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聚徒講學
墨子講學 |
墨子聚徒講學墨家是勞動者學派,成員來自民間,直接參加勞動。墨子器重的一位弟子,叫耕柱子,有濃厚勞動氣息。墨子講學,在農田邊,門徒手扶勞動工具,擁簇耕牛,一群典型勞動者的形象。[1]
墨子繼孔子後,大規模私人辦學,弟子極盛,充滿天下,興盛於整個戰國時期二百多年。《呂氏春秋·有度》說:「孔墨之弟子徒屬,充滿天下。」《當染》說孔墨「從屬彌眾,弟子彌豐」「孔墨之後學,顯榮於天下者眾矣,不可勝數」「禽滑厘學於墨子,許犯學於禽滑厘,田系學於許犯」。墨家門徒,代代相傳,無時乏絕,到戰國末。
墨子止楚攻宋,一次派弟子三百名,幫宋國守城。孫詒讓收集墨子後學,有姓名者數十人。歷次戰鬥,死難弟子,動輒數百。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說:「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孔子號稱弟子三千,墨家在戰國時期相傳二百餘年,門徒總數與孔門相當。
《所染》記載,墨子見染絲感嘆說:「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入者變,其色亦變。」認為教育與染絲一樣,能改變教育對象的天性素質,朝「真善美」的積極方向塑造門徒。墨子學校,確像染缸熔爐,薰染重鑄學生的品德智能。
《呂氏春秋·尊師》記載,高何、縣子碩,是齊國有名暴徒,蠻橫暴虐,鄉里痛恨,二人到墨子學校學習,棄惡從善,表現優秀。索盧參原是東方聞名的巨奸大猾,無賴之徒,後為禽滑厘學生,循規蹈矩,變為好人。
原本危害社會的「刑戮死辱之人」,受墨子、禽滑厘嚴格教育,積極進業,努力誦讀,稱師論道,追求光明,塑造為著名學者,「免於刑戮死辱」,成天下名士顯人,受王公大人禮遇,變化翻天覆地,突顯墨家教育事業的神奇功效。
墨子把教學看作「為義」,即為實現理想事業服務。《尚賢下》記載,墨子認為「為賢之道」的應有之義,是「有道者勸以數人」,即有道理,有知識,應該以言相勸,教導別人。如果「隱慝良道,而不相教誨」,則被認為是不仁義。墨家有自覺綱領、明確組織和嚴密紀律,其綱領是「為義」,即實現墨子理想,組織成員,稱為「墨者」,有嚴格紀律約束,叫「墨者之法」。
墨子辦學,因材施教,因能分工。《耕柱》記載,治徒娛、縣子碩問墨子,實現墨家理想,最重要的事務是什麼?墨子說,譬如築牆,能運土的運土,能打夯的打夯,能測量的測量,牆就築成。
墨者教育,是為適應需要,培養「談辯」「說書」與「從事」三種人才。「談辯」一科,是學習談話辯論的技巧方術,專門培養遊說之士。「說書」一科,是解說講習文化科學知識,專門培養學者教師。「從事」一科,是學習從事工農商兵等各種事業,培養實用人才,包括掌握光學、力學、簡單機械學、數學與物理學原理的熟練工匠。墨學教育分談辯、說書和從事三科,互相兼顧,因材施教,各用所長,是根據當時社會需要與學生才能特點設立。
《公孟》載:「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身體強良,思慮徇通,欲使隨而學。」墨子遇到身體健康,思維敏捷,就想讓他跟自己學習。說:「今子為義,我亦為義,豈獨我義也哉?子不學,則人將笑子,故勸子於學。」把師生共學,看作「為義」,即為實現理想事業服務。
