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梁

季梁
原图链接 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
出生	生卒年不详
国籍	中國
职业	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

目录

季梁生平

季梁，随国都（今随州市西北）人，生卒年不详。文献中最后一次记载他的活动是在《左传 · 桓公八年》，时值公元前704年。根据此时他已久居高位，且此后文献无载来看，当时他已届暮年，而且不久便寿终正寝。假定他此时尚属青年或壮年，以他的地位和名声，想必不会从文献记载中遽然消失。由此看来，季梁应该出生于春秋初年。 季梁，季为其氏，梁为其名。季氏，《元和姓纂》以为系陆终氏之子季连之后，《古今姓氏书辨证》以为系鲁桓公子季友之后，《通志·氏族略》则二说并存。若联系有关文献分析，这两种说法都不可靠。按理说，陆终氏之子季连之后应为季连氏而非季氏，《万姓统谱》即谓季连氏源于“鬼方氏陆终第六子季连，因氏焉”。说季氏系鲁桓公子季友之后，也难自圆。因为据《左传·桓公八年》记载，早在鲁桓公初年，已有年届暮年的季梁其人，足证季氏起源早于鲁桓公之子季友，再说，文献已明协季友之后为季孙氏，为三桓之一。也有学者以为季氏源于周之季历，也欠妥。《史记·周本纪》记：“古公有长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历······”虞仲即仲雍，《史记 ·吴太伯世家》说：“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司马贞《索隐》说：“伯、仲、季是兄弟次第之字。”说明季为周太王三子中排行最末者，并非姓氏。那么，季氏源于何人呢？据《世本》记载分析，季氏可能源于周之八士之一的季随，出土文物也表明季氏确系周族后裔，而季梁也很可能是季随的后代。如允许作进一步推论，季随或许为始封于随者，故以随名国亦未可知。 出身于贵族家庭的季梁，少年时代即受过良好的教育，约公元前8世纪中叶，他开始登上随国的政治舞台，辅佐随君治理国政。尽管文献并未记载人担任何职，但从随君对他非同寻常倚重和楚国对他的畏惧来看，很可能高居相位，与楚国的令尹相当。他在辅助随君治理随国期间，，励精图治，内修国政，外结睦邻，政绩显赫，被后人誉为“神农之后，随之大贤”。死后葬于今随州市东郊义地岗，建有墓祠，为后世所敬重。今随州市郊有季梁洞。1979年4月，考古工作者在义地岗氏祠清理了掘出春秋时期的墓葬，其中出土的两件戈皆有铭文：其一为“周王孙季怡孔臧元武元用戈”；其二为“穆侯之子西宫之孙，曾大攻（工）尹季怡之用”。二戈铭文皆有“季怡”二字，当属之名。

哲学思想

季梁的哲学思想资料，仅见于《左传 · 桓公六年》所载季梁与随侯关于民神关系的一段对话。针对随侯重神轻民的思想，季梁提出了“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这里，“民为神主”的思想，是季梁哲学思想的精髓。 中国进入夏商奴隶社会以后，就逐步出现以上帝祖先崇拜为核心的天命神权论，并成为夏商奴隶主阶级的世界观。周人从商人手中夺取政权的同时，把天命神权的世界观也接受了过来，把上帝作为主宰一切的绝对权威。当时的意识形态，无不由天命神权思想所派生，或与其紧密结合在一起。当时的政治，就是天命神权政治。直至春秋初期，整个社会依然笼罩于浓郁的神论气氛之中。然而，身为随国大夫的季梁却勇敢地冲破神论的氛围，把“神为民主”的传统观念颠倒过来，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夫民，神之主也”的哲学观点。这里的“主”，当为“主宰”之意。民主宰神的思想是对中国进入奴隶社会以来占统治地位的天命神权思想的大胆否定，为起于青萍之末的无神论思想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中国哲学史和无神论发展史上都居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民为神主”的观点，是对西周以来出现的怨天尤人思想的重大发展。在西周初年，少数比较能正视现实的统治者，如武王、周公等本来对天命有所怀疑，但出于维护自己统治地位的需要，对这个神圣的光轮不能不给以修缮和涂抹。到厉幽时代，随着奴隶制的日益衰落，周天子的权威日渐式微。上帝，这个地上王权在天上的投影也日渐退逝它那神秘的光彩。于是，一股“怨天”、“咒神”的思想应运而起。这种思想，比较集中地反映在《诗经》里。在《大雅 · 荡》中，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荡荡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在《小雅 · 雨无正》中，作者诅咒提更凶：“浩浩昊天，不骏其德。降丧饥馑，斩伐四周。昊天疾威，弗虑弗图。”尽管西周末年人们对天命神权已开始产生怀疑，并敢于对上帝提出质问咒骂，但是人们在神面前还是无能为力的；他们虽然对神的地位表示不满，却未能动摇神权的主宰地位；他们已朦朦地意识到上帝并非人世吉凶祸福的裁决者，却没有认识到人的重要的作用。 季梁提出民是神的主宰，尚未彻底否定神权的存在，神的幻影并未从他的观念中最终消失。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把他视为中国历史上无神论的先驱。首先，季梁虽然未能摆脱神学的羁绊，但他却将神从主宰地位降到被主宰的地位上；而在他之前，人们只是停留在对天的怨恨与咒骂上。仅这一点，就足以使他超过他之前所有讨论民神关系的人。而神权地位在他思想中的骤然坠落，无疑表明他对神权的漠视。其次，有神论的核心是突出天命神权，季梁则针锋相对地强调人的地位，这无异于要把神的地位从人事中排除。这正是区别有神论的重要标志之一，应属于无神论的范畴。 战国时著名兵家尉缭说：“苍苍之天，莫知其极；······ 求已者也。”尉缭强调人事要立于“求已”，而不求之于天，这种思想很可能是受到季梁“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的思想的启发。 荀况是战国时期无神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的无神论思想中最光辉的部分是他关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论述。他认为：民“最为天下贵也”。这显然是对季梁的“民为神主”思想的发挥。他还说：“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 ”这种肯定人是大自然主宰的思想，是对季梁的民为主宰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韩非是战国时期又一位著名的无神论思想家，他指出人事的成败、兴亡等皆在于人为。他说：“人有祸则心畏恐，心畏恐则行端直。行端直则思虑熟则得事理。行端直则无祸害，无祸害则尽天年。得事理则必成功，尽天年则全而寿。必成功则富与贵，全寿富贵之谓神。”这种富贵、贫贱、祸福皆决定于人事的思想，在季梁思想中不难找到原形。季梁认为，如果不以民为主宰，社会“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虽独丰，其何福之有？”说韩非受到季梁无神论思想的影响是不为过分的。 春秋以来，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封建生产关系在一些发展国家里相继出现了，奴隶制逐渐地走向解体的道路。这种巨大的社会变革，不能不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引走相应的变化。由于奴隶主阶级的统治思想是天命神权论，因此，封建生产关系的兴起必将引起神权的动摇。季梁作为统治阶级中的开明思想家，正是顺应了这一历史潮流，才敢于对天命神权的主宰在位予以否定。

