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最後的歲月(上)(武立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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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最後的歲月(上)
商團叛亂被平定之後，廣東的形勢並無根本好轉，陳炯明仍盤踞東江，虎視眈眈；滇軍和桂軍對北伐態度消極，而且北伐軍費仍很成問題。在孫中山發布北伐令後，身為大本營財政部長兼軍需總監的廖仲愷因要求各軍核實兵額、交還財權均無效果，被迫提出辭職。因此，儘管孫中山決定督師北伐，卻困難重重，舉步維艱。
此時，孫中山才認識到依靠工農群眾開展革命鬥爭的重要性，但究竟如何去做卻不得要領，也未來得及去深入思考。面對國內戰亂頻仍、百業凋敝的嚴酷現實，令他早日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的願望更為強烈。就在這時傳來了直系將領馮玉祥在北京發生政變的消息。
馮玉祥，原名馮基善，字煥章，生於一八八二年，祖籍安徽巢縣，寄籍河北保定。少時家貧，一八九六年入保定五營當兵，後改投武衛右軍。一九一一年武昌起義爆發後，參與發動灤州起義。一九一四年任陸軍第七師旅長。一九一八年任湘西鎮守使。一九二一年任陸軍第十一師師長，旋署陝西督軍。第一次直奉戰爭期間，率部出陝援直，曾任河南督軍，後任河南省政府主席。
第二次直奉戰爭打響後，直系軍閥內部在孫中山革命思想和國民黨新政策的影響下發生了分化，時任直軍第三軍總司令的馮玉祥率部於九月十九日由古北口倒戈回師，發動了北京政變。
十月二十三日，馮玉祥率部立即占據北京各重要據點和交通、通訊機關，接管北京城防，包圍總統府，軟禁曹錕。隨後，馮玉祥、胡景翼、孫岳、米振標及所屬師旅長等聯名通電全國，主張和平停戰，表示同「弄兵好戰、殃吾民而禍吾國者」相周旋。
第二天，由「豬仔議員」賄選出來的總統曹錕被迫下令：停止戰爭，免去吳佩孚討逆軍總司令等本兼各職，改任為青海屯墾督辦。
北京政變後，馮玉祥將部隊改稱國民軍，以此表示擁護孫中山領導的廣州革命政府，並於十月二十五日通電全國：中華民國國民軍會議公舉馮玉祥為總司令兼第一軍軍長；胡景翼為副司令兼第二軍軍長；孫岳為副司令兼第三軍軍長，遂結成了直系內部的倒直鐵三角同盟。
馮玉祥在北京政變前曾與各方約定，事成之後迎孫中山北上。所以，他在回師北京後便如約行事，立即與胡景翼、孫岳、續相溪等二十九人聯名電邀孫中山北上主持國事。電報中說：「辛亥革命未竟全功，致令先生政策無由施展。今幸偕友軍，戡定首都，此後一切建設大計仍希先生指示。萬望速駕北來，俾親教誨是禱！」
孫中山接電後沉思良久，宋慶齡也猶豫再三。
孫中山到底該不該北上，一時之間大家議論紛紛。不少人認為，時局動盪，形勢險惡，段祺瑞又是一個心狠手辣的政客，不僅不會談出什麼名堂，反而有可能遭他暗算，還是不去為好。
孫中山對於自己的安危，有他自己的理解。他說：「要用大元帥的身份來看我的話，我就不能到北京去，因為萬一我這個大元帥出了問題，你們就失去了指揮員；但是如果要用革命黨的領袖來看我的話，那我就應該去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革命黨人為了實現自己的主義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孫中山痛恨軍閥混戰及割據給人民帶來的災難和痛苦，不願放棄和平統一的任何一線希望。為了擴大國民革命的影響，加速實現和平統一，他毅然決然地接受了馮玉祥的北上之邀。
