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庄
作品欣赏
我原以为，或者毋宁说是希望，在大批斗以后，能恩赐两天的休息时间。我实在支持不住了。
然而“造反派”的脾气却不是这样。
他们要趁热打铁。
就在大批斗的第二天，我们一百多号“黑帮分子”接到命令，到煤厂去集合，而且要带上行李。我知道又出了新花样，还不晓得要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去哩。我心里真不是滋味，觉得非常凄凉。当我扛着行李走在那一条倚山傍湖的曲径上时，迎面遇到前一阵被当做走资派批斗过的姓胡的经济系教授。他虽然还没有“解放”，仍然是一脸晦气；但他毕竟用不着到煤厂去集合了。在我当时的眼中，他已是神仙中人，真让我羡煞。
我战战兢兢地走进了煤厂。对我们“反革命分子”来说，这里是非常令人发怵的地方，无异于阎王殿。昨天的记忆犹新，更增加了我的恐怖感。我走了进去，先被领到一个墙外的木牌子下面，低头弯腰，站在那里。这是第一个下马威。我随时准备着脸上，头上，肩上，背上，脚上，被打上几个耳光，挨上几拳，被踢上几脚。然而，这些都没有发生。我觉得这十分反常，心里很不踏实，很不舒服。觉得这不一定是吉兆，其中暗藏着杀机。然而我又不能虔心请求，恩赐几个耳光，那样我才会觉得正常，觉得舒服。我只有把这痛苦的不安埋在自己心中。
过了一会儿，我们这一群“黑帮”被命令排成两列纵队。一个新北大公社学生模样的人，大模大样，右手执钢管制成的长矛一根。开口训话，讲了一大篇歪理。我们现在没有坐喷气式，能够清清楚楚地听懂他说的话。其中警句颇为不少，比如：“你们这一群王八蛋，你们的罪恶，铁证如山，谁也别梦想翻案！”他几次抖动手里的长矛，提高声音说：“老子的长矛是不吃素的！”这一点我最清楚，而且完全相信。因为他们的长矛确实曾吃过几次人肉了，其中包括校外一个中学生的肉。我现在只希望，他们这吃肉的长矛不要吃到我身上来。当时杀死一个“黑帮”等于杀死一只苍蝇，不但不会受到法律制裁—哪里还有什么法律！—反而会成为“革命行动”。在训话的同时，有人就从我们黑帮队伍中拖出几个人去，一个耳光或用脚一踹，打倒在地，然后几个人上去猛揍一顿，鼻青脸肿，一声不敢吭，再回到队伍中。这是杀鸡给猴看的把戏，我是懂得的。我只是不知道他们拖人的原则，生怕自己也被拖出去，心里吓得直打哆嗦。我幸而只是猴子，没有成鸡。
杀鸡的把戏耍完，“黑帮”们在长矛队的押解下，排队登上了几辆敞篷车，开往十三陵附近的北大分校，俗称二百号。路上大约走了一个小时。到了以后，又下车整队，只能有一辆车开往我们此行的目的地，也就是我们劳改的地方太平庄。从二百号到太平庄，还有四五里路是要步行的。可是在列队时，我们几个年老的黑帮被叫出队列。这次不是要杀鸡给猴看了，而是对我们加以优待。我们可以乘车到太平庄，其余的人都要步行。这次天恩高厚，实在出我意外。你能说人家一点人道主义也没有吗？我实在真是受宠若惊了。
到了太平庄以后，我们被安排在一些平房里住下。我不知道，这些平房是干嘛用的。现在早已荒废不用。门窗几乎没有一扇是完整的。屋里到处布满尘土，木板床上也积了很厚的土。好在我们此时已经不再像人。什么卫生不卫生，已经同我们无关了。每屋住四个黑帮，与我同屋的有东语系那一位老教授，还有我非常熟悉的国政系的一位姓赵的教授。他好像是从走资派起一直到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全程陪同”，一步没缺。我们都是熟人；但没有一个人敢吭上一声，敢笑上一笑。我们都变成了失掉笑容不会表情的木雕泥塑。我们都从“人”变成了“非人”。这也算是一种“异化”吧。
我此时关心的决不是这样的哲学问题，就只是想喝一点水。我从早晨到现在滴水没有入口。天气又热，又经过长途跋涉，渴得难以忍受。我木然坐在床板上，心里想的只是
水水水。
