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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婆针(黄爱华)

婆婆针
圖片來自免费素材网

《婆婆针》中国当代作家黄爱华的散文。

目录

作品欣赏

婆婆针

伯母身体有点不大好,儿子姑娘,孙孙娃娃,天南海北,不管是上班的还是打工的,不管人在哪,全都赶了回来。

村里邻居,就连久不走动的隔亲疏友,都牵成线的去看她。也许大家都觉得,这是这个生命在生前跟大家的最后一面了。

在村里,一个人,无论他生前多么占强霸道,多么小气吝啬,大家也不管以前和他有多大隔阂,有多大仇恨,但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都会选择放下。

对待一个生命在最后时刻的怜悯和慈悲,似乎是乡村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也似乎是乡村历来的默契,不需要白纸黑字张贴,也不需要敲锣打鼓宣传,乡村只要把它烙在心里,就会一代一代往下传,久而久之,便成了乡村的根。

而在乡村长大的人,更像一株植物,从出生的那一刻,根须就扎在了土里,轻轻浅浅,风吹、雨润、雪浸,根慢慢强壮。一寸一寸,缓慢、粗砺,扎入村里,就是一辈子。

伯母一辈子没赶过集,没买卖过东西,不认字,不识数,走得最远的地方,就是在她豆蔻年华之时,从村那头嫁到村这头。

她埋首在自己的一亩三分薄地,终日薅刨,像植株一样,从青葱碧华的岁月,到开花散叶的丰腴,为家,为儿女,直到现在,自己即将枯萎,矮成一堆土。

这几乎是村上上一辈女人普遍的命运。男人不同,男人们为了养家糊口,也为了骨子里的那种不安份,会外出闯荡,会远走他乡。

而女人,似乎是天生就要围着孩子,围着家庭,围着锅灶转。转得灰头土脸,转成一部孤独的唠叨机。自己一身累,被人一身嫌,从不知外面的天空是什么颜色。

如果把村上女人比作是一株植物,我想,婆婆针就是最贴近她们的。

婆婆针在乡村来说,那是最好的猪草。田间地头,大片大片的生长,旺盛、简单。

每年春风一吹,婆婆针便冒出了头。就像那村上的黄毛丫头,一个不打眼,就是半大姑娘。

颠着小脚的奶奶,天不亮就扯回了一大背篓露水滴滴的婆婆针,笑得皱纹里都是花:嫩妖妖的噢。奶奶挽起一把婆婆针,抛进猪圈,猪们一阵撕拉咬扯后,就只剩一嘴泥巴了。吃了婆婆针的猪们更加有精神了,嗷嗷地叫着,眼里的光色也不一样了。

我们割猪草时,也犹喜婆婆针,这时的婆婆针,嫩得真能掐出水,特别是肥田里、长在庄稼窝子里的婆婆针,沾了肥气,油光水滑,茎肥叶大,娇娇颔首,这妖娆得,让我们在太阳底下一边咬牙切齿,一边挥汗如雨地动着镰刀。

如果说鸡鸣狗吠是打开村庄的苏醒方式,那么让村庄沸腾起来的,绝对是从一把猪草开始。

每家每户都有明确分工,谁割牛草,谁割猪草,谁放牛谁喂狗,都是半大孩子,却都能各司其职,放牛是最轻松的,也就由家里最小的孩子完成,然后是割猪草

这时节,只要你稍微抬眼,田里全是割猪草的。都闷着头,赶着那好的肥的嫩的割,镰刀碰在石渣子上响起一片叮叮声,火星子直飞。如果不小心割破手指,没关系,转身揪一把苦蒿,揉出汁液按在伤口上,血止住,继续割。

太阳爬上阶檐坎,我们的猪草也割满了,满背篓的婆婆针。不是没有其它猪草,这个时节的婆婆针,是最嫩最肥的时候,当然也是我们的最爱。我们甚至为了婆婆针会铤而走险,比如长在悬崖上的;也会为了婆婆针去和小伙伴们起争执,其他的比如苦蒿、红根根、蛾儿肠,只有在婆婆针被割完后,实在找不着了才会去割它们。

但婆婆针娇嫩的时间不多,最多过把月,一过六月,它们就开了花,长出了刺苞,这时候,我们都基本上不割它做猪草了,但为了防止它的刺长出来,我们还是会把它割掉,要么扔在太阳下让它晒死,要么做了牛草,在牛栏里造成粪。

秋天来了,婆婆针也终于长成了我们讨嫌的样子。一身的刺,一沾上身就扯不落,在田里做一天活路回来,浑身被钉得像只刺猬,又疼又痒。爷爷抖搂着他长长的裹脚布,一边摘一边咬牙切齿地往火里扔:这背时的婆婆针。

在冬天烧火粪的时候,顺便也会把婆婆针砍来一起焐,既打整了田块,也做了粪肥,一举两得。

扔进火的婆婆针炸得噗噗作响,听得人心情大好。

这样子,象极了我们对某种事物的反抗。

是的,母亲的唠叨

这个不许做,那个做错了,这样不行,那样也不行……

至今记忆犹深,我在田坎上一边跑一边哭得稀哩哗啦,母亲拿着细细的木条在我后面撵得灰尘四起。

乡村的孩子,是被父母的棍棒和竹条子撵着长大的。

那个时候,总觉得母爱真像那婆婆针,无时无处不在,扎得人无处可逃,让我们畏手畏脚地长大。还远远不如田野的那些小草那般自由。

也许记忆过于深刻,以至在我谈婚论嫁之际,我都很认真地在想这个问题,我以后会怎样对待我的孩子。

有时几姐妹在一起,都还在打趣母亲当年的严厉:真像婆婆针噢,扎得人浑身疼。

母亲在旁无可奈何,只得气呼呼地答应:待你们二天到自己头上就晓得了。

我们笑作一团,风轻快而柔和。

时光忽忽,一转眼,我也做了母亲。

一个母亲,再怎么木讷,见了自己的孩子,那话匣子就如滔滔江水,绵延不绝,呱啦呱啦,可以三天三夜不重复,躲也躲不掉,跑也跑不脱。这是我当年的体会,而现在,我再次从女儿身上体会到了。

七岁的女儿有一天涨红着小脸,一本正经地告诉我:妈妈您能不能少说一点,每天少说我一两句,我就很高兴了。

我在晴天朗朗的场坝里怔住。晚春时节,嫩绿的苞谷苗子正急不可待地冲土而出,一幅不耐烦的样,风忽啦啦地从头顶过去。恍然间,当年的那个小孩还在田坎上跑,这是什么时候的事?一抬头,自己就活成了母亲当年的样子。 [1]

作者简介

黄爱华,湖北省作协会员。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