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復
| 孫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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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號 ：字明復 別 稱 ：泰山先生 職 業 ：理學家、教育家 派 系 ：儒家 民 族 ：漢 出 生 地 ：晉州平陽 出生時間 ：992年 去世時間 ：1057年 所處時代 ：北宋 主要作品 ：《易說》、《春秋尊王發微》 |
孫復（992－1057年），字明復，號富春，晉州平陽（今山西臨汾）人，北宋理學家、教育家。孫武第四十九代孫。
- 孫復幼年家庭貧寒，父親早亡，但學習不輟，飽讀六經，貫穿義理。四次到汴京參加科舉進都落第，未能任官。
- 32歲後退居泰山，專心於講學授徒近20年，雖貧窮不堪 [1]，又得不到權要資助，但孫復不以生計為意，安貧樂道，仍聚書滿室，與群弟子講求儒道，樂之不疲。
- 其門下多出賢良之士如石介、文彥博、范純仁等，皆一時精英，大有作為。人稱「泰山先生」，又與胡瑗、石介，人稱「宋初三先生」。
- 慶曆二年（1042年）范仲淹在朝實行新政，與富弼等推薦孫復，詔命之為國子監直講，從此孫復踏入仕途，宋仁宗對之多為禮敬。後因事遭貶。
- 到至和三年（1056年）乃被薦復官，後遷殿中丞。嘉佑二年（1057年）病逝於家。宋仁宗賜錢治喪，歐陽修為之撰墓志銘。
目錄
人物話題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 孫復的家世及其早年的經歷已不可確考。北宋仁宗天聖五年(1027)，孫復年屆三十六歲，范仲淹守喪居南京應天府(今河南商丘)，掌府學。孫復上敘范仲淹， [2]范給予其經濟資助，並為他謀了學職，授以《春秋》。以後范仲淹服滿復職，孫復去應舉。
泰山講學
- 景祐元年，孫復第四次科舉落第，通過鄆城舉子士建中介紹，孫復認識了石介。石介在泰山築室，邀孫復去講學，並與張洞等執弟子禮師事孫復。孫復居泰山八年，主要從事經學的研究與講學，撰寫了《易說》六十四篇、《春秋尊王發微》十二卷等著作，聲名漸顯於世。
步入仕途
- 慶曆一年(1042)，在范仲淹、石介等人的推薦下，孫復以布衣超拜，任秘書省校書郎、國子監直講。他與石介一起，積極支持范仲淹等的"復古勸學"主張，在太學實施舉人應考須有聽書日限及擴大太學錄取人數等措施，使得學生人數驟增，北宋太學從此而興。
- 嘉祐二年(1057)七月病逝。
- 孫復辛勤於治學，研究周、孔之道，先是追求科舉與功名，後是研究學問與講學，故而在40歲(一說50歲)尚未成婚。時宰相李迪，深知孫復人品、學問俱佳，將其侄女嫁給了他。李迪是宋真宗、仁宗時有名的大臣，地位、政績都很顯赫，為人處事亦很正派，他將其侄女下嫁給孫復，增其賢名，而世人則由此更知孫復之賢。孫復之學及其為人，很快傳聞於天下，他一時成為學界權威。
- 孔子的後裔孔道輔，時為龍圖閣待制，很有聲望，亦前來拜見孫復。拜見時，石介立侍孫復的左右，舉行禮儀時，升降拜則扶持着，往謝孔道輔時亦然。孫復所主持的泰山書院一時盛況空前，成為當時的一個學術活動中心。
- 孫復盛名在外，引起范仲淹、富弼等當朝一些大臣的關注，被任命為秘書省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後仁宗到太學巡視，賜孫復緋衣銀魚，並有意委孫復為侍講，為皇帝進講，解釋古書的疑義，後因人反對而未成。
卒於任所
- 慶曆七年(1047)，坐徐州舉子孔直溫案，貶外職，後重返太學任教。時有徐州人孔直溫，因引誘軍士謀將捕，搜其家時得到孫復的詩詞，孫復因而受到牽連，並遭到貶官處理，遣為應天府判官事。這時翰林學士趙概等十餘官員為其說情，最後仍留為國子監直講，後又被遷任為殿中丞之職，至卒。
- 孫復病重時期，當朝大臣韓琦將此事稟告了宋仁宗，並選派了一個書吏，給予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協助孫復得書15萬言，錄藏於秘閣中。孫復著有《春秋尊王發微》12卷，《春秋總論》3卷，《睢陽子集》10卷，《易說》64篇。從孫復著作內容看，他研究的學問，主要是闡述周孔之道。他主張「尊王說」、「道統論」，適合於統治集團的需要，順應了統治階級的意願，因此，他的學術思想受到了社會上層的重視。
個人成就
教育成就
- 孫復治學突出儒學之道。此道非道家所謂玄妙難測的宇宙本體，乃是指一切社會政治倫理的最高原則。他繼承韓愈之說，構建了一套由遠古伏羲、炎黃經堯舜禹至周公、孔孟的道統，認為孔子使「治天下，經國家大中之道，煥然而備。」（《上孔給事書》）這一學說將孔孟宣揚的精英政治道德理論凌駕於皇權之上，使儒家傳布之道儼然成為包括帝王在內的萬眾遵行的根本原則，儒家碩學成為帝王之師，這就大大抬高了儒士的社會地位，對皇權專制構成有力的制約。這是理學在興起之初最有價值和富有進步意義的亮點。雖然，這種道德說教並不能從根本上改變皇權至上的壟斷性，但究竟在理論上有一種客觀的價值評判體系，一定程度上可以妨礙帝王的胡作非為，有利於百姓的安居樂業。
