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宣之治时期的经济政策
| 孝宣之治的经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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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宣之治时期的经济政策在汉宣帝治理下，很快出现了政治清明、社会和谐、经济繁荣、四夷宾服的盛世局面，将西汉国力推向极盛，《汉书》赞曰：“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奋击之威，直匈奴百年之运，因其坏乱几亡之厄，权时施宜，覆以威德，然后单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称藩，宾于汉庭。是时，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故谓之为“孝宣之治”，又被称为孝宣中兴。下面一起来了解一下孝宣之治时期的经济状况、经济政策。[1]
一、整顿工商
昭宣时期，以“轮台诏令”为基本依据，霍光和汉宣帝认真总结了武帝时期推行经济政策的经验教训，大刀阔斧地进行调整政策，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收到了显著的效果。
武帝时期工商业官营政策暴露出诸多弊端，昭帝时期就引起了较大非议。在始元六年（前81）召开的盐铁会议上，众臣对这些政策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导致了“罢郡国榷沽”的结果，但其他各项仍未罢除。宣帝亲政后，继续整顿这些政策，曾于地节四年（前66）九月下诏：“吏或营私烦扰，不顾厥咎，朕甚闵（悯）之。盐，民之食，而贾咸贵，众庶重困，其减天下盐贾。”由此可见，工商官营政策在昭宣时期虽然仍在执行，但经过整顿，这些政策的一些弊端，如官吏徇私枉法，贪污腐败等问题，在一定时期内得到了有效抑制，这有利于百姓的“休养生息”。
二、轻徭薄赋
针对“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无）立锥之地”的现象，为制止土地兼并，刘询即位后，先后三次诏令把“赀百万者”的豪强徙往平陵、杜陵等地，而后将其土地或充为公田，或配给无地、少地的贫民。还把国家苑囿或郡国的公田，借给少地或无地的贫民耕种，使他们尽可能地摆脱地主的控制，重新变为国家的编户。刘询继续奉行了昭帝时期的轻徭薄赋行政方针。公元前73年，宣帝即位不久，就免除了当年租税。后又对遭受旱灾、地震、病疾的地区，免除三年的租赋。公元前67年，他下令降低一直很高的盐价，减轻老百姓过重的负担。公元前55年，他下令减少天下口钱。公元前52年，又下令减收全国百姓算赋钱，1算减30钱。公元前51年，又再次诏令免除当年田租。在徭役方面，也尽量减省。当时，漕运所消耗的人力很多，仅从关东向京师运谷400万斛，每年就需用6万人的劳力。他采纳大司农中丞耿寿昌的建议后，在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等郡买粮，供给京师所用，一下就减省关东多半的漕卒。在刘询的大力倡导下，各级官吏都将劝科农桑、发展生产作为首要政务。刘询还派农业专家蔡葵为“劝农使”，巡视全国，指导农业生产。在刘询统治后期，国内经济繁荣，农业连年丰收，谷价创造了汉代的最低价。
三、设立常平仓
五凤四年的正月，大司农中丞耿寿昌便在向宣帝奏请在边郡设立常平仓，以供给北部边防之需，减省转输漕运之费。
相关背景：“常平”源于战国时李悝在魏所行的平籴，即政府于丰年购进粮食储存，以免谷贱伤农，歉年卖出所储粮食以稳定粮价。范蠡和《管子》也有类似的思想。汉武帝时，桑弘羊发展了上述思想，创立平准法，依仗政府掌握的大量钱帛物资，在京师贱收贵卖以平抑物价。
1.实施方案
宣帝即位之前，往年漕运时，输谷四百万斛到京师需要动用关东漕卒六万人，耗费相当惊人。因此耿寿昌建议就近购买三辅及弘农、河东、上党、太原诸郡之谷，认为足以满足京师所需，且可将漕卒的员额减省一半；同时又奏请将海租（水产税）增加三倍。尽管早在神爵元年时，赵充国就已有趁低价在金城郡多籴谷蓄的建议，但时隔七年之后耿寿昌才将之奏请实施，并将试行的范围由金城一郡扩大到整个北边，这就足以说明，汉朝这些年来积蓄的谷物已经丰富到了足够支撑这个庞大计划的地步；而谷价的长期低迷，则说明实施这一计划的内外部条件到这时已经完全成熟。这两项条件的完备使得常平仓的设立具有了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意义，一旦正式施行，成功的希望便有了相当的把握。虽然御史大夫萧望之以“阴阳之感，物类相应，万事尽然”为由，又认定耿寿昌之举实乃“费钱二万万余，有动众之功，恐生旱气，民被其灾”，因而极力反对，宣帝仍然一一照准。
耿寿昌的改革方案很快收到成效，漕事因而畅达，他便又下令在边郡各地筑造谷仓，于谷价低时加价籴（dí）入、价高时则降价粜（tiào）出，以平抑谷价，调剂各边郡的谷物供给，名曰“常平仓”。常平仓的设立，是以国家的财力为后盾、以改变市场供应量的手段来达到稳定谷价，调节市场的目的。这样既能减轻过低的谷价对中小农户的伤害，保护他们的切身利益，又使国家常年掌握着一定数量的粮食储备，能够维持边防的稳定。百姓得其便利，国家也得以安定，一举而两得。
2.意义
汉宣帝时期设立的“常平仓”作为调节粮价，储粮备荒以供应官需民食而设置的粮仓，主要是运用价值规律来调剂粮食供应，充分发挥稳定粮食的市场价值的作用。在市场粮价低的时候，适当提高粮价进行大量收购，不仅使朝廷储藏粮食的大谷仓一太仓和甘泉仓都充满了粮食，而且边郡地方也，仓廪充盈。在市场粮价高的时候，适当降低价格进行出售。这一措施，既避免了“谷贱伤农”，又防止了“谷贵伤民”，对平抑粮食市场和巩固封建政权起到了积极作用，还对边疆的粮食储备产生有利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