如果我眼前有一点水的话，不管是河水，湖水，还是海里的水，坑里的水，甚至臭沟里的水，我一定会埋头狂饮。我感觉到，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能有水喝。我梦想，“时来运转风雷动”，我一旦被“解放”，首先要痛痛快快地喝一通水。如果能有一瓶冰镇啤酒，那就会赛过玉液琼浆了。
“水，水，水”，我心里想。
但是一滴水也看不到。
我忽然想到在大学念书时读过的英国浪漫诗人柯勒律治（Coleridge）的《古舟子咏》（Ancientmariner），其中有一行是：
Water，water，everywhere（水，水，到处都有）。
这里指的是海水。到处有水，却是咸的，根本没法子喝。我此时连咸水也看不到，我眼前只有一片干黄的尘土。同古舟子正相反，我是：
Water，water，nowhere（水，水，无处有水）。
我坐在那里，患了思水狂。恍恍惚惚，不知呆了多久。
此地处在燕山脚下，北倚大山，南面是纵横交错的田畴。距离居民聚居的太平庄，还有一段路。实际上它孤立在旷野之中。然而押解我们到这里来的革命小将和中将，对于这个风景宜人宛如世外桃园的地方，却怕得要命。他们大概害怕，人数远远超过他们的黑帮会团结起来举行暴动。所以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他们都是手持长矛。他们内心是胆怯的。其实我们这一群手无缚鸡之力的中老年知识分子，哪里还能有什么暴动的能力和勇气呢？我们只是虔心默祷上苍，愿不吃素的长矛不要刺到我们身上，我们别无所求，别无所图。看了他们这种战战兢兢的神气，心里觉得非常可笑。
到了夜里，更是戒备森严，大概是怕我们逃跑，试问在旷野荒郊中我们有逃跑的能力和勇气吗？也许是押解人员真正心慌。他们传下命令：夜里谁也不许出门，否则小心长矛！如果非到厕所去不行，则必须大声喊：“报告！”得到允许，才能行动。有一天夜里，我要小便，走出门来，万籁俱寂，皓月当空。我什么人都看不到，只好对空高呼：“报告！”在黑影里果然有了人声：“去吧！”此人必然是长矛在手，但是我没有见到人影。
我们是来劳动改造的。劳动是我们的主课。第二天早晨，我们就上了半山，课程是栽白薯秧。按说这不是什么累活。可是我拖着带伤的身体，跪在地上，用手栽秧，感到并不轻松。但是我仍然卖劲地干，一点不敢懈怠。可是我头上猛然挨了一棒，抬头看到一个一手执长矛一手执棒的押解人员，他厉声高喊：“季羡林！你想挨揍吗？！”我不想挨揍，只好低下头，用出吃奶的力气来干活，手指头磨出了血。
此地风光真是秀美。当时是初夏，桃花、杏花早已零落；但是周围全是树林，绿树成荫，地上开满了各种颜色的小花。如锦绣一般。再往上看，是高耸入云的山峰。在平常时候，这样美妙的大自然风光，必然会引起我的兴趣，大大地欣赏一番。但是此时，我只防备头上的棒子，欣赏山水的闲情逸致连影儿都没有了。也许真是积习难除，在满身泥污，汗流浃背的情况下，我偶一斜眼，瞥见苍翠欲滴的树林，心里涌起了两句诗：
栽秧燕山下
慊然见绿林
当年陶渊明是“悠然见南山”。我此时却是“悠然”不起来的，我只能“慊然”。大自然不关心人间的阶级斗争，不管人间怎样“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它依然显示自己的美妙。我不“慊然”能行吗？
我干了几天活以后，心理的负担，身体的疲劳，再加上在学校大批斗时的伤痕，我身心完全垮了。睾丸忽然肿了起来，而且来势迅猛，直肿得像小皮球那样大，两腿不能并拢起来，连站都困难，更不用说走路。我不但不能劳动，连走出去吃饭都不行了。押解人员大发慈悲，命令与我同住的那一位东语系的老教授给我打饭，不让我去栽秧，但是不干活是不行的，安排我在院子里拣砖头石块，扔到院子外面去。我就裂开双腿，爬在地上，把砖石拣到一起，然后再爬着扔到院子外面。此时，大队人马都上了山，只有个别的押解人员留下。不但院子里寂静无声，连院子外面，山脚下，树林边，田畴上，小村中也都是一片静寂。静寂铺天盖地压了下来，连几里外两人说话的声音都能听到。久住城市的人无法领会这种情景。我在仿佛凝结了起来的大寂静中，一个人孤独地在地上爬来爬去。我不禁“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泪下”了。