既然丈夫已經決定北上，宋慶齡還能說什麼呢？考慮到當時軍閥混戰，進京路上危機四伏，她只是提醒孫中山：「社會動亂，旅途不靖，路上要多加注意。」
宋慶齡說的不無道理。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一致反對孫中山的國民革命，千方百計要將其扼殺在搖籃中。因此，北上之途危機重重，生死難料。
「這些我都考慮過啦！為了民眾的利益，革命者應不惜個人的一切。」孫中山說到這裡，話鋒一轉，「不過，為防萬一，我們可以調整一下路線，不直接開往北京。另外，還可以多帶一些衛兵，加強防備力量。」
「那就這樣吧！希望你再想得周全些。」宋慶齡再次叮嚀道。
十月二十七日，在徵得政治主管胡漢民、財政主管廖仲愷、黨務主管汪精衛、軍事主管譚延闓的同意後，孫中山復電馮玉祥：「義旗聿舉，大憝肅清。諸兄功在國家，同深慶幸。建設大計亟應決定，擬即日北上，與諸兄晤商。」
十一月一日，馮玉祥、胡景翼、孫岳三人聯名復電：「頃奉感電，深荷闕垂……先生國家之勛，愛國情切，宏漠碩畫，佩仰夙深，萬乞發抒黨論，俾國內人士所遵從，並盼早日蒞都，指示一切，共策進行，無任叩禱之至。」
之後，馮玉祥又多次致電敦促孫中山早日成行。為此，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特向全黨發出通告：
總理北上，乃應北方各同志之要求，期於北方黨務之進行，有所發展，並非轉與各派求妥協。蓋關於建國北伐之舉，政府既有命令及宣言，並建國大綱二十五條之頒布；本黨復有北伐目的之宣布；方針既定，決不游移，惟當悉力以求貫徹。但目前本黨勢力，尚未充足；掌握政權，貫徹黨綱，尚須有待。凡我同志，當及時努力以宣傳組織，以期團體日固，勢力日充，萬不可以時局小變，致搖素志。尤當隨時留心總理之言論行動，得所師承；並隨時遵依黨令，為主義而奮鬥，毋蹈紛歧零亂之習，是為至要。
鑑於張作霖、段祺瑞等人反覆無常，居心叵測，有些國民黨人仍擔心孫中山北上的安全，都勸他取消此行。但孫中山向來以民族利益為重，早已把個人安危置之度外，既然覺得北上對革命事業有利，不管有多大的風險他也要成行。
孫中山對周圍的同志說：「我這次赴京，明知異常危險，將來能否歸來尚不一定。但我之所以北上，是為革命，是為救國救民而奮鬥，又怕什麼危險呢？」
同時，孫中山並不因決定北上而停止北伐的軍事部署。他指派胡漢民留守廣州代行大元帥職權，譚延闓為北伐聯軍總司令，負責大本營事務，駐守韶關，主持北伐軍事。十一月初，進入江西的北伐軍接連攻占大庾及贛州，並向吉安推進。
十一月十二日，孫中山出席廣州各界舉行的歡送會，發表演說，再次闡述他對北方時局的認識和對此次北上的考慮，表示儘管道路坎坷，他仍決定到北京去，「拿革命主義去宣傳」，推進革命的發展，並勉勵大家「同心協力把廣東的基礎弄得鞏固，做一個革命的好策源地」。
南方的氣候雖冬不寒，廣州軍港仍是一派風和日煦、鬱鬱蔥蔥的景象。
十一月十三日上午， 為了迅速實現全國的和平統一，同時也為了「拿革命主義去宣傳」，孫中山偕宋慶齡及隨行人員李烈鈞、邵元沖、黃昌谷、朱和中、馬超俊等二十餘人登上永豐艦，在俄艦「波羅斯基」號的護航下踏上了他的不歸之途。
