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音（張曉風散文）
作品欣賞
大音希聲，大象希形——老子
他曾經給我們音樂，而現在，他不能再給我們了。
但真正的大音可以不藉聲律，真正震撼人的巨響可以是沉寂，所以，他仍在給我們音樂。
他是史惟亮先生。
對我而言，他差不多是一種傳奇性的人物。以前，他做的是抗日後方工作，在東北——那神秘的、悲壯的土地上（只有在那山從榛莽江河浩渺的土地上，才能孕育出他這樣純潔的人物吧！）。他又在西班牙，在德國學音樂，是作曲家，是音樂理論家，一心想弄好一座音樂圖書館，他還不時爬山涉水地去采民謠……
去年秋天，我托人交了一本我的舞台劇（嚴子與妻》給他。不久，我跟他打電話，他的聲音異樣地柔和：「我好喜歡這劇本，寫得真美。」
作為一個劇作者，在精神上差不多是赤裸的，任何人可以給你讚美也可以給你鞭笞，我早已學會了淡然，但史先生的讚美不同，我激動地抓緊電話筒。
「我可以幫得上什麼忙嗎？」
我正不知如何開口，他竟那麼仁慈地先說了。
「我對配樂的構想是這樣的，我認為戲劇是主，音樂不可以喧賓奪主，我希望觀眾甚至沒有發現到音樂——雖然音樂一直在那裡，中國音樂向來就不霸道的。」
他的話雖說得很簡單，但是我還是覺得驚奇，讓一個藝術家做這樣多的讓步，在別人少不了要經過跟對方的辯論，跟自己的矛盾，直到最後才得到協調。而在史先生，卻是這樣自然簡單。
秋意更深時，他交出了初步的錄音帶，那天舞台和燈光的設計聶光炎先生也來了，負責視覺效果的和負責聽覺效果的開始彼此探索對方，來作更進一步的修正。
「真謝謝你，藉着這個機會我倒是想了許多我從前沒有想過的東西，對我很有用。」
——他總是令我驚訝，應該致謝的當然是我，可是他竟說那樣的話。似乎有人批評他生性孤傲，但是我所知道的史先生卻是異樣的謙遜。
劉鳳學先生知道史先生答應配樂，很感奇怪：「他暑假才動過大手術的。」
「手術？」我完全茫然。
「是的，癌症。」
不，不會的，不是癌症，一定什麼人傳錯了話，他看起來健康而正常，或者那東西已經割除了，總之，癌不該和他有關係，他還有許多事要做。
他差不多總是微笑，他的牙齒特別白，特別好看，他的鼻以上有一種歷經歲月和憂患的滄桑的美，鼻以下卻是一種天真的童稚的美。他的笑容使我安心，笑得那麼舒坦的人怎麼可能是癌症病人。
他把配樂都寫好了，找齊了人，大伙兒在錄音室里工作了十二個小時，才算完成。
他對導演黃以功說：「大概是我們最後一次合作了。」
我去打聽，他得的真的是癌，而且情形比想象的還糟，醫生根本沒有給他割毒瘤，他們認為已經沒有辦法割了，醫生起初甚至沒有告訴他真實的情形，但他對一位老友說：「我已經知道了，我在朋友們的眼睛裡看出來。」
——聽了那樣的話我很駭然，以後我每次去看他的時候都努力注意自己的眼神有沒有調整好，即使是欺騙，我也必須讓他看到一雙快樂的眼睛。
十一月，我們為了演出特刊而照相，他遠從北投趕到華視攝影棚，那天他穿着白底藍條襯衫，藍灰色的夾克，他有一種只有中國讀書人才可能有的既絕塵而又舒坦的優美。
為了等別人先攝，我們坐下聊天，他忽然說想在兒童節辦一次兒童歌舞劇的演出，他說已找了四個學生，分別去寫兒童歌舞劇了，那天我手邊剛好有份寫給小女兒的兒歌，題目是《全世界都在滑滑梯》：桃花瓣兒在風裡滑滑梯，小白魚在波浪里滑滑梯，夏夜的天空是滑梯，留給一顆小星去玩皮。
荷葉的綠茸茸的滑梯，留給小水滴。
從鍵盤上滑下來的是，朵、瑞、咪、發、梭、拉、提；從搖籃里滑出來的是，小表妹夢裡的笑意。
真的，真的，全世界都在滑滑梯。
他看了，大為高興，問我還有多少，他說可以串成一組來寫，我也很興奮，聽到藝術家肯屈身為孩子做事，我總是感動的，我後來搜了十幾首，拿去給他——卻是拿到醫院裡給他的，他坐在五病房的接待室里，仍然意氣昂楊，仍然笑得那麼漂亮：「每一首都可以寫，我一出去就寫，真好。」
後來他一直未能出院，他不知是安慰自己還是我，他說：「醞釀得久些，對創作有好處。」