又过了两天，押解人员看到我实在难熬，睾丸的肿始终不消，便命令我到几里外的二百号去找大夫。那里驻有部队，部队里有医生。但是郑重告诫我：到了那里一定要声明自己是“黑帮”。我敬谨遵命，裂开两腿，夹着一个像小球似的睾丸，蜗牛一般地爬了出去。路上碰到黑帮难友马士沂。他推着小车到昌平县去买菜。他看到我的情况，再三诚恳地要我上车，他想把我推到二百号。我吃了豹子心老虎胆也不敢上车呀！但是，他这一番在苦难中的真挚情意，我无论如何也是忘不了的。
我爬了两个小时，才爬到二百号。那里确实有一个解放军诊所。里面坐着一个穿军服的医生。他看到了我，连忙站起来，满面春风地要搀扶我。我看到他军服上的红领章，这红色特别鲜艳耀眼，闪出了异样的光彩。这红色就是希望，就是光明，就是我要求的一切。可是我必须执行押解人员的命令。我高声说：“报告！我是黑帮！”这一下子坏了。医生脸上立刻晴转阴，连多云这个阶段都没有。我在他眼中仿佛是一个带爱滋病毒的人，连碰我一下都不敢，慌不迭地连声说：“走吧！走吧！”我本来希望至少能把我的睾丸看上一眼，给我一点止痛药什么的。现在一切都完了，我眼前的红色也突然暗淡下来。我又爬上了艰难的回程。
人类忍受灾难和痛苦的能力，简直是没有底儿的，简直是神秘莫测的。过了几天，我一没有停止劳动，二没有服任何药，睾丸的肿竟然消了。我又能够上山干活了。此时，白薯秧已经栽完。押解人员命令我同东语系那一位老教授上山去平整桃树下的畦。我们俩大概算是一个劳动小分队，由一名押解人员率领，并加以监督。他是东语系阿拉伯语教员。论资排辈，他算是我们的学生。但现在是押解人员，我们是阶下囚，地位有天壤之别了。就我们这两个瘦老头子，他还要严加戒备，手执长矛，威风凛凛，宛如四大天王中的一个天王。这地方比下面栽白薯秧的地方，更为幽静，更为秀美。但是我哪里有心去欣赏呢？
我们的生活—如果还能算是“生”，还能算是“活”的话—简单到不能再简单。吃饭的地方在山脚下，同我们住的平房群隔一个干涸的沙滩。这里房子整洁，平常是有人住的。厨房就设在这里。押解人员吃饭坐在屋子里，有桌有椅，吃的东西也不一样。我们吃饭的地方是在房外的草地上，树跟下；当然没有什么桌椅。吃的东西极为粗糙，粗米或窝头，开水煮白菜，炸油饼等算是珍馐，与我们绝对无缘。我们吃饭不过是为了维持性命。除了干活和吃饭睡觉外，别的任何活动都没有。
但是，我们也有特殊的幸福之感：这里用不着随时担心被批斗。批斗我们的单位都留在校内了。在这里除了偶尔挨上一棒或一顿骂之外，没有喷气式可坐，没有胡说八道的批斗发言。这对我们来说已是最大的幸福。
我们真希望长期呆下去。[1]
作者简介
季羡林（1911年8月6日—2009年7月11日），中国山东省聊城市临清人，字希逋，又字齐奘。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聊城大学名誉校长、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是北京大学的终身教授，与饶宗颐并称为“南饶北季”。
早年留学国外，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能阅俄文、法文，尤精于吐火罗文（当代世界上分布区域最广的语系印欧语系中的一种独立语言），是世界上仅有的精于此语言的几位学者之一。为“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其著作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24卷。生前曾撰文三辞桂冠：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
2009年7月11日11时10分，季羡林逝世，享年98岁。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