下午三時，「永豐」艦抵達黃埔。孫中山心裡惦念着自己的軍校，特意安排暫停黃埔碼頭，離艦上岸，再次視察這所他親手創建並寄予無限深情和厚望的軍事學校。
黃埔軍校建校時的正式名稱為「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因其校址設在廣州東南的黃埔島，又稱黃埔軍校。黃埔軍校是孫中山在中國共產黨和蘇聯的積極支持和幫助下創辦的，是第一次國共合作的產物。作為中國現代歷史上第一所培養革命幹部的新型軍事政治學校，其影響之深遠，作用之巨大，名聲之顯赫，都是始料未及的。
不知是有預感，還是出於尊重，以蔣介石為校長的黃埔師生用軍校的最高禮儀——閱兵式來迎送自己的總理。孫中山緩緩走上檢閱台，迎面可見大幅標語：「鎮壓商團，鞏固廣東革命策源地！」「熱烈歡送孫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國事！」
刺刀閃閃，軍旗獵獵。精神飽滿的學員排成整齊的隊伍，手持蘇式步槍，朝氣蓬勃，意氣風發，正步通過檢閱台，以崇敬的目光注視着孫中山。
汪精衛看到這個隆重的場面，感慨萬千地對孫中山說：「鎮壓商團，黃埔學生軍初試鋒芒。馮玉祥在北京政變，又邀請先生去主持國事，局面總算日趨好轉！」
「是啊，情況會越來越好！」
臉色蒼白的孫中山右手按着肝部，凝望着這支軍容嚴整、生氣勃勃的新型軍隊，不禁心潮激盪。在他眼前交替浮現出一幅幅圖景：火奴魯魯的華僑兵在操練；頭包紅巾的惠州起義軍蜂擁衝來；臂纏白布的黃花崗之役的敢死隊拼殺向前；辛亥革命時期的各路軍民匯成洶湧的海潮……疊印的畫面又幻化為陽光下行進的黃埔軍。
孫中山在廖仲愷的懇切要求下，向全體師生作了告別演說。
「從前革命，都是在各省，效力很小，要在首都革命，那個效力才大。」孫中山聲洪音亮地說，「現在北京發生了事變，當這次事變發生的時候，很像一個中央革命。但是，拿這次變動的結果看，絲毫不能算是中央革命，這次變動毫沒有中央革命的希望；既是沒有中央革命的希望，我何以還要到北京去呢？我因為踐約起見，所以不能不去……」
演說結束，孫中山巡視了一些主要的場所，甚為滿意。臨行時，他對蔣介石說：「我這次到北京去，明知道是很危險的，將來能否歸來尚不一定。然而我北上是為革命，是為救國救民去奮鬥，有何危險之可言呢？況今我已五十九歲了，到了該死的時候了。」
「總理從來不曾說過這些話，為何今日突然說出這些呢？」蔣介石心頭一震，愕然道。
「我是有感而言，看見你這個黃埔學校的精神，一定能繼續我的革命事業。現在我死了，就可以安心瞑目了！如果前二三年，我就死不得；現在有了這些學生，一定可以繼承我的未竟之志，能夠奮鬥下去的。」 孫中山傷感地對蔣介石說，「這次北上不論成敗，我決不回來，革命大任交黃埔軍校同志負之！」
近來，孫中山一直抱病從事革命活動，現在腹部疼痛感愈加明顯，臉色灰暗，身體乏力。為了這次北上，全憑着精神支撐，鞠躬盡瘁，為國操勞。他是位醫生，他清楚自己的身體狀況。中國向來講究「出行大吉」，他在這個時候說出這些令人忌諱的話來，固然是由衷地流露出對黃埔的信任，或者也夾雜着自己對病勢已有預感吧！
碼頭上站滿了歡送的人群。
軍人們一齊向孫中山、宋慶齡行告別禮。
黃埔軍校校歌高唱，響徹珠江兩岸：「怒潮澎湃，黨旗飛舞，這是革命的黃埔……」
孫中山深沉的目光，凝聚在威武雄壯的革命軍戰士身上。
戰士們望着徐徐遠去的永豐艦，熱淚盈眶。