他還跟我談他的歌劇，前面一部分序曲已寫好，倒是很像《繡襦記》里的鄭元和成為歌郎去鬻技的那段，他敘述一個讀書人在一場賣唱人的競歌中得到第一，結果眾賣唱人排擠他，他終於在孤單的、不被接納的情形下，直奔深山，想要參悟生命究竟是什麼，可惜中間這段的歌詞部份（其實不是歌詞部分，而是思想部份）全還想不到較好的處理方法，他提到這齣未完成的歌劇有一點點惆悵，他說：「在國外，一個大歌劇應該是由一個基金會主動邀請作曲家寫的，那樣就省力多了。」
他說得很含蓄，而且也沒有抱怨誰，在所有的藝術家中，作曲家幾乎是比劇作家更悽慘的，他必須自己寫，自己抄，自己去找演奏的人，並且負責演出（事實上，目前連可供演出的理想地方也沒有）一個歌劇連管弦樂隊動輒百人以上，哪裡是一個教員所能負擔的，他的歌劇寫不下去是一件令人神傷的事。
在醫院裡，他關心的也不是自己，聖誕節，榮總病房的前廳里有一株齊兩層樓高的聖誕樹，他很興奮：「我跟醫院說，讓我的學生來奉獻一點聖誕音樂好不好，可惜醫院不答應，怕吵了病人。」
談到病，他說：「知道有病，有兩種心情，一種是急，想到要好好的把應該做的事做完，一種反而是輕鬆——什麼都不必在乎了。」
冬天沉寂的下午，淡檔的日影，他的眼神安靜，深邃，你跟他談話，他讓你走入他的世界，可是，顯然地，他還有另一個世界，你可以感到他的隨和從眾，可是你又同時感到他的孤獨。
鑽六十對他根本無效，化學療法只有使他的病情惡化，有一次他說：「要是我住在一個小地方，從來不知有現代醫學，也許我會活得久些，其實那東西回想起來，我在馬德里就有——我的身體有辦法把它壓在那裡七八年，想想，前幾年我不是還滿山遍野地跑着去找民謠嗎？」
我喜歡他說自己的身體機能可以把癌症壓抑七八年的那種表情，他始終都是自信的。
《嚴子與妻》上演了，他很興奮，把我們送他的票都送給了醫生，卻自己掏錢給孩子買了票，我們給他一萬元的作曲費，他也不收，他說：「我從來沒有想過錢這回事，你們可以奉獻，我也奉獻吧！」
他向醫院請假要去看戲，院方很為難：「讓我去，也許是最後一次！」
他到了，坐在藝術館裡，大家都動容了，在整個浩瀚的宇宙劇場中，即使觀眾席上只有史先生一人，我們的演出就有了價值。
幕落了，我們特別介紹了史先生，他在掌聲中站起來，趕到後台和演員握手，演嚴子的王正良忍不住嚎啕大哭起來，劇場原是最熙攘也最荒涼的地方，所有的聚無非成散，所有的形象終歸成空幻——那是他死前四十三天，他安慰啜泣不已的正良，他說：「演員的壓力也真重啊！」
他倒去安慰演員，他真是好得叫人生氣！他從不叫一聲苦，倒像生病的是別人，連醫生問他，他也不太說，只再三致謝——而其實，不痛苦是不可能的。
有一次，我去看他，他躺着，故作輕鬆地說：「我不起來，我有點『懶』。」
他不說法舒服，只說「懶」，我發現他和探病者之間總在徒勞無益地彼此相騙。
由於醫學院教書，我也找話來騙他，「有一個教授告訴我兩組實驗，有兩組老鼠，都注射了肺結核，但第二組又加注了腎上腺，結果第一組老鼠都是一副病容，第二組老鼠仍然很興奮，爬上爬下的活動。」
「對，」他很高興，「我就是第二種老鼠。」
我也許不算騙他，我只是沒有把整個故事講完，實驗的結果是第二組老鼠突然死去，解剖起來，才發現整個肺都已經爛了——那些老鼠不是沒有病，只是在體內擁有一些跟病一樣強的東西。
戲演完後，照例的尾聲是挨罵，我原來也不是什麼豁然大度的人，只是挽慣了罵，頗能了解它是整個演出環節中必然發生的一部份，也就算了，倒是他來安慰我：「別管他們，我這兒收到一大把信，都是說好話的。」他竟來安慰我！
他的白血球下降了。
他開始用氧氣了。
他開始肺積水了。
也不知是誰騙誰，我們仍在談着出院以後合作一個Cantata（清唱劇）的事，那已是他死前十天了，他說：「我希望來幫你忙。」
其實，我對Cantata的興趣不大，我只是想給一個瀕死的人更多活下去的力量，我想先把主旋律給他看，但那是蘇武在冰天雪地中面臨死亡所唱的一首歌，我怕他看了不免氣血翻湧，以致不能靜心養病，矛盾了很久遲遲不敢出手，而現在，他再也看不到了，那首旋律曲定名為《血笛》。
我的血是最紅最熱的一管笛最長最溫柔的笛從頭顱直到腳趾蜿蜒的流繞我淙淙的愛給你我的中國我的心是最深最沉的一面鼓最雄肆最悲傷的鼓從太古直擊到永恆焦急的獻出我熊熊的愛給你我的中國也不知算不算春天，榮總花圃里的早櫻已經悽然地紅了，非洲菊竄得滿地金黃。
有一天，司馬中原打電話來問我他的病房，他說華欣的人要去看他。
