |
| 出生 | A.D.55 |
| 逝世 | A.D.120年 |
| 职业 | 历史学家 |
| 知名作品 |
《演说家对话录》 《阿格里可拉传》 《日耳曼尼亚志》 《历史》 《编年史》 |
目录
生平事迹
塔西佗的著作，保存下来的有5种，其中3种是完整的短篇作品，2种是已经残缺的长篇历史著作。按它们的写作时间列举如下:
《演说家对话录》(Dialogus de Oratoribus)
成书时间
一般认为此书写于公元80年前后，有的学者认为写于公元98年至102年之间，迄今尚无定论。
基本内容
在这部作品中，塔西佗通过探讨雄辩术在罗马帝国时期衰落的原因，揭示了罗马文风的演变、以及由这种文风的演变所反映出来社会风气的转变，并将此与罗马社会的兴衰相联系。
主题思想
他认为，在罗马共和时期，贵族们可以自由地发表自己的各种政见，所以那时候讲究雄辩术、散文的风格也因此而显得明朗和豪放。帝制建立以后，由于专制压迫日烈、文网日密、言论受到钳制，于是雄辩术和散文便日趋衰落，代之而起的则是诡辩和阿谀奉承。这部作品系统而集中地反映出塔西佗对帝制时期由于专制统治而导致的社会政治空气的不满。
《阿古利可拉传》(De Vita Iulii Agricolae)
成书时间
这部作品发表于公元98年，是塔西佗为其岳父写的一部传记。
内容简介
阿古利可拉是公元1世纪末期罗马较有作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曾于公元78年任执政官，并于同年出任罗马驻不列颠的总督。在任期间，连年对当地居民用兵、取得了格劳皮乌斯山战役的胜利、加强了罗马对不列颠的统治。塔西佗在书中用了大量的篇幅叙述他岳父的军功和政绩，把他写成了一个完美的人物，对他的道德品质做了不遗余力的赞颂，企图以他为例来说明"即使在暴政之下，也可能存在不同流合污、不阿谀奉承的伟大人物。"
这部作品同时还记载了不列颠岛上的早期居民的生活习俗及其社会制度、岛上的地理风貌等，为后来的民俗学、人类学和地理学都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到罗马帝国当时经营不列颠的经过。
《日耳曼尼亚志》(Germania)
基本信息
这部作品的全名为《论日耳曼人的起源、分布地区和风俗习惯》(De origine et situ Germanorum)，也发表于公元98年。这是现存的有关古代日耳曼人的社会组织、经济生活、风俗习惯以及宗教信仰的最早的、也是最详细和最完备的[1]
叙述内容
当时的日耳曼人正处于从氏族社会向国家转变的过程之中，在社会生活上还保持着大量的原始时代的遗风。然而在塔西佗的笔下，他们生机勃勃、富于战斗精神，与当时罗马人社会中普遍存在的腐化堕落的情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个是新兴的、蒸蒸日上的社会，另一个则是没落的、江河日下的社会。
作品意义
《日耳曼尼亚志》的篇幅虽然不大，但记述得简明扼要、鲜明生动，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尤其在记录日耳曼人的风俗习惯和经济生活方面，保存了极有价值的资料。恩格斯在写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及《论古代日耳曼人的历史》等著作的时候，就把它作为主要史料之一。另外，《日耳曼尼亚志》中对日耳曼人的起源和传播的描述，还成了后来"日耳曼起源说"和"罗马起源说"这一历史论争中的重要证据。文艺复兴运动时期，人文主义学者波吉奥、阿斯科利和塞尔蒂斯等人发现了塔西佗的这部著作，并将它整理出版以后，又引起了"高卢起源说"和"条顿起源说"的争论。在19世纪，德国和法国围绕着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归属问题发生冲突的时候，双方又都把这部著作作为自己的立论根据。
《历史》(Historiae，亦译作《罗马史》)
基本信息
一般认为，此书的写作始于公元102年，完成于公元109年。全书共12卷(一说14卷)，今仅存前4卷和第5卷的开头部分。它涉及的时间范围始自公元68年尼禄之死，止于公元96年图密善(Domitian)之死。
叙述内容
