妹子(倪红艳)
作品欣赏
妹子
妹子就出生在我们这样的穷家。她是我们家拼尽全力保留下来的最后一个孩子——她出生时正是计划生育紧张的时期。
但妹子的出生，仍然像一个意外，让父母有点措手不及，家里太穷，多一个孩子多一张嘴。打我记事起，妹子好像一直营养不良，头发稀黄稀黄，经常像个小老头一样皱着眉。而且三天两头地病，一病母亲便抱着她满庄寻人借钱看病。 然后就是父母轮流在医院照顾她，白天母亲在家做饭，我负责送饭到乡上的医院。医院里那个粗粗的皮胶管里的药液一滴一滴流进妹子的血管,妹子像个病猫一样蜷缩在病床上，无声无息。
这个像小老头一样的妹子总是抱着母亲的腿叽叽唔唔地哭，然后瞪着圆圆的眼睛把手放在嘴里吮，看着是那样弱不经风，以至于多年后她成为家里的顶梁柱时，我常常想起她小时候的模样。妹子不生病的时候，爱跟在我和弟弟的屁股后面扭，但我和弟弟好像从没在意过她。
80年代初的一个夏天，知了叫得格外疯狂，树影婆娑之处，风裹挟着热浪狂躁地与骄阳对峙。妹子风风火火地从学校跑回家——那时妹子已经九岁了，我真没注意她从什么时候开始再也不病恹恹地了，相反像个女汉子一样疯。进了院门，她大声武气地对正在院子里铲牛粪的父亲说：“爸爸，老师要我们交暑假作业的钱。”
听到妹子的话，父亲的眉头皱成了一团：“不买，没钱。”随着铁锨的上扬，一团牛粪被父亲甩到了粪堆上。
妹子立马嘟了嘴，低着头，站在屋檐下揉搓自己的衣襟：“不买老师不让念见书哩。”
“那就不念了，家里没钱！”
妹子不说话，脚一跺，转身进了屋。
父亲的话不是说着玩的，妹子真不再上学了。也许父亲是早有考虑，那时已是八十年代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一家六口人，母亲一直体弱多病不能干重活，爷爷年事已高，家里实际上只有父亲一个劳动力。父亲考虑家里总要有一个孩子退学，一是节省学费，二是帮助家里劳动。
当不能念书的妹子常常坐在院子里发呆、偷偷地哭时，无知的我正坐在教室里享受中学生应有的快乐。妹子常常魂不守舍地在村子里乱转，妹子的脾性大变，常常无缘无故发脾气，常常一个人偷偷跑到无人的地方让家人找不到。有一次，她稀里糊涂跑到了一个乱坟堆里，然后不知不觉睡着了，等醒来时，看着满坟地被野风刮得东倒西歪的荒草时，她才感觉到害怕。
终究，妹子接受了不能上学的现实。她安静了下来，安安静静地帮父母干活，她屈服于家庭贫困的现实。由于母亲长年卧病在床，为给母亲看病，家里确实已经欠了太多的外债，不但借了邻里乡亲很多钱，还在信用社贷了不少款，常常有讨债人上门讨债。为了逃避讨债人令人心焦的折磨，每当有人上门讨债，我们便躲在屋里不出来，只听到父亲母亲一边边地向讨债的人告艰难，央求宽限时日。
隔了两年，父母心中愧疚，又想让妹子再回学校，但妹子坚决不回学校了，她的同学们到家里来前拉后推也不能让妹子回心转意。妹子似乎用心中的苦支撑着一种原始的倔强，她嘴上说长大了再和小她的同学一起上学不好意思，实际上内心似乎放弃了求学的欲望，她接受了现实，她得和父亲一起撑起家。但妹子想学习的欲望在心底疯狂地膨胀！她常常把我和弟弟学过的课本带在身上，利用做农活休息的时间学习，她还打算把《新华字典》上所有的字背下来。她没有奢望以后再考学，没有奢望跳出农门，她只是想自己不成为“文盲”。后来，没读完三年级的妹子不但信写得流畅，而且生活中的账目算得顶呱呱，不知内情的人都以为她是个初中生。
从十岁开始，妹子便和孙家沟的这座山为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不光原上的地分了，家家户户在山上也分了地。山高地广，山上的人家分散在各个旮旯，犹如几滴水融入了大海，悄无声息。妹子不得不和父亲一起在山上劳作。有农活的季节，父亲清晨早早地出门耕田播种，妹子迎着晨曦，出门到沟底挑水。十岁的妹子个子太矮小，水担的钩子太长，她便把水担钩子在水担上缠绕一两圈。早饭做好了，妹子用水担一头担着米汤罐子，一头担着菜和馒头，穿过一人多高的玉米地和茫茫的大雾，给耕地的父亲送饭。大雾中看不到父亲的身影，妹子扯着嗓子“爸爸——爸爸——”地大叫几声，随着父亲的应答声，妹子便能找到父亲。
作者简介
倪红艳，女，汉族，祖籍陕西宝鸡，毕业于西北大学新闻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