「反正，也只剩下他騙我們，我們騙他了。」我傷感地說。
「本來就是這樣的——要是我有這一天，你也騙我吧！」我感到一種澈骨的悲哀，但還是打起精神為他烤了一塊西式蝦糕托司馬送去，事後他的女兒告訴我：「爸爸只吃了幾口，他說很好吃。」
就那樣幾句話，我已感到一種哽咽的幸福。
記得有一次我去台南看史先生的老友趙先生（《滾滾遼河》的作者），趙太太在席間忽然說了一件從來不曾告訴人的三十年前的秘密——那是連史先生自己也不知道的。
那時候，史先生要出國學音樂，老朋友都知道他窮，各人捐了些錢，趙先生當時是軍醫，待遇很低，力不從心，但他還是送了一份錢——那是賣血得來的。
事隔二十年趙先生只淡然地說一句：「我賣血倒是很順便，我就在醫院做事啊！」
有一個朋友肯為你賣血當然是一件幸福的事，但反過來說，能擁有一個值得為之去賣血的朋友，他活着，可以享受你的奉獻，應該是一件同樣幸福的事。
「他們那一代的事，今天的人不但不解，」有一次和亮軒在電話里談起，他說，「而且也不能想象。」
真的，在觀光飯店餞行，指定喝某個年份的白蘭地，談某某人的居留權，誰能了解那個以血相交的一代。
史先生上就受過洗，他一直不是那種打卡式的標準信徒，然而他私生活的嚴謹，他的狷介耿直，期之今世能有幾人，在內心深處，他比誰都虔誠都熱切。
他初病的時候我寫了一封信給他，附了一篇祈禱文，我沒有告訴他祈禱文的作者是我，我不慣於把自己的意志強烈地加在別人身上，但他似乎十分快樂，他說：「那篇祈禱文真好，我已經照那樣析禱了。」又過了一段時間他要兒子給他買一本筆記簿，那篇祈禱文抄錄在第一頁上：上帝，我是一個渺小的人但仍然懂得羨慕你的偉大上帝，我是一個常犯錯的人但仍然渴望去親近你的聖潔上帝，我是一個脆弱的人但仍然嚮往十字架上救贖的愛上帝，我的生命短暫如一聲嘆息但永恆在你上帝，我不知何所歸依，如風中一葦，但看見你，弱草亦化為蘆笛上帝，別人只能看見我昂然站着的身影你卻窺見自內心深處向你膜拜的我我趁香港開會之便買了個耶路撒冷的橄欖木做的十字架送給他，木紋細緻古拙，他很激動地抱在胸前，摩挲着，緊按着，那一剎間，我覺得他握着的不是一個小禮物，而是他所愛的一個生活模式——他一生都在背負着十字架。
他一再向我道謝，說我給了他最貴重的禮物——其實和他所贈給我的相比，我什麼都沒有給他，他給我的是他自知不起後僅餘的健康，是他生命末期孤注一擲的光和熱，我無法報答他相知相重的情誼，我只能把自己更多地投向他所愛過的人群。
1977年2月14日下午3時50分，他閉目了。
有些人的死是「完了」，史先生的卻是「完成了」，他完成了一個「人」的歷程。
《嚴子與妻》的配樂，並非他最後的絕響，因為真正的弦音在指停時仍琤琮，真正的歌聲是板盡處仍繚繞，史先生留下的是一代音樂家的典型，是無聲的大音，沉寂的巨響。[1]
作者簡介
張曉風，筆名曉風，桑科，可叵，1941年生於浙江金華。八歲後赴台，畢業於台灣東吳大學，並曾執教於該校及它處，現任台灣陽明醫學院教授。她篤信宗教，喜愛創作，小說、散文及戲劇著作有三、四十種，並曾一版再版，並譯成各種文字。六十年代中期即以散文成名，1977其作品被列入《台灣十大散文家選集》，編者管管稱「她的作品是中國的，懷鄉的，不忘情於古典而縱身現代的，她又是極人道的。」。余光中也曾稱其文字「柔婉中帶剛勁」，將之列為「第三代散文家中的名家」。作品富有人道精神，並蘊含愛國懷鄉情感。其作品曾獲台灣中山文藝獎、編劇金鼎獎、香港基督教文學獎、台灣文藝散文獎等。 [2]
張曉風的散文作品既有慨嘆人生的虛無，亦不沉溺於文字的晦澀，其字裡行間自有一股索然不磨的英偉之氣、俠士之風，而又不乏女子雅致、淒婉的纖細柔情。張曉風的文章里，有獨立山頂悲千古的英雄少年，也有站在氤氳梅香中的梅妃，還有在紅地待毯那端默默堅寧的少女……在她的作品中能讀到漢代的史傳、唐朝的詩歌、宋代的散文、元朝的戲曲。她的行文善用知性來提升感性，視野上亦將小我拓展至大我。她有一雙透視平常的慧眼，將瑣碎平凡的生活，品出美麗、典雅、溫柔。 同時在戲劇領域也頗有貢獻。[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