内容包括整个弗拉维王朝(Flavian Dynasty)的史事。但是现在的残留部分的内容只到公元70年8月为止。塔西佗在此书中记载的都是"当代"的史事，其中有许多都是他亲身经历过的，尽管有些地方略嫌主观，但基本上是信史实录。
作品意义
此书是塔西佗写的第1部正式的历史著作，书名虽被定为《历史》，但体裁仍是当时通行的编年体，与他后来写的《编年史》并无差异，以致于他为了保持年代顺序的整齐、在许多地方不得不中断叙事的情节、进行分段叙述。
《编年史》(Annuls，也译作《罗马编年史》)
基本信息
此书的写作时间大约在公元115年至117年之间。全书共16卷，目前完整地保留下来的只有第1卷至第4卷、第11卷至第15卷，以及第5卷、第6卷和第16卷的残篇。
叙述内容
此书所叙述的史事，始于公元14年奥古斯都之死和提比略(Tiberius)继位，止于公元68年尼禄之死，恰好与《历史》的叙事年代相衔接，包括整个克劳狄王朝的史事。
作品意义
《编年史》是塔西佗晚年的作品，从叙事的年代顺序上看，它叙述的内容早于《历史》，然而它的写作时间却晚于《历史》。这是因为:塔西佗开始写历史著作的时候恰好是弗拉维王朝垮台之后不久，弗拉维王朝(尤其是图密善)的残暴统治，对塔西佗来说是难以忘怀的，他写《历史》是为了痛定思痛，是对一次痛苦回忆的记述。之后，他为了进一步探索暴政之所以演变、发展的经过，才又回过头来撰写了帝国初期的历史。
将《历史》和《编年史》合在一起，塔西佗所叙述的史事上起公元14年，下迄公元98年，大致包括了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的历史。在这两部著作里，塔西佗对自己生活的时代所持有的批判态度表现得更加明显。他以史学家的眼光和洞察力，对罗马帝国初期的社会状况和黑暗面作了形象的描述和深刻的揭露。
主要贡献
古代罗马的史学诞生于第2次布匿战争期间。早期的奠基人毕克托、老加图以及后来的撒路斯提乌斯等人把希腊史学的方法引入罗马，李维则代表了罗马史学的成熟和辉煌成就。然而，从李维到塔西佗，罗马的史学又产生了一次飞跃。塔西佗的史学比起李维来发展得更加成熟，代表了罗马史学发展的最高成就。
客观写史
塔西佗在西方历史学史上第1次明确地提出了"抽离自我，超然物外"的客观主义写史原则，这是塔西佗史学成就的最高体现，也标志着西方史学在对史学本体的认识上[2]
提出这种治史原则的前提，是对历史真实的执著追求。塔西佗之前的西方古典史学家，尤其是古希腊史学家，已经成功地从具体的感性实践中抽象地概括出了历史学家应当秉持的最一般原则，即"求真求实"的原则;也归纳出史学的基本目标，即真实地记载历史的经验和过去的事实。这些古典史学家很少涉及历史的理论问题，即使讨论到某些理论问题，也都集中于探讨实现"历史真实"的具体方法、特别是有关如何处理直接史料和间接史料的问题上。他们中的有些人也发现了一些涉及史家本身的、妨碍再现历史真实的问题，但是往往只局限于从史学家个人的知识面的狭隘或者修养不足上去寻找答案，始终未能从中概括出造成史家记述失实的一般内在原因。
塔西佗生活在一个文网日密、但时张时弛的政治环境里，共和与专制、求实与实用的思想因素此消彼长重要时期。这个时期政治制度发展的总趋势是对社会进行全面彻底的控制，实用史学随之得以迅速发展。塔西佗亲身经历了弗拉维王朝诸君主的暴政，切实感受到了思想专政的恐怖，亲眼目睹了当代罗马史学的腐败(即一味地为当朝元首唱赞歌)。作为共和制度的拥护者和古典史学传统的继承者，他对专制统治和歪曲历史真实的行为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同时他也发现:以往罗马史学中之所以存在着"失真"现象，其主要关键就在于史学家的主观情感(如个人的爱憎好恶以及偏私之见等等)。因而他认为，史学家如果要想为子孙后代负责，那就应该摒弃个人情感、始终保持超然中立的客观立场。另外还要指出的一点就是:当塔西佗开始撰写历史著作、并提出这些客观主义治史原则的时候，恰逢政治环境变得相对宽松的时期，用他自己的话说，那就是"我们在这一时期里可以按照愿望去想、按照心里想的去说了。"因此，这种外界环境也使得他有可能对以往的史学经验和教训进行反思和总结。