《公孟》載:「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子墨子曰:『盍學乎?』對曰:『吾族人無學者。』子墨子曰:『不然。夫好美者,豈曰吾族人莫之好,故不好哉?夫欲富貴者,豈曰我族人莫之欲,故不欲哉?好美,欲富貴者,不視人猶強為之。夫義,天下之大器也,何以視人?必強為之。』」即學習,是實現仁義這種天下頭等大事,就像好美,想富貴一樣,不看別人臉色,要自覺強力而為。
教育是繼承傳播科學知識的必要手段。《經說下》論證「學習有益」的論題,肯定教學的功用:「唱而不和,是不學也。知少而不學,功必寡。和而不唱,是不教也。知多而不教,功適息。」即老師教,學生不跟着學,這叫「不學」。知識少而不學,教育功效不能發揮。學生想學,老師不積極教,這叫「不教」。知識多而不教,教育功效等於零。
為充分發揮已獲取知識的功效,墨子不遺餘力倡教勸學。墨子是積極求知的學生,又是熱情施教的師長。墨子對後學不倦教誨,親如父兄,弟子對老師十分敬重。墨子的「子」已是尊稱,弟子們每稱師,還於「墨子」前再加「子」,親切呼為「子墨子」,翻譯為現代漢語,相當於說:「我們的老師墨子。」「我們的墨老師。」何等尊敬親切!墨子對弟子循循善誘,不擺架子。老師可批評教育學生,學生可向老師質疑問難,對老師學說存疑批評。《墨子》不乏師生切磋學術,促膝談心的感人事例。
墨子的教學方法,是系統講授、日常對話和各種實際訓練相結合。《墨子》是墨子教學演講詞的說明與發揮。從《尚賢》到《非命》十篇,是墨子社會政治學說系統講演的記錄。《非儒》《耕柱》《貴義》《公孟》《魯問》等篇,是墨子與弟子對話的記錄。
對話是重要的教學方式。《墨經》與《備城門》城守各篇,是墨子弟子實驗實習記錄的說明與發揮。《修身》說:「士雖有學,而行為本焉。」墨子教育,注重實行,學以致用。墨子「博學」,除傳統文化歷史知識外,還包括總結勞動經驗,建構各門科學知識。
《魯問》載,墨子把學成的弟子,推薦到各諸侯國做官,或從事其他事業,或留在墨者團體服務與繼續教育。墨者團體,像一個小社會,裡面需要各式各樣的專門人才。大弟子禽滑厘,是墨子的助手,協理全面工作。
耕柱子、高石子、勝綽、公尚過等,被派往楚、衛、齊、越等國從政、從軍。弟子從政從軍,表現不好,違背墨子學說,可能被召回,重新受教育。勝綽做齊將項子牛的侍從,多次助齊伐魯,被墨子請退訓斥。弟子雖學成外出工作,仍受墨者團體紀律的約束。
《耕柱子》載,弟子外出工作,要將一部分收入交納墨者團體公用。墨子器重的弟子耕柱子,到楚國做官,有幾位老同學,被墨子派到楚國辦事,吃住在耕柱子處。他們覺得耕柱子,招待不夠豐厚,每天只供給三升糧食,吃不飽。
於是回來報告墨子,說耕柱子在楚國沒什麼好處,他待我們很吝嗇,還不如把他調回來算了!沒過多久,耕柱子集存了200兩金子,恭恭敬敬地奉送給墨子,並說:「學生工作做得不好,現有200兩金子奉獻給老師,不成敬意,請笑納。」墨子當即肯定說:「小伙子果然幹得不錯!」
《魯問》載,曹公子從墨子學校畢業,工作三年後,返校探望墨子,對墨子回憶說:「始吾游於子之門,短褐(h%uE8)之衣,藜藿(l%uED hu%uF2)之羹,朝得之,則夕弗得。」即過去我在您門下學習,穿粗布衣,吃野菜粥,早上喝了,晚上還不一定喝得着。
墨者的道理,是法夏宗禹,即效法夏代,崇尚夏禹,以一心為民、為公的夏禹,為道德的楷模,倫理的典範。《公孟》載,墨子對儒家信徒公孟子說:「子法周而未法夏也,子之古非古也!」
即你們儒家效法周代,崇尚周公,而沒有效法夏代,崇尚夏禹,所以儒家效法的榜樣,沒有墨家古老。墨子要求門徒,學習夏禹,親自勞動,吃苦耐勞,穿粗布衣,登木麻鞋,日夜不休,誰做不到,就不合夏禹的道理,不能叫墨者。
