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
大卫·格雷伯 (David Graeber, 1961年2月12日 - 2020年9月2日）出生于纽约市，美国。
人类学者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在威尼斯过世，由其妻子妮卡．杜布洛斯基（Nika Dubrovsky）于社群网站发布消息。
格雷伯直到最近仍有在Youtube网站上公布近况，提到自己因为气候的关系身体有恙，但已经有所好转，因而此一离世消息令人错愕。但他的思想对当代社会的启发与持续不懈的社会参与，将是我们这个世代难以抹灭的珍贵遗产。[1]
目录
生平
格雷伯的父母是自学成才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他的母亲曾是一名制衣工人，父亲参加了巴塞罗那的西班牙大革命并参与了西班牙内战。
格雷伯在被描述为“充满激进政治”的公寓楼里长大，根据他在2005年的采访，格雷伯从16岁起就一直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
1996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了人类学博士学位之后，他获得了著名的富布赖特奖学金（Fulbright fellowship），并花了两年时间在马达加斯加进行人类学实地考察。
1998年，他开始在耶鲁大学担任副教授。
1998年到2007年，间任教于耶鲁大学。耶鲁大学当时不再续聘格雷伯曾引起学术圈极大的风波，他们怀疑耶鲁当局因不满格雷伯频繁参与社会运动所以刻意不续聘。当时有超过4,500人联名要求耶鲁收回成命，包含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萝拉．纳德（Laura Nader）、麦可．陶希格（Michael Taussig）与莫里斯．布洛赫（Maurice Bloch）等当代著名的人类学者，不过耶鲁大学仍维持原决议。格雷伯之后至英国伦敦大学政经学院任教。
2011年，格雷伯是“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关键人物。
2013年，他写过一篇戏谑的短文《论狗屁工作现象》（“On the Phenomenon of Bullshit Jobs: A Work Rant”），被译成了17种语言，病毒一般传播开来。
2015年，他在接受《卫报》采访时表示：“我想我有两个弱点。第一，我似乎太喜欢我的工作了；其次，我来自错误的社会阶级——工人阶级。
他的积极行动包括抗议2001年在魁北克市举行的第三届美洲峰会以及2002 年在纽约市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格里伯（Graeber）是占领华尔街运动的领军人物，有时被誉为创造了“ 我们是99％ ” 的口号。他接受了“ 99％”这一称呼，但表示其他人将其扩展为口号。
最著名的事迹
是以无政府主义者自居，参与许多抗议政府不当作为的行动，包含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
“占领华尔街”运动中著名的口号“我们是99%”（We are the 99%），一般认为是格雷伯所提出。这种说法脱胎于经济学者史迪格里兹（Joseph Stiglitz）2011年的文章“1%有、1%治、1%享”（Of the 1%, by the 1%, for the 1%），抨击权力与资源仅由极少数人所把持，这也是贯穿“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核心思维。
“我们是99%”
2011年8月2日，格雷伯帮助创立了第一届纽约市大会，只有60名参与者。他在接下来的六个星期中参与了迅速发展的运动，包括协助大会，参加工作组会议以及组织有关非暴力抵抗的法律和医学培训和培训班。在Zuccotti公园扎营几天后，他离开纽约前往得克萨斯州的奥斯汀。[2]
2011年11月，《滚石》杂志称赞格雷伯为占领华尔街运动提供了主题：“我们是99％ ”，尽管格雷伯在《民主项目》中写道，这个口号“是集体创造的”。
环境运动
2019年10月11日，格雷伯在特拉法加广场的灭绝叛乱抗议活动中发表讲话。格雷伯谈到“狗屁工作” （bullshit job）与环境损害之间的关系，并建议环境运动应将这些工作与不必要的建筑或基础设施项目结合起来，并计划将其淘汰视为重要问题。
2019年11月，格里伯与其他公众人物签署了一封支持工党领袖杰里米·科宾（Jeremy Corbyn）的信，称他为“在民主世界多数地区与新兴的极右翼民族主义，仇外心理和种族主义作斗争的希望灯塔”，并获得认可他在2019年英国大选中获胜。在2019年12月，他与其他42位主要文化人物签署了一封信，支持在2019年大选中由科宾领导的工党。信中说：“在杰里米·科宾领导下的工党选举宣言提供了一项变革性计划，该计划优先考虑人和地球的需求，而不是私人利益和少数人的既得利益。
论狗屁工作现象
2018年，《论狗屁工作现象》由这篇文章扩写而成的新书《狗屁工作：一种理论》（Bullshit Jobs: A Theory）出版，立即引发英文知识界的热议。这本黑色幽默的反MBA价值观畅销书，连同其他学者有关后工作、基本收入的研究，构成了我们反思这个时代工作本质的知识结构。[3]
“地狱就是一群人都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完成一件他们不喜欢、也不太擅长的任务上。”在格雷伯看来，现代经济中的大量工作已经足以被描述为“地狱的一种可能版本”。世界上有数百万人——文员、行政人员、顾问、电话推销员、公司律师、客服等——都在毫无意义的、不必要的工作中辛苦劳作，并且他们也心知肚明。技术进步令很多人面临失业，却也创造出大量的狗屁工作以维持社会的稳定，而这种操作与金融资本主义的神秘性息息相关。于是我们比以前任何一个时代都工作得更多，成了办公桌上永无止息的西西弗斯。
不见得是“糟糕的工作”
狗屁工作不见得是“糟糕的工作” （shit jobs），事实上，狗屁工作可能光鲜亮丽，颇受尊重，且待遇极佳。但狗屁工作缺乏的实质性的意义和贡献。假如“狗屁工作”消失的话，我们的生活不会变得更糟，甚至可能变得更好——比如那群自诩最聪明、最努力的华尔街精英，他们引以为傲的工作正是金融灾难的始作俑者。
格雷伯颇为遗憾地指出一个事实：我们的社会陷入了这样一种吊诡，你的工作对别人越有益，你工作所得的报酬反而越低，比如垃圾处理者、建筑工人、护士……于是这工作就成了一份“糟糕的工作”。格雷伯认为，“你几乎可以把'糟糕的工作'看成是狗屁工作的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