塔西佗的客观主义治史原则，在其《历史》和《编年史》的前言中，几乎是以完全相同的方式提出来的。他在《历史》的一开头就直截了当地指出了以往的帝国时期的史学中所存在的弊端:当专制统治确立之后，史学家们在治史过程中应有的坦率与真诚不见了，真正的历史学家消失了，而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首先就在于"人们似乎认为政治与自己无关而对政治一无所知;其次是因为他们热衷于献媚逢迎，或者因为他们愤恨自己的主人。他们由于在对这批人奴颜婢膝和对那批人切齿憎恨之间摇摆不定，后代子孙便被弃之不顾了……"随后他就自我表白道:"就我本人而言，我并不熟悉加尔巴、奥托、维泰利乌斯(均为帝国早期四帝内乱期的元首)，与他们毫无恩怨可言。我不否认我的政治生涯系因韦伯芗而开始的，后来得到提图斯的提携，图密善又帮了我的忙。但是凡自称始终不渝坚持真理的人，在写任何人时都必须去除爱憎之情。"
在《编年史》一开头，塔西佗同样先指出了以往各种帝国史著作的缺陷，然后便立誓要为后世留下一部真实可信的历史、填补真正的帝国史的空白。他写道:"我的计划是无忿无偏、以十分超然的态度，先叙述奥古斯都统治的末期、然后写到元首提比略及其继任者的时代。他还说:"我下笔的时候，既不心怀愤懑，也不会意存偏袒，因为事实上我没有任何理由要受这些情绪的影响。"
正是因为塔西佗从一开始就有了上述"既不心怀愤懑，也不会意存偏袒，超然物外，摒绝所有那一类的不良动机"的自觉意识。所以他在著述实践中力求做到秉笔直书，因而他的著作的史料价值都比较高。《历史》和《编年史》是研究罗马帝国初期历史最直接的原始资料，《阿格里巴传》中保存了许多关于不列颠早期历史的珍贵史料，《日耳曼尼亚志》则是研究早期日耳曼人历史最主要的史料。
重视垂训
但是他与李维一样，并没有强调历史研究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的功用(即为治国方略提供借鉴)，而主要是从道德教育的角度出发，强调历史著作的立意应当有所褒贬、以此来促进个人和公共道德水平的提高。他明确地写道:"我认为，历史之最高职能就在于赏善罚恶，不要让任何一项嘉言懿行湮没不彰，而把千秋万世的唾骂，作为对奸言逆行的一种惩戒"。讲究历史学对于后世的垂训教育意义，注重历史的经世致用，这是古今历史学发展过程中延续不断的传统。在继承和发展这个传统的历史长河中，塔西佗的著作和思想是汇成这条大河的重要支流，尤其他以道德家的尺度来衡量历史的做法，对后来的西方史学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塔西佗是想通过对罗马帝国建立以来的专制统治及其造成的恶果的揭露和批判，来引起人们的深思，希望人们从他的著作中明辨善恶、择善而从。
从塔西佗的经历来看，他实际上是个专制政治的既得利益者。按照一般的常理，他应该对前朝的统治者感恩戴德才是，至少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的合法性，也不能对前朝的统治持否定、批判的态度。然而，在政治倾向上，塔西佗却是留恋共和制、反对帝制的。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亲眼目睹了历代帝王的腐败与残暴，亲身经历了在专制统治下人格被严重扭曲、心灵长期处于被压抑的痛苦状态;另一方面，也是他个人的道德良知在起作用。
他认为:共和制度下的罗马公民享有高度的自由，因此他们忠勇爱国、崇尚道义，罗马才得以发展壮大;而到了帝制时期，专制统治日益加强，公民的自由受到压抑，因此人们变得唯唯诺诺、因循苟且，昔日罗马的立国精神逐渐亡丧、世风日下。他追慕罗马历史上那些建立功勋的英雄人物，痛恨那些专制君主以及宫中一群奴颜婢膝、阿谀奉承的佞臣。因此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无情地揭露了专制政体的罪恶，谴责了专制君主的专断、昏庸和残暴，揭露了宫廷阴谋的卑鄙和无耻;也揭露了元老院的元老们在帝王面前摇尾乞怜、百般谄媚、极尽虚伪吹捧之能事、以求在专制统治机构中谋得一席之地的卑怯行为;同时他还论述了帝制所导致的社会风气衰败的具体表现和过程。
塔西佗的著作所记载的内容，绝大多数是他所生活的时代的事情，即当代史。这也是由他的著史目的-发挥史学的道德垂训功能所决定的。他认为:当代史是对照现实的一面最好的镜子，了解它，就可以更好地理解现在预见未来;同时，对于当代所发生的事情，人们往往还都记忆犹新，因而更能激发起人们的思想和感情，[3]
文风独特
尤其在《历史》和《编年史》中，集中地体现了他那含蓄凝炼、灵活多变的文风:词汇丰富而雅驯，文笔多变而不繁，语言精炼、结构紧凑，文约事丰、言简意远。有些短语和警句犹如格言，启人心智，被后人广泛传诵。