孫中山當天抵達香港，再由香港改乘日輪「春陽丸」。經過四天四夜的航行，於十一月十七日到達上海，受到各階層三萬餘人的熱烈歡迎，盛況空前，令孫中山感動不已。
孫中山在莫利愛路自己的寓所住了下來，看望者、採訪者絡繹不絕，再加上開會、商討國事，忙得整天團團轉。本來，停留主要是休息一下，緩解途中疲勞。宋慶齡面對這種應接不暇的情形，心疼得對孫中山說：「還不如在路上休息得好！」
在孫中山到達上海的頭一天，英國的《字林西報》發表一篇短論，竟然叫嚷上海不需要孫中山，應阻止他登岸。胡說什麼「孫中山是廣州大本營的大元帥，一舉一動都負有政治上的任務。上海租界之內完全是商務性質，負有政治任務的大元帥，住在這樣的地方是不是相宜」。
英國的《大陸報》更發出惡毒的叫囂：「要驅逐孫中山出上海」；「絕不要理睬孫中山所提出的廢除不平等條約的要求」等等。上海群眾結隊歡迎孫中山時，法租界巡捕房竟然進行阻止並捕去四名指揮者。
對於帝國主義蠻橫干涉我國內政的卑劣行徑，孫中山立即給予堅決的回擊。他嚴正指出：「上海為中國之領土，吾人分明居主人之地位。住在上海的那些外國人，都是客人。主人在自己的領土之內，無論幹什麼，客人完全無權干涉。」並提出要盡一切力量收回租界，「中國人民早已不能忍耐外國僑民在中國領土上的飛揚跋扈了。」
第二天，孫中山在寓所對新聞記者談話時再次指出：「中國現在禍亂的根本，就是在軍閥和那援助軍閥的帝國主義者。我們這次來解決中國問題，在國民會議席上，第一點就要打破軍閥；第二點就要打破援助軍閥的帝國主義者。打破了這兩個東西，中國才可以和平統一，才可以長治久安！」
孫中山又說：「軍閥與帝國主義和我們人民的福利是永遠不能並立的！我這次往北方去，所主張的辦法，一定是和他們的利益相衝突，大家可以料得到我很危險；但是為了救全國同胞，求和平統一，開國民會議，我甘心去冒這種危險。」
中國共產黨於孫中山北上的同時，在全國發起了一個召集國民會議和廢除不平等條約的群眾運動。各地區、各階層紛紛成立國民會議促成會組織，積極展開鬥爭，配合孫中山北上，並為孫中山北上做後盾。
在滬期間，孫中山政務繁忙，很少休息。而北京段祺瑞、胡景翼又來電促駕北上。馮玉祥亦電其代表馬伯援，持馮電謁見孫中山，請其火速北上。這樣，孫中山偕宋慶齡於十一月二十二日離開上海。由於當時津浦鐵路中斷，他們只好改乘日輪「上海丸」繞道而行了。
十一月二十三日，抵達日本長崎。孫中山先後對新聞記者和中國留學生髮表談話。
十一月二十四日，抵達神戶，受各界人士約四五百人的熱烈歡迎。在船上回答記者的提問，解釋此次輾轉日本的原因：一為由滬至津交通梗阻，二為重遊看望故友。談話畢，即由神戶國民黨支部長楊壽彭等人陪同登岸，寓東方旅館。
就在下榻東方旅館後，孫中山接到段祺瑞在北京已組織臨時政府的消息，而馮玉祥則被解除兵權後下野。面對形勢突變，他的神情變得肅然起來。
十一月二十八日，孫中山在百忙之中偕夫人赴神戶高等女子學校作關於《大亞洲主義》的演講。聽講者達三千餘人，因禮堂擠不下，遂在操場設立分會場。在宋慶齡演講後，孫中山又為學校題寫「天下為公」四個大字作為留念。散會時，數千聽眾鵠立於廣場，向孫中山脫帽歡呼，長達三十分鐘之久。
自公開講演之後，由於孫中山實行的是聯俄政策，日本政界對孫中山表示冷淡，但日本的輿論對孫中山的主張卻一致的歡迎，一致的贊成。來日本的目的於短時間內收到效果，孫中山的精神甚感寬慰。
作者簡介
武立金，原總參某部副局長、天津市政協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