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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士英(1905年-1930年10月),男,漢族,安徽無為縣人。幼年喪父,1915年就讀於私磐,後考入兢存學校。1924年春中學畢業後,考入蕪湖市安徽省立第五中學。學習期間,閱讀進步書刊,追求新思想,並撰寫針砭時弊的文章,發表於由他主編的校周刊。

宋士英
出生 1905年
國籍 中國
知名作品



目錄

個人履歷

宋士英1927年1月,被選為蕪湖市學生聯合會秘書股長。北伐軍到達蕪湖後,他和學聯的同學打開原孫督府糧倉,賑濟貧民,深入郊區農村幫助農民組織農民協會。"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奔赴武漢並進入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學習。8月,因參加南昌起義受阻回到家鄉,繼續從事革命工作。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遵中共無為特區委的指示,在杏花泉小學擔任教師,組織並領導了無為中學的"擇師"運動;利用宋家廟廟宇開辦"改良私塾",提高農民階級覺悟。同年底,建立了宋家廟農民協會和中共宋家廟黨支部,任書記。

1928年夏,任中共無為縣臨時縣委書記。9月,調任中共安徽臨時省委秘書長,併兼管中共蕪湖市委工作。1929年4月,赴上海參加中央幹部訓練班學習,並指定為安徽小組組長。5月,學習結束。根據中央決定,省臨委被撤銷,安徽成立四個中心區,歸中央直接領導。被任命為中共蕪湖中心縣委書記,譽為"安徽的惲代英"。10月23日,蕪湖中心縣委機關遭敵破壞,其妻兒亦囚於獄中。組織上分配他到中共江蘇省委,在上海滬西地區從事工人運動。1930年8月,被黨中央派至東北參加中共滿洲特委工作。後因特委被敵破壞,多數同志被捕,他隻身返回中央。因途中飽受風塵之苦,到上海後即生病住院,10月在上海病逝。

人物生平

第一部分 宋士英,又名俊生,字敬德,1905年出生於無為縣宋家廟一個農民家庭,漢族。由於幼年喪父,家境日漸不支,10歲以前,他常協助兄長沛生捕魚,以補家用,曾因划船而累得吐血,後其祖父見之不忍,又看他天資聰慧,便讓士英就讀於家鄉私塾

宋士英深知家庭供他讀書不易,所以學習格外刻苦。幾年之後,便考近了無為縣城內的兢存學校。中途曾因交不起學費而輟學數次。但他總是設法自修補課而跟上原班,並在班上始終保持優異成績,常受到老師的誇獎

當時無為縣城的地方封建勢力極為雄厚,人們受舊文化、舊道德的影響也較深。自"五四"運動以後,許多進步書籍、刊物像春風一樣吹進這個封閉的縣城。同時,一些在外地求學的進步青年也常回到家鄉宣傳、演講。因此,兢存學校的師生們也開始受到了新思想、新文化的薰陶。宋士英在兢存學校通過幾年新舊並蓄、中外兼收的奮發學習之後,結合自己在農村遭受封建主義、帝國主義的壓迫和剝削的親身感受,他逐漸有一個普通學生而成為一位新文化、新思想的堅決擁護者,這個時期的學習為他後來投身革命事業奠定了思想基礎。

宋士英早年不僅在思想上對封建主義、帝國主義深惡痛絕,而且也身體力行地和兢存學校的進步同學一起從事着傳播新思想、新文化,喚醒民眾的工作。在兢存學校的學習期間,他寫了很多通俗易懂、反映貧苦大眾生活的白話文,在學校里逐漸樹起了新文化的旗幟。

1924年春,兢存學校學生劉笑賢遭推銷日貨的"盛和"廣貨店老闆毆辱,反帝情緒日益高漲的兢存學生獲悉後,立即搗毀了這家商店。後因警察干涉,宋士英帶頭高呼"打倒賣國賊!""打倒奸商!"的口號,率眾衝進縣衙。縣長見學生如此"冒犯",命令警察關押了宋士英、張昌萬(張愷帆)等8位同學。這一鎮壓行為更激起了學生們的憤怒,他們立即罷課,走上街頭遊行。由於學生們的愛國行為深得進步人士的同情支持,經過幾天的罷課、遊行,最後縣長不得不釋放學生,奸商也被迫具結不賣日貨,宋士英等8位同學在一路鞭炮聲中凱旋返校。"五四"運動以後,無為雖亦有過幾次聲援外地安國運動的遊行,但如此直接與奸商、縣衙衝突而爆發的學潮還屬首次,這對無為愛國學生運動地開展,可以說是開創了一個好的先例。