墨家成員不僅要有知識,有專業技能,多數成員還要接受軍事訓練,隨時準備打仗,為實行仁義的事業而獻身。墨家有俠義精神。《墨經》有對「任」(任俠)概念的定義。《經上》說:「任,士損己而益所為也。」
《經說上》解釋說:「任:為身之所惡,以成人之所急。」即任俠精神,是士人肯犧牲自己的利益,使為自己所保護的人得到利益。有任俠精神的人,能經受自身本來所不願意經受的痛苦,以成功救助別人的急難。畢沅《墨子注》說:「任,謂任俠。」
「任」意為「保護」。《說文》:「任,保也。」引申為以抑強扶弱為己任的俠義精神和行為。古有「任俠」一詞。《史記·季布欒布列傳》:「季布者,楚人也。為氣任俠,有名於楚。」 「俠」:扶弱抑強,見義勇為的人,如遊俠。
《韓非子·五蠹(d%uF9)》說:「俠以武犯禁。」任俠、遊俠、俠義之士有武器,如佩劍匕首之類,用武力「扶弱抑強,見義勇為」,在國家秩序正常,生活安定的和平時期,有可能被視為違反國家禁令,構成犯罪。
《經上》定義說:「罪,犯禁也。」即犯罪是違反國家禁令。秦漢統一國家政權建立後,墨家這一有組織學派,兼俠義集團,解體衰落,這與俠和政府的矛盾,俠不適應封建大一統時代的要求,有必然聯繫。
墨家集團的一個特徵,是具有任俠、俠義精神。《孟子·盡心上》:「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淮南子·泰族訓》:「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任俠、遊俠、俠義之士有武器,用武力做「扶弱抑強,見義勇為」的事,必然使墨家集團帶有一定軍事性,這由當時特殊的社會歷史條件和墨家集團的價值取向所決定。
墨者團體是中國最早的民間社團。墨子後學就在這個社團中,薪盡火傳,代興不輟,活動足跡遍神州,一直到秦始皇統一中國,墨者團體,逐漸失去存在價值,從中國政治舞台銷聲匿跡。
墨子、禽滑厘,都長得黑,酷似勞動者。《貴義》記載,墨子「色黑」,從魯國出發,到齊國遊說,算卦先生半路遇見說,您現在不能到齊國去,因為現在老天爺,正在齊國殺黑龍,您顏色黑,去不吉利。
墨子不聽,繼續往向前走。到齊國首都臨淄,淄水暴漲,過不去,被迫返回。算卦先生趁機奚落他:我不讓您去,您偏要去,果然過不去。《備梯》記載,禽滑厘「面目黧(l%uED)黑」,因從事體力勞動,手腳長滿老繭。
戰國時期,周王朝衰微,沒有統一、強有力的中央政府,諸侯林立,各踞一方,墨家集團不得已採用軍事化手段,自我防禦,助人防禦。《墨子》有11篇文章,講守城技術和戰略戰術等軍事思想。以墨子為首的手工業匠師,兼做軍事器械和武器裝備製造專家。墨家成員經過軍事訓練,掌握軍事技能。墨家防禦戰的戰略戰術和軍事辯證法思想,有積極的現實意義。
二、談話辯論
《公孟》載,墨子與門徒對話,墨子弟子治徒娛和縣子碩,問墨子:「為實現仁義的事業,要做哪些最重要的事情?」墨子回答:「好比築牆一樣,能修築就修築,能夯土就夯土,能測量就測量,這樣牆才能築成。為實現仁義的事業也如此,能遊說就遊說,能教書就教書,能做事就做事,這樣實現仁義的事業就完成。
「談辯」,即談話和辯論,與此對應的學說門類是辯學,即中國古代邏輯學。「說書」,即解說講習古代典籍,相當於聚徒講學,傳播知識。「從事」,即從事工農兵學商的實際業務。這是墨家學派內部的專業分工,類似孔門的四科,即《論語·先進》所謂「德行」「言語」「政事」和「文學」的分類。
墨子在遊說和辯論中,為了增強說服力和言詞的表達效果,特別注意進行嚴密的推理論證,擅長運用譬喻等修辭,為墨子後學在《墨經》中系統總結中國古代的辯學,即邏輯學,準備豐富的資料素材。
