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汶口文化簡介
| 大汶口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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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汶口文化簡介大汶口文化是分布於黃河下游一帶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因山東省泰安市岱嶽區大汶口鎮大汶口遺址而得名。分布地區東至黃海之濱、西至魯西平原東部、北達渤海北岸、南到江蘇淮北一帶，基本處於漢族先民首領少昊氏的地區，為山東龍山文化的源頭。[1]
大汶口文化盛行枕骨人工變形以及拔牙。多見夾砂或泥質的紅陶，早期以紅陶為主，晚期發展為輪制陶器，出現了硬質白陶。紋飾常見鏤孔、劃紋、附加堆紋、籃紋，還有彩陶和朱繪陶。彩陶較少但富有特色，石器磨製精美。中期以後更出現了製作精良的玉器。
在發掘的遺址中，安徽蒙城尉遲寺遺址發現了大汶口文化晚期的聚落遺址，由成排分布的紅燒土排房建築構成。這些排房多則六間一排，少則兩間相連，布局嚴謹，顯示了較高的建築技術。
大汶口人的葬式一般為仰身直肢葬，也有俯身葬、屈肢葬和二次葬等。另外還發現部分折頭葬、折肢葬等較為特殊的葬式。中晚期以後發現有木質葬具，在有的成人墓的隨葬品和兒童瓮棺的葬具中還使用了帶有各種陶文的大口尊。出現了夫妻合葬和夫妻帶小孩的合葬，它標誌着母系社會的結束，開始或已經進入了父系氏族社會。
另外該文化類型的遺址在河南和皖北亦有發現。據放射性碳素斷代並校正後得出數據，大汶口文化年代距今約6500—4500年，延續時間約2000年左右。根據地層疊壓關係和遺物特徵，可以區分為早、中、晚3期。
大汶口文化的居民盛行枕骨人工變形和青春期拔牙的習俗。是流行於古代中國東方、南方的拔牙習俗的發源地。
在王因、大墩子墓中的骨骸上，還發現頜骨異常變形的現象，某些個體臼齒外側嚴重磨損甚至內縮，有數例在變形處置有小石球或陶球，變形當是由於長期口含小球所致。這是大汶口文化所獨有的奇特習俗。此外，死者隨葬獐牙、獐牙勾形器以及龜甲等，也為其他新石器時代文化所少見。
大汶口文化以一群特點鮮明的陶器為主要特徵。以夾砂陶和泥質紅陶為主，也有灰陶、黑陶，並有少量硬質白陶。泥質陶器上常飾鏤孔、劃紋，有彩陶和簡單的朱繪陶。沙質陶器上少數飾附加有堆紋和籃紋。三足器和圓足器發達，也有平底器、圜底器和袋足器。典型器物為觚形器、釜形器、缽形器、罐形器、鏤孔圈足豆、雙鼻壺、背壺、寬肩壺、實足鬹、袋足鬹、高柄杯、瓶和大口尊等。
大汶口文化早期的陶器以夾砂紅陶和泥質紅陶為主，灰陶和黑陶的數量較少。陶器的製作以手制為主，輪修技術已普遍使用。紋飾有弦紋、劃紋、乳丁紋、繩索紋、附加堆紋、錐刺紋以及指甲紋等。彩陶數量增多，且花紋繁縟。其中圓點、弧線以及勾葉紋，與仰韶文化廟底溝文化類型相似，可能受到了仰韶文化的影響。中期以夾砂紅陶的數量最多，次為泥質黑陶和灰陶，泥質紅陶和夾砂灰陶的數量最少。中期的陶系和早期的區別是泥質紅陶數量的減少和泥質黑陶、泥質灰陶數量的增多。中期還出現了一些火候較高錦兒質地較為細密的灰白陶。
大汶口文化發現的建築遺蹟不多，屬於早期的僅有幾處殘跡，不得窺其整體結構。中期建築遺存，在呈子遺址發現一座20平方米許的方形地面房基，門向南，平地挖槽築基，槽內豎柱，填土後錘打。室內的4個柱洞裡填有碎陶片、石子、灰土，緊密堅實。大墩子墓中出土3件陶屋模型，有方形和圓形兩種，都作攢尖頂。有的有門窗，四周有檐，屋外壁上刻有狗的輪廓線，它提供了中期住屋的立體形象。晚期建築，在三里河遺址發現4座房基。一座保存較好，平面橢圓形，亦為挖槽築基，室內有1米多深的圓形窖穴，內有朽粟，發掘者認為是座庫房。