- 孫復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他從事教化幾十年，卓有成效。因為他認為教化是提升人的文明素質的最有效的手段，儒家要弘揚大道，必先施之於教化：「儒者，長世御俗，宣教化之大本也。」沒有教化，人便混同於禽獸，天下就不成為人的天下。
- 孫復批評漢宣帝的鄙視儒士不足為用，結果紀綱目亂，風俗日壞，導致西漢衰亡。孫復進一步提出教化當以太學為根本：「太學者，教化之本根，禮義之淵藪也。王道之所由興，人倫之所由正，俊良之所由出。」顯然，這就把太學的教化與政治是否清明聯繫起來，並將之安置到治國平天下的根本位置上。這個見解是十分明智的。
- 孫復的治學方法論亦有重要的創造。首先他提出「舍傳以求經」的治經方法，即以時代的需要為出發點，直接從經學中尋求有用之道，並以自己的理解，進行闡述，提出見解。
- 孫復的「不惑傳注」「舍傳求經」的方法，一方面發展成為理學家的「義理之辨」的思維模式，對人的思想是一大解脫，具有一定的自由思想的含義，因而對人的思想注入了生機，推動了古代思維的發展。另一方面，這種方法具有玄想特徵，由於闡述經學原則沒有一個明確的規定性，所以易於流於空泛議論之途。其次，孫復在提出「舍傳求經」方法時，已經注意到這種方法含有的不確定性，又主張文以致用，道以致用，提倡務實之學，在方法上為研究經學開拓了一條新路。
文化成就
- 在道與文的關係上，唐韓愈倡「文以載道」，柳宗元倡「文以明道」。孫復則進一步稱「文為道用」：「文者，道之用也；道者，教之本也。」一切詩詞歌賦的文章「雖其目甚多，同歸於道，皆謂之文也」。這就批評了道家廢文遵道的偏頗，承認文的大用是為道的倡明來服務。他認為所謂儒學六經是聖人之文，均是闡明儒道之言，六經因孔子傳播，有極高的地位。所以明道離不開六經，但同時要直指六經，通其義理。
- 孫復專重六經義理之說的主張，開了後世宋學即理學敢於突破前人舊說的先例，宋學的創新思想和理念由此而發揚光大，這在當時也是一次值得肯定的思想解放運動。
經學成就
- 在經學方面，孫復撰有《易說》，早佚。孫復經學為學界所重的是其《春秋》學，今存有《春秋尊王發微》十二卷。孫復《春秋》學的特點，在於置《三傳》於不顧，憑己意詮釋。以"尊天子，黜諸侯"立論，認為《春秋》"有貶無褒"，突出孟子"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思想，而實質與北宋強化中央集權統治有關。
- 除《春秋》學外，其學術思想中值得注意處有三點：一、提倡儒家"道統"：他說："吾之所以道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孟子、荀卿、揚雄、王通、韓愈之道也。"(《孫明復小集·信道堂記》)二、排斥佛、道二教：寫了《儒辱》、《無為指》等文，專門攻擊佛、道，把儒、道、佛三教鼎立看作是"儒者之辱"，進而號召儒者起來"鳴鼓而攻之"，試圖重振韓愈攘斥佛道的事業以復興儒家文化。三、抨擊科舉時文：他對當時士人熱衷於四六時文的現狀大為不滿，強調"文以載道"，認為"文者，道之用也；道者，之本也"，作文應該"左右名教，夾輔聖人而已(《孫明復小集·答張洞書》)。
- 孫復是北宋慶曆之際經學變古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學風影響頗大。程頤《回禮部取問狀》記："孫殿丞復說《春秋》，初講旬日間，來者莫知其數。堂上不容，然後謝之，立聽戶外者甚眾。當時《春秋》之學為之一盛，至今數十年傳為美事。"(《河南程氏文集》卷·七)這說明當時學者對其學風的認同。孫復開了風氣，以後治《春秋》者相繼效法，宋代治《春秋》出名的如孫覺、劉敞、瞿子方、葉夢得、呂本中、胡安國、高閌、呂祖謙、程公說、張洽、呂大圭、家鉉翁等，他們的《春秋》學在內容上固然與孫復多有不同，舍傳求經、變專門學為通學這一特點是完全一致的。但孫復也因其學風而遭清代學者的嚴厲批評，如乾隆間的四庫館臣批評他"遂使孔庭筆削，變為羅織之經"；"過於深求，而反失《春秋》之本旨者，實自復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春秋類》)。
人物評價
- 對此史家還評價道：「以後來說《春秋》者，深文鍛煉之學，大抵用此書為根柢。」可見，孫復不僅為理學體系的創立提供了基本的思想內容，同時還為進一步完善這個理論，提供了一個方法論。
- 理學是中國古代最發達的理論形態，孫復是這個理論形態的先驅者，其作用與影響是很明顯的，在古代思想史與理學發展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故理學的集大成者朱熹曾有「不敢忘」之語。
- 孫復科考失利，蓋由於其重義理而輕傳注，而宋廷沿隋唐學風，專以辭賦取士，偏重文學修養，所以孫復「知其道不與時合，不敢復進，乃退」。[3]
- 歐陽修評論說：「先生治《春秋》，不惑傳注，不為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意為多。」[4]
- 朱熹：「近時言《春秋》者，如陸淳、孫明復，推言治道，凜凜可畏，終是得聖人意。」[5]
人物紀念
- 孫復墓位於東平縣梯門鄉東瓦莊村東南1000米處的山峪內，墓北、東、南三面環山，縣級文物保護單位。孫復墓現存封土堆高6米，直徑約30米，由於近十幾年來，築壩修堤對封土有所破壞，但未觸及墓室。從自然斷面上觀察，封土層不很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