談辯是戰國時期流行遊說之士的業務專長。《商君書·算地》:「談說之士資在於口。」即戰國遊說之士的資材(賴以憑藉的專長,才能,條件)是用口來談話和辯論。《荀子·儒效》:「慎墨不得進其談。」即慎到、墨翟不能任意馳騁其談話和辯論。《孟子·滕文公下》:「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戰國游士善談辯,是時代需要,不得已而為。
戰國時期的「士」,即新興的知識階層,擔負着傳承中華文化的重任,談辯是他們的資質才能,是他們從事社會活動,實現自身價值的手段。《荀子·儒效》說,當時的「辯士」們「率其群徒,辯其談說」。當時諸子百家,都是如此。
《孟子·滕文公下》載,孟子「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滕文公上》載,許行「為神農之言」,研究農家學說,從楚國到小小的滕國,「徒數十人」,有幾十位門徒。齊國稷下學宮,聚集諸子百家,達數百千人,開通「康莊之衢(q%uFA)」,修築「高門大屋」,授予「上大夫」稱號,享受高額俸祿,任其談辯著述。
談話辯論,是墨子宣傳主張,從事社會活動的主要手段。《天志上》載:「上說諸侯,下說列士。」墨子常住齊魯,由此出發,四處遊說。《貴義》說:「墨子自魯即齊。」從魯國出發到齊國,多次遊說楚、宋、衛等國。《墨子》提到「魯陽文君」12次,墨子與楚國封君魯陽文君交往密切,經常談話。墨子後學,遠遊越、秦等國。
古代流行典故,班固《答賓戲》說「墨突不黔」。東漢趙岐《孟子章指》:「墨突不及污。」指墨子四處遊說,東奔西走,灶上煙囪來不及熏黑,就奔走他方。《文子·自然》和《淮南子·修務訓》說「墨子無暖席」,指墨子忙於遊說,沒有工夫把蓆子坐暖,就動身往別處去。這是成語「席不暇暖」的出典。
《公孟》載,儒家信徒公孟子對墨子說:「譬若美女,處而不出,人爭求之。行而自衒(xu%uE0n),人莫之取也。今子遍從人而說之,何其勞也!」即美女待在家裡,不出門去,人們會爭着向她求婚。如果她邊走,邊炫耀自己美麗,就沒人敢娶她。現在你到處追着人遊說,怎這麼辛苦呢?
墨子說:「今夫世亂,求美女者眾,美女雖不出,人多求之;今求善者寡,不強說人,人莫之知也。」即現在世道混亂,求美女的人多,美女雖不出門,會有很多人求娶,現在求善的人少,如不勉力遊說,人就不知道自己的學說。
《魯問》載,墨子對居住在魯國南部邊境的隱士吳慮說:「翟以為,不若誦先王之道,而求其說,通聖人之言,而察其辭。上說王公大人,次匹夫徒步之士。王公大人用吾言,國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修。故翟以為,雖不耕而食飢,不織而衣寒,功賢於耕而食之,織而衣之者也。故翟以為,雖不耕織乎,而功賢於耕織也。」
即不如誦讀先王之道,研究先王的學說,通曉聖人的言論,考察聖人的說詞,向上遊說王公大人,其次遊說平民百姓。王公大人採用我的學說,國家一定治理。平民百姓採用我的學說,道德一定高尚。所以我認為,雖然不耕田,給飢者吃飯,不織布,給寒者穿衣,但功勞超過耕田讓人吃飯,織布讓人穿衣。所以我認為,雖然不耕田織布,而功勞超過耕田織布。
墨子說,在戰場上,敲鼓而使眾人投入戰鬥,比不敲鼓使眾人投入戰鬥,而只是親自戰鬥者,功勞更多。用遊說鼓勵眾人推行仁義,比只是自己推行仁義,功勞更多。道出墨子有充分自覺,認為自己作為學派領袖,努力宣傳學說,使天下得到教化,是自己特殊的社會價值、功能和作用。[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