大汶口文化以農業經濟為主，同黃河流域其它原始文化一樣，主要種植的是粟。三里河遺址的一個窖穴中出土了1立方米的朽粟，說明糧食生產已有相當可觀的數量。農業生產工具主要是磨製石器。
早期除使用一些磨製粗糙保留打制疤痕的石鏟、石斧外，已大量使用磨礪精良的穿孔斧、刀、鏟等，收割工具還有骨鐮和蚌鐮，加工穀物的工具則是石杵和石磨盤、石磨棒。在這一文化的中晚期，出現了有肩石鏟、石鎬和一些鹿角鋤。這個原始部落集團從早期起，家畜飼養就比較發達，各遺址出土有豬、狗、牛、雞等家畜家禽的骨骼，墓地中常發現用狗和豬隨葬的。
大汶口文化中期以後，以豬隨葬的風氣漸盛，墓葬中不斷發現整豬、半隻豬、豬頭或豬下顎骨，在大汶口墓地，用豬隨葬的墓占1/3以上，膠縣三里河一座墓中隨葬豬下顎骨多達32個，表明各氏族部落在中晚期養豬業已十分興旺。漁獵和採集經濟在社會經濟生活中仍比較重要。一些遺址發現的漁獵工具有尾部帶孔的雙倒刺或三倒刺的骨、角質魚鰾、魚鈎，有扁平三角式、短梃圓柱式、長梃雙翼起脊式等各種骨鏃、角鏃、牙鏃，有石質和角質的匕首，還有石矛、骨矛等大型投刺獵具及較多的網墜。
遺址中發現有獐、斑鹿、狸、麋鹿的殘骨，這些野生動物當是狩獵的對象。在兗州王因遺址出土了20多個揚子鱷的殘骸，與魚、龜、鱉、蚌等同棄於垃圾坑中，這一現象表明當時的氏族成員已經能集體捕獲大的、兇猛的水生動物。
大汶口文化的社會經濟在中期以後有了全面、迅速的發展。白陶器、玉器、象牙器的出現和快輪制陶技術的應用，說明一部分手工製作已從農業中分離出來，成為相對獨立的經濟部門。
陶器生產的發展，表現出明顯的階段性。早期均手制，砂質陶火候較低，陶器種類不多，造型簡單，僅見觚形器、盆、缽、罐、杯、鼎、豆、大口尊等。中期開始使用輪制技術，有了少量的輪制小件器物；燒制出火候較高的灰白色陶器；器類增多，出現了實足鬹、背壺、簋形器等。
晚期已使用快輪生產大件陶器，如大汶口墓中就隨葬有輪制的大陶盆；制陶原料有了新的來源，發現了坩子土，用以燒制一種質地堅硬、胎壁薄勻、色澤明麗的白色、黃色、粉紅色細砂陶器，統稱為白陶，這類細砂陶器有袋足鬹、三足盉、寬肩壺和筒形豆等。這時所燒制的薄胎磨光黑陶高柄杯，代表了當時制陶工藝的最高水平，為以後山東龍山文化蛋殼陶的問世準備了條件。大汶口文化還發現有仿動物造型的陶製工藝美術品，中期所生產的獸形提梁器堪稱工藝美術史上的珍品；晚期這類發現增多，反映出工藝技術的純熟和制陶業的興旺發達。發現的大汶口文化陶窯甚少。制石、制玉業較發達。早期就已大量生產出磨製精緻的石器，較多地使用穿孔技術。
中期以後，選用高硬度的蛋白石、流紋岩等為石料；石器的造型更加規整；器類、器型增多，出現了系列工具，在一些墓中隨葬有成套的大、中、小型石錛；還出現了精緻的玉鏟，並有更多的玉、石裝飾品，包括以不同形狀的單件組成的串飾。制骨工藝十分出色。
大汶口文化時期，社會生產的勞動者的性別，先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從男女隨葬的石鏟、石斧、石錛和紡輪這兩類工具的變化，可以得到很好的說明。在大汶口文化中期以後，隨葬石鏟、石斧、石錛等生產工具的主要是男性，而隨葬紡輪的則主要是女性。這說明男子已成為社會生產，特別是農業生產的主要擔當者，而婦女則從事紡織等家內勞動，社會已經從母系氏族公社階段發展到父系氏族公社階段了。[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