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作品只能來自苦耕耘(杜興成)
作品欣賞
好作品只能來自苦耕耘
這些年來，我們的國家強大了，人們的腰杆子也挺起來了，衣袋裡更有了錢。然而，在這祥和與安寧的氛圍中，我們的文學藝術作品卻存在着諸多問題：比如有的作品缺少「靈魂」，不能「與時代同步」；有的作品沒有「以人民為中心」，難以「用明德引領風尚」。這些都有待於我們的文藝工作者去探討，去研究。
為什麼今天的好作品會越來越少呢？我想主要有以下這幾個方面的原因：一是金錢的誘惑。在這個以經濟為主體的年代裡，促使一些作家藝術家只看眼前利益，忽視了作品「為誰服務「的追求。因為，這一時期的文藝多以娛樂為主，沒有其深刻的思想內涵。二是貪圖享受。我們的作家藝術家不願到艱苦的地方去體驗生活，不願深入實際，他們「閉門造車」，憑空而寫，因此作品缺少根基，沒有民族性。三是追求自我。他們不關心別人，不過問政治，不顧及自己所創造的角色給社會帶來的影響，只圖自己一時的痛快。這樣的作品當然就留不下來，也就沒有生命力。
我從中學時代起就開始發表詩作，後來寫了一點散文。我認為，現在是寫詩的作者很多，然而看詩、讀詩、懂詩者甚少。從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詩歌開始走下坡路，越來越不景氣。追其原由，或許是詩歌寫得太「朦朧」了。有些作者故弄玄虛，裝腔作勢，創造生詞，反意表述。慢慢的，詩歌沒有了格式。詩歌沒有了韻腳。詩歌沒有了標點符號。詩歌沒有了內在的節奏感和朗誦性。就連我這個寫詩的人也看不懂。
有一次在一個座談會上，我在與一位「著名」的中年詞作家交換意見時，我建議他把「A段」和「B段」的歌詞韻腳統一下，這樣便於群眾記憶。他卻回答我：「現在我們還故意去探索歌詞不押韻呢」。也許我的觀念太老了。但我可以斷定：不押韻的歌詞就是不順口，不順口的歌曲就難以傳唱。有時我在想，或許是有的寫詩者壓根從理論上就沒解決什麼叫「押韻」，什麼叫「平仄」的問題。
記得1979年夏天，那時我還在貴州。在一次音樂界的文藝創作座談會上，我發言談及「文藝創作一定要深入生活，文藝作品要為工農兵服務」時，當即就被一部分老作者把我轟下了台。他們指着我說：「你說的不對，什麼叫深入生活？難道我們在城市裡就不叫生活了嗎？兩口子在家也是生活嘛。為什麼文藝作品必須為工農兵服務？為城市裡的青年人服務就錯了嗎？」從那時起，朦朧詩開始盛行，港台歌曲被推波助瀾，文藝創作便以娛樂為主了。
據我所知，有的作家可以長期不出門、不接觸社會，憑藉別人講述的一個小故事梗概便開始憑空寫作，隨意編造長篇故事，那書硬是一部接一部的出版。我們試想一下，這樣的作品能奉獻給人民大眾嗎？能與時代同步嗎？能產生社會影響嗎？當然不會！
我是從事電影工作的，在電影廠生活已經30多年了。大約從十多年前開始，我們搞電影的人就很少有興趣看電影了。早年我們廠里的大禮堂總是高朋滿座，一票難求。後來是稀稀拉拉。到現在是空空蕩蕩。
早年的歲月，我就是個電影迷，每年我都能準確地預測到「金雞獎」影片的得主。可如今呢！我卻很少看電影和看電視劇了。特別是電視劇，每當我看見那些穿一身白領，披一件皮大衣，一臉「小鮮肉」和一副「大家閨秀」模樣的男男女女們，他們揮舞着手槍與日本鬼子奮戰的場面時，我就越看越生氣。我是當過警衛員的，一把手槍最多8發子彈，自動手槍也才12發子彈，有效射程為15米至20米。可電影和電視裡的他們，一抬手就能打退日本兵一個連，你看了你相信嗎？抗日戰爭我們打了8年，如此艱難的歲月，就被這幫先生們的作品糟蹋了。其實這是在對我們的抗日英雄不尊敬。是在誤導我們的青少年一代。我敢說，這類的編劇和導演，他們壓根就沒有深入過生活，他們的這種做法讓人從心底里感到可怕。
據我所知，一部影視劇下來，主創和主演的報酬是非常豐厚的。拍攝這些影視劇（片），國家、商家、人民付出了高昂的代價。然而，這些作品後來大多數成為一次性消費，讓投資者負債纍纍，血本無歸。有的甚至傾家蕩產。
為什麼有這麼多堆積如山的電視劇（片）還在一批又一批的生產呢？為什麼有的人還在鑽頭覓縫地去鼓動拍攝呢？其中的奧秘那就不言而喻啦，因為，「拍攝者」有收入，「投資方」想出名，「贊助人」有私利。
過去的電影電視劇為什麼生命力那麼強，讓觀眾百看不厭，其主要原因就是作家藝術家不計個人報酬，一心深入生活。寫好自己的劇本，演好自己的戲，這樣的作品既能產生良好的社會影響，也能培養出一批真正的文學藝術家。
我在大學裡學的是作曲，畢業後在貴州省軍區演出隊任創作組組長。三十歲那年我發表了一首《戰友之歌》，第二年就加入了中國音樂家協會，後來調入八一電影製片廠從事專業作曲。
記得1979年我們的《戰友之歌》所得的稿費是：詞6元，曲6元。1981年總政文化部向全軍推薦「優秀隊列歌曲」時，給我的獎金是50元。當時社會上曾流傳過一句話，叫做「《十五的月亮》16元」。也就是說，像《十五的月亮》這樣一首優秀作品，詞曲作者各自才有8元錢的稿費收入。
隨着改革開放經濟大潮的一浪高過一浪，各媒體、商家相互抬價，把影星歌星捧上了天。那時，他們演出一場最高可達數十萬元。他們乘飛機是坐頭等艙，到達一個地方有警車開道，住房是高級賓館。其實，報酬越高的年代，越難創作出好作品，這是一個辯證的哲理性規律。
我是共和國的同齡人，是在毛澤東時代培養教育出來的一個文藝工作者。我的創作軌跡永遠是在主旋律和正能量的方向上運行。我的心永遠不會改變。我們的脈搏始終在和祖國前進的步伐一起跳動。
我堅信，好的作品只能來自於清苦的人生耕耘！[1]
作者簡介
杜興成，漢族，著名作曲家、作家。八一電影製片廠原音樂組組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