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廉吏,南阳李贤(张宗成)
作品欣赏
大明廉吏,南阳李贤
大家知道，廉政建设包括的范围较广，主要是教育、监督和惩处。教育包含党风党纪教育、示范教育、案例教育、警示教育等; 监督包含着像工程招标监督、干部选拔监督、效能监察、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监督等;而惩处主要是案件办理和一般信访件的处理。此外还有制度建设和廉政责任制建设、惩防体系建设等。
这些经验的获得，一是靠对廉政建设的实践经验总结和研究，二是从历史上的反腐倡廉中吸取经验教训。本文着重谈从历史上的的清廉仕风建设，从中吸取经验。
我们把目光聚焦到明代中叶，着重了解一个人——李贤。当历史的春秋翻转到大明王朝，我们南阳的沃野之上出了一位其生也光其逝也荣的贤者，他就是明清以来邓州乃至南阳郡府社会人臣至尊无二的盛世“名相”李贤。
李贤（1408～1466年），字原德，邓州林扒镇人。他少有大才，25岁便中乡试第一（解元），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中进士，从此便开启了他30多年“居庙堂之高（范仲淹语）”的宦海生涯。历经宣宗、英宗、代宗、英宗、宪宗五朝四帝，英宗复辟后更是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席内阁大学士，任内阁首辅长达十年之久。他从一个实习官员到一品大员的经历中，成为封建社会里一个致力于清廉仕风建设的廉吏典范。
一、 持之以恒的廉政建设宣传者。
李贤深知廉政建设离不开皇帝的首肯与支持，他持之以恒地规劝三任皇帝勤勉治国，亲贤远佞，倡导廉洁从政。
景泰初年，明朝危机四伏，政局变动不安，李贤忧国忧民，认识到大明要中兴需要一个开明皇帝力挽狂澜。他寄希望于景泰帝，他认为国家要想中兴，必须从根本上做起，而根本的根本，就在于皇帝本身。于是在景泰元年二月初八日，李贤上《上中兴正本策》，劝皇上勤于圣人之学，听从规劝，戒除声色等嗜好，断绝玩好，举动谨慎，崇尚节俭，敬畏天命，勉励近臣，振作士风，团结民心。共十策，凡数千言，其中第六策便是崇节俭。他举如尧、周文王、汉文帝、唐太宗、宋仁宗的典型事例，让代宗节俭存心，躬行节俭，：务用减省，以苏民力。凡内府一应服食、器用，必须究查今日之费，比起先朝是减省了，还是增多了？以皇上的模范行动，带动臣下，避免臣下奢侈相尚。
景泰帝对李贤的建议很赞赏，视为座右铭，命翰林抄写好放置于左右，以备阅览。
到了英宗重新掌权时期，李贤除了在政事方面时时提醒英宗外，还常劝英宗节俭。明代的皇帝几乎都是穷奢极欲，英宗比起他的后代来，还算是较为节俭了。天顺五年他说：“朕今复位五年矣，未尝一日忘在南宫时。是以每日视朝，朝母后毕即亲政务，览章奏。至于饮食未尝拣择去取，衣服亦俱从便。”李贤顺势开导说：“陛下省一分之费则民受一分之赐，施一分之宽则民被一分之泽。”
李贤不仅奏章和交谈劝导皇帝，他还利用一切天象变异开导英宗，他常对英宗说：“天威可畏，乞陛下凛然加省，无狎左右近幸，崇信老成，共图国是。”
为了督促英宗做一个圣明的皇帝，李贤建议皇帝多读书，多与贤臣接触。天顺五年四月，英宗说，他自己“饮食随分，未尝拣择去取。衣服亦随宜，虽着布衣，人不以为非天子也。”李贤说：“如此节俭，益见盛德。若朝廷节俭，天下百姓自然富庶。前代如汉文帝、唐太宗、宋仁宗皆能节俭，当时海内富庶。惟耳目玩好不必留意，自然节俭。”
成化二年（1466年）秋，李贤又向皇帝进言：“今天下盗贼未息，灾伤未止。仰惟祖宗创业垂统，宫禁甚严，内外不许混杂。府库充积金银，不肯妄费。游宴有常所而不纵情，赏赐有常规而不滥及。至于《祖训》一书，尤为明备。惟陛下逐一省览，刻意恭俭，以绳祖武，以幸天下。”（程敏政《篁墩文集》卷40《李贤行状》）。
面对三任皇帝，李贤始终不忘规劝他们从自身做起，从节俭做起，防微杜渐，带动各级官员，带动民风尚俭戒奢，从历史记载看，李贤苦口婆心的劝谏，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二、身体力行的廉政措施实践者。
清廉从政不能光靠说教，必须有实实在在的行动。李贤也是十足的行动派。他不失时机地提出建议并身体力行地落实廉政和反腐的举措。
景泰三年五月，45岁的李贤与姚夔受朝廷委派到四川“考察庶官”，也就是代替朝廷考察百官。李贤奉命后即赴四川考察吏治，并任四川巡抚。李贤此行的目的是“察四川有司之不职者”。