军事思想

季梁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更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他那蕴含着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因素的军事思想，不只在西周以至春秋初期无以过之，就是春秋末期著名的军事家孙武的军事理论，也显然受到他的军事思想予以比较，借以窥视季梁军事思想在中国军事史上的地位。 透过事物某些现象和假相去分析事物的实质，是季梁军事思想中的闪光之处。《左传 · 桓公六年》载：“楚武王侵随，使薳章求成焉，军于薳以待之。随人请少师董成。斗伯比言于楚子曰：‘······ 汉东之国，随为大。随张，必弃小国。小国离，楚之利也。少师侈，请嬴师以张之。’······ 少师归，请追楚师。随侯将利之。季梁止之······”季梁正是透过楚人“求成”的现象和“嬴师”的假相，看出了楚人侵略的实质，因此，当随侯将要依狂妄自大的少师之意追击楚军时，才能出面制止，并戳穿楚人的阴谋，他说：“天方授楚，楚之嬴，其诱我也，君何急焉？”季梁的这一军事思想，被后来大军事家孙武加以总结和发挥，成为著名的战争指导原则，即“辞卑而益备者，进也；辞强而进驱者，退者；轻车先出居其侧者，陈也；无约而请和者，谋也；奔走而陈兵车者，期也；半进半退者，诱也。” 不墨守成规，灵活机动地指挥战争，也是季梁军事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上文所述桓公八年楚随战斗中，少师根本无视季梁“弗许而后战”、“怒我而怠寇”的作战方针，力主猝然迎敌。季梁眼看无法遏止，喻灵活机动地提出了新的作战方案。“季梁曰：‘楚人尚左，君必左，无与王遇。且攻其右。右无良焉，必败。偏败，众乃携矣。’”季梁这种灵活机动、避实击虚的战略思想，在《孙子兵法》中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和发挥。《孙子兵法 · 虚实》说：“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制胜者，谓之神。”至于《孙子兵法 · 计》中“攻其不备、出其不意”的战略思想，很可能也受到季梁“避实击虚”战略思想的启迪。 季梁军事思想的难能可贵之处，还在于他已朦胧地意识到政治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因此，对国与国之间的战争的成败，人主张从“道”上来寻找原委。他说：“臣闻小之能敌大也，小道大淫。”即以为小国之所以能够战胜大国，是由于小国有“道”，大国暴虐，虽说季梁对“道”的具体内容和确切含义未予说明，但这个“道”是指统治阶级的政治策略则是没有疑问的，无独有偶，孙武在论述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因素时，也把“道”放在了首要位置。他指出：“经之以五，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 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这就是所谓“五事”，而“道”居首位。不仅如此，孙武在论及决定战争胜负的“七计”时，同样将“道”列为第一。他说：“主孰明？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孙武还对“道”的含义作了解释，他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民弗诡也。”由此可见，孙武所谓“道”是指统治者的施政方针，这与季梁所说的“道”的内涵大致相同，很可以能是受到了季梁政治决定军事这一朦胧意识的诱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