塔西佗很擅长塑造个性人物，他笔下所描绘的历史人物无不惟妙惟肖、入木三分。他把帝国初期的几个君主描写得栩栩如生，使人读后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我们可以从他的著作中看到提比略的阴郁、克劳狄的懦弱、尼禄的荒诞、加尔巴的昏庸。塔西佗的这种描述效果，甚至打动了以文笔优美而著称的近代英国史学家麦考莱，他的评价是:"在刻画人物性格这方面，塔西佗是古今无所匹敌的"。
另外，塔西佗在描述历史人物的形象时，还特别注重对历史人物的个人心理动机进行猜测和描写。他在记述了必要的事实之后，往往都要附上自己的看法和解释，做种种心理分析。他似乎并不热衷于去抽象地揭示历史事件和人物行为的主要原因，而比较热衷于揣摩历史人物的心理动机，并对其进行细致的描写。
在塔西佗的时代，由修昔底德所开创的、在历史著作中穿插大段演说辞的做法，已经成为希腊罗马史学的传统，演说辞已经成为历史著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塔西佗的历史著作中，也有大量的长篇演说辞。它们既是一篇篇的艺术作品，又与整体叙述有机地联系在一起:通过演说人(往往都是重要的历史人物)之口，表达了塔西佗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对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态度。
爱憎强烈
他的著作意在鞭挞、意在揭露、意在发泄一个怀念共和制度的人对专制制度蓄之已久的愤怒情绪。这种著述动机和著述内容，使得塔西佗在著述过程中十分自然地流露出强烈的个人爱憎。《历史》和《编年史》这2部历史著作，就是在这种憎爱分明的对比之中展开的:书中既充满了作者对战争、内讧、陷害、背叛、贿赂等社会恶习的厌恶，同时也表现出作者对忠诚、友爱、坚贞、勇敢等崇高道德规范的赞扬。
在塔西佗的笔下，罗马帝国上层统治者们的腐败和丑恶、人君大臣们被服儒雅而行若狗彘的伪善面目，都遭到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就塔西佗揭露批判暴君专制的深刻程度而言，在西方史学史上可以说是前不见古人、后少有来者的。普希金曾把塔西佗的著作称作为"惩罚暴君们的鞭子"，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人都把塔西佗当作反对专制制度和暴君的楷模，因而在法国大革命时期[4]
然而，如果按照塔西佗自己提出的所谓"去除爱憎之情"的客观主义治史原则，这种感情洋溢的现象是绝对不应该发生的。塔西佗却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与他那超越情感、追求纯粹客观的理念相比，他对专制制度和专制君主的憎恶始终占据着上风。这是因为:他在专制君主的统治下所遭受到的心理压抑和痛苦太深、太重了，以致于他难以超脱情感的驱动、使得他陷入情感的波澜之中却不能自知和自拔。
在塔西佗身上所表现出来的这种认识与实践、理性与情感之间的矛盾，充分说明了人的情感所拥有的巨大力量，反映出客观主义治史原则在实践上的难度。即使历史学家本身有绝对真诚的客观中立的主观愿望，但是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却总是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受到情感的干扰，甚至沦为情感的奴隶。人，毕竟是理性与情感合二而一的动物，情感不可能被理性完全排斥。尽管如此，塔西佗提出来的客观主义治史原则，仍不失为一切严肃正直的历史学家追求的理想境界。
从塔西佗的传世作品来看，其中虽然有关于日耳曼人、不列颠人、犹太人、埃及人等的记载，但是总的说来，他不像希罗多德和波里比厄那样具有广阔的视野、具有"世界"的概念。他记述的中心是战争、叛乱、政变、淫荡等等。
另外，塔西佗也没有真正认识到人类历史发展的内容和动力。在他看来，个人的因素始终主宰着历史的发展，统治者的开明与否、军队的强大与否，始终决定着帝国的局势和命运。[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