十一月初二日，李贤对耄疾昏庸、行检不饬为民病者，上章弹劾，对持心公正操行端洁的按察司副使胡渊、佥事高澄推荐提升，酌情任职。四川考察吏治后，受到处分的官员，妄加是非。但李贤泰然处之，从不为意，从未想过打击报复。
天顺三年十一月，李贤建议朝廷每年圣节及冬至、正旦、庆成一年四宴改为两宴，以厉行节俭。《天顺日录》中记载，冬十一月，圣节及冬至例宴群臣于奉天殿，皇上对李贤说，我想减少一年四次大的宴会，你认为怎么样？李贤说：“大礼之行，初不在此，陛下减之亦是。”从那开始每年只搞两次宴会。
天顺七年二月，李贤利用天象变化，劝诫英宗，请求停止朝廷中外买办采办，凡一切不便于民者，悉皆停罢。
天顺八年（1464年）八月十一日，李贤等人见工部督造仪仗车驾，认为大赦令刚发，百姓尚未休息，不应即用民力。宪宗对此很是惭愧，连称自己思虑不周，当即下令停止建造
成化二年（1466年）秋，李贤又向皇帝进言：“今天下盗贼未息，灾伤未止。仰惟祖宗创业垂统，宫禁甚严，内外不许混杂。府库充积金银，不肯妄费。游宴有常所而不纵情，赏赐有常规而不滥及。至于《祖训》一书，尤为明备。惟陛下逐一省览，刻意恭俭，以绳祖武，以幸天下。”（程敏政《篁墩文集》卷40《李贤行状》）。
成化二年（1466年）二月，李贤范父亲李升病故，朝廷遣官为他父亲营葬。三月十三日，李贤上奏皇帝，说家乡遭遇旱涝灾害，恐劳民伤财，乞暂停止。“上不允，命所司营之。”
三、敢为人先的廉政制度创设者。
景泰八年（1457年）七月李贤再入内阁后，英宗对李贤信任有加，悉心委任，李贤也得以用心行政，有所作为。在李贤内阁的不断努力下，天顺政局终于发生了质的变化。就天顺初年而言，为扭转因曹石乱政而造成的不正常状态，保持政局的平稳过渡，李贤上《安边五事》《恤民十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举措。
第一，复设文臣巡抚。巡抚之名，起于洪武时懿文太子朱标巡抚陕西，至宣德间，专抚一地常驻久行的巡抚制度基本形成。巡抚制度是明王朝“以文制武”，防止武人跋扈的关键措施，文臣巡抚理所当然地成为制衡总兵武臣的重要力量。他们在赈恤灾荒，纠弹不法，赞助军务等方面，也都较好地履行了巡抚职责。设置巡抚监督同级官员，虽属恢复旧制，但在合理的制度被废多年，弊端尽显的情况下，恢复设立文臣巡抚，起到对为所欲为的总兵起到监督和矫正作用，在当时也是开创性的工作。
第二，举人才，抑奔竞，使朝政一新。李贤入阁后就着手吏治治理工作。再入内阁后，李贤更以“举贤才”为第一要务，希望通过充实贤能，远斥群小、以达到一新庶政的目的。于是他推行并推制度。并推是指官位每缺员一人，必须同时推举两人，作为后备人选，最后由皇帝选择任命。并推制在当时确实选择了许多有才能、重治行的官员。史称“天顺成化间六部最称得人”，这与李贤这一时期的辛勤经营是分不开的。并推制度的出台，有效抑制了跑官现象，有利于真正选拔人才，这是当时人事制度上的一项创举。提出且落实并推制度，李贤功不可没。
第三，辅佐英宗独断。在总结第一次对曹、石斗争和岳正离散权党失败教训的基础上，李贤提出了皇帝要独断的主张，以减少和排除曹、石对朝政的干扰。借皇帝独断形式还政于朝，还政于内阁六部。李贤还谢绝了皇帝给他的当面谏阻的权利，鼓励皇帝遇事独断，恢复那个时代的正常秩序，充分显示出他没有私心。
明制，关于诸司朝觐仪规定：天下官三年一入朝。天顺四年（1460年）正月，李贤为改除地方官借觐见与朝官勾结的弊端，向朝廷建议革除天下诸司官吏觐见之弊。李贤在《天顺日录》中记载，天顺四年，天下诸司官吏朝觐至京。皇上召集李贤商量改除朝觐之弊。统一认识后，即出榜禁约，不许与京官交通，馈送土物，也不许下人挟仇告害。从那开始，肃然不犯。李贤的发现和建议，有效地防范了私相授受的职务犯罪，同样具有开创性意义。
李贤是睿智的，更是正直的，他是历史上有作为的官员，更是封建时代知识分子和官吏的典范。在他掌权的那些年，一心一意致力于朝廷的廉洁风气的建设，大力倡导廉洁从政，做了大量的工作，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李贤是我们南阳人，他的所作所为。给他所在的那个时代带来了稳定，给百姓带来了好处，也为我们后人提供了借鉴和经验。他为后世留下了一笔非常宝贵的财富，更为我们南阳留下了让官风清廉民风淳朴的宝贵经验。[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