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衛·格雷伯（David Graeber）
大衛·格雷伯 (David Graeber, 1961年2月12日 - 2020年9月2日）出生於紐約市，美國。
人類學者大衛．格雷伯（David Graeber）在威尼斯過世，由其妻子妮卡．杜布洛斯基（Nika Dubrovsky）於社群網站發布消息。
格雷伯直到最近仍有在Youtube網站上公布近況，提到自己因為氣候的關係身體有恙，但已經有所好轉，因而此一離世消息令人錯愕。但他的思想對當代社會的啟發與持續不懈的社會參與，將是我們這個世代難以抹滅的珍貴遺產。[1]
目錄
生平
格雷伯的父母是自學成才的工人階級知識分子，他的母親曾是一名製衣工人，父親參加了巴塞羅那的西班牙大革命並參與了西班牙內戰。
格雷伯在被描述為「充滿激進政治」的公寓樓里長大，根據他在2005年的採訪，格雷伯從16歲起就一直是一名無政府主義者。
1996年，在芝加哥大學獲得了人類學博士學位之後，他獲得了著名的富布賴特獎學金（Fulbright fellowship），並花了兩年時間在馬達加斯加進行人類學實地考察。
1998年，他開始在耶魯大學擔任副教授。
1998年到2007年，間任教於耶魯大學。耶魯大學當時不再續聘格雷伯曾引起學術圈極大的風波，他們懷疑耶魯當局因不滿格雷伯頻繁參與社會運動所以刻意不續聘。當時有超過4,500人聯名要求耶魯收回成命，包含馬歇爾．薩林斯（Marshall Sahlins）、蘿拉．納德（Laura Nader）、麥可．陶希格（Michael Taussig）與莫里斯．布洛赫（Maurice Bloch）等當代著名的人類學者，不過耶魯大學仍維持原決議。格雷伯之後至英國倫敦大學政經學院任教。
2011年，格雷伯是「佔領華爾街」運動的關鍵人物。
2013年，他寫過一篇戲謔的短文《論狗屁工作現象》（「On the Phenomenon of Bullshit Jobs: A Work Rant」），被譯成了17種語言，病毒一般傳播開來。
2015年，他在接受《衛報》採訪時表示：「我想我有兩個弱點。第一，我似乎太喜歡我的工作了；其次，我來自錯誤的社會階級——工人階級。
他的積極行動包括抗議2001年在魁北克市舉行的第三屆美洲峰會以及2002 年在紐約市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格里伯（Graeber）是佔領華爾街運動的領軍人物，有時被譽為創造了「 我們是99％ 」 的口號。他接受了「 99％」這一稱呼，但表示其他人將其擴展為口號。
最著名的事蹟
是以無政府主義者自居，參與許多抗議政府不當作為的行動，包含2011年的「佔領華爾街」運動。
「佔領華爾街」運動中著名的口號「我們是99%」（We are the 99%），一般認為是格雷伯所提出。這種說法脫胎於經濟學者史迪格里茲（Joseph Stiglitz）2011年的文章「1%有、1%治、1%享」（Of the 1%, by the 1%, for the 1%），抨擊權力與資源僅由極少數人所把持，這也是貫穿「佔領華爾街」運動的核心思維。
「我們是99%」
2011年8月2日，格雷伯幫助創立了第一屆紐約市大會，只有60名參與者。他在接下來的六個星期中參與了迅速發展的運動，包括協助大會，參加工作組會議以及組織有關非暴力抵抗的法律和醫學培訓和培訓班。在Zuccotti公園紮營幾天后，他離開紐約前往得克薩斯州的奧斯汀。[2]
2011年11月，《滾石》雜誌稱讚格雷伯為佔領華爾街運動提供了主題：「我們是99％ 」，儘管格雷伯在《民主項目》中寫道，這個口號「是集體創造的」。
環境運動
2019年10月11日，格雷伯在特拉法加廣場的滅絕叛亂抗議活動中發表講話。格雷伯談到「狗屁工作」 （bullshit job）與環境損害之間的關係，並建議環境運動應將這些工作與不必要的建築或基礎設施項目結合起來，併計劃將其淘汰視為重要問題。
2019年11月，格里伯與其他公眾人物簽署了一封支持工黨領袖傑里米·科賓（Jeremy Corbyn）的信，稱他為「在民主世界多數地區與新興的極右翼民族主義，仇外心理和種族主義作鬥爭的希望燈塔」，並獲得認可他在2019年英國大選中獲勝。在2019年12月，他與其他42位主要文化人物簽署了一封信，支持在2019年大選中由科賓領導的工黨。信中說：「在傑里米·科賓領導下的工黨選舉宣言提供了一項變革性計劃，該計劃優先考慮人和地球的需求，而不是私人利益和少數人的既得利益。
論狗屁工作現象
2018年，《論狗屁工作現象》由這篇文章擴寫而成的新書《狗屁工作：一種理論》（Bullshit Jobs: A Theory）出版，立即引發英文知識界的熱議。這本黑色幽默的反MBA價值觀暢銷書，連同其他學者有關後工作、基本收入的研究，構成了我們反思這個時代工作本質的知識結構。[3]
「地獄就是一群人都把大部分時間花在完成一件他們不喜歡、也不太擅長的任務上。」在格雷伯看來，現代經濟中的大量工作已經足以被描述為「地獄的一種可能版本」。世界上有數百萬人——文員、行政人員、顧問、電話推銷員、公司律師、客服等——都在毫無意義的、不必要的工作中辛苦勞作，並且他們也心知肚明。技術進步令很多人面臨失業，卻也創造出大量的狗屁工作以維持社會的穩定，而這種操作與金融資本主義的神秘性息息相關。於是我們比以前任何一個時代都工作得更多，成了辦公桌上永無止息的西西弗斯。
不見得是「糟糕的工作」
狗屁工作不見得是「糟糕的工作」 （shit jobs），事實上，狗屁工作可能光鮮亮麗，頗受尊重，且待遇極佳。但狗屁工作缺乏的實質性的意義和貢獻。假如「狗屁工作」消失的話，我們的生活不會變得更糟，甚至可能變得更好——比如那群自詡最聰明、最努力的華爾街精英，他們引以為傲的工作正是金融災難的始作俑者。
格雷伯頗為遺憾地指出一個事實：我們的社會陷入了這樣一種弔詭，你的工作對別人越有益，你工作所得的報酬反而越低，比如垃圾處理者、建築工人、護士……於是這工作就成了一份「糟糕的工作」。格雷伯認為，「你幾乎可以把'糟糕的工作'看成是狗屁工作的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