1924年,宋士英從兢存中學畢業後即考取了蕪湖市安徽省立第五中學。"五卅"運動前後的蕪湖市,是宮喬岩錢杏村李克農等同志在那裡從事秘密建黨和進行革命活動的地方,亦是工運、農運、學運活動蓬勃開展的城市,五中也是學運開展的較早、較好的學校。宋士英在蕪湖的學習生活,不僅是他新學業的開端,而且也是他一生道路的轉折點。是他從一個愛國學生而轉變成為中華民族謀取自由解放的戰士。

宋士英除了認真學習功課外,還大量閱讀進步書籍和刊物,追求新的理想。他的床頭枕邊,自修桌上,進步書刊琳琅滿目,他主編的每周一期的校刊,同學們都爭相傳閱。宋士英思想敏銳,倚馬成章,在短短的三年中,他寫了不少謳歌革命的詩稿,也寫過不少針砭時弊,犀利潑辣的時評。宮喬岩、錢杏村、李克農等同志當時雖在民主中學工作,但宋士英很快就和他們聯繫上了,而且過從甚密,經常在他們的指導下從事學運工作。

1926年下半年,北伐軍的節節勝利,使革命者受到了極大地鼓舞,蕪湖地區的工、農運動和學運更加風起雲湧。1927年1月,宋士英擔任蕪湖市學聯秘書股長,在地下黨的領導下,他利用自己流暢的筆墨,起草了許多布告、文件,積極配合了當時的革命鬥爭的開展。北伐軍到達蕪湖後,宋士英更是欣喜萬分,激情滿懷。他和學聯的同事們打開原孫督府糧倉,賑濟貧民,他們還帶領學生深入郊區農村調查,幫助農民組織"農民協會"。

第二部分

"四.一二"反革命事件之後,蕪湖地區也掀起了一股反動逆流。宋士英為之奔走呼叫的"國民革命"卻換來了一片白色恐怖,他感到痛心疾首,也感到困惑不解。這時,他想到了原先在蕪湖工作的李克農諸位老師,想到他們向他講解的革命道理。於是,宋士英便毅然決定到當時的革命中心武漢去尋求革命真理。

5月,宋士英到達武漢進入了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後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四軍教導團)。不久,因身患重病,無法再過軍旅生活,地下黨組織便建議他暫時回家鄉從事革命工作。8月底,宋士英經九江到達無為,隨後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並按照中共無為特支的要求,留在城內擔任杏花泉小學教師,以合法的身份在無為地區從事學運工作。

當時無為中學是全縣僅有的一所中學,也是知識分子較為集中的地方。校長金喚獅卻儼然以封建家長式的方法統治學校,他排斥和迫害進步師生,禁止學生閱讀進步刊物,大部分師生深為不滿,一場鬥爭正在孕育之中。為了占領這塊陣地,10月,中共無為特區委(特支改稱)決定由宋士英去領導、組織無為中學的"擇師運動"。

宋士英接受任務後,以插班讀書的名義進入無為中學,他深入學校師生之間,秘密召集"反金"的學生開會,研究鬥爭方法,利用學生會的名義進行合法活動。恰逢此時消防隊學生進行突擊考核,學生們堅決抵制,反"金"情緒激昂。宋士英立即抓住這一時機,由學生會出面,發動了一場驅逐校長金喚獅的鬥爭。開始時,學生會組織了全校總罷課,提出"擇師運動如同耕者有其田"、"金喚獅薄學無能貽誤青年"、"金喚獅不走決不複課"的口號。學生們走上街頭宣傳演說,揭露學校的腐敗,爭取社會的同情和支持。金喚獅見罷課鬥爭日趨激烈,便請縣長張正純帶領警察到學校操場給全體學生訓話。在張訓話時,學生故意大聲喧譁,頻繁走動,秩序一片混亂。接着學生們衝出警察所設的崗哨,一鬨而散,張正純站在講台上呆若木雞,無可奈何。罷課鬥爭進行了幾天,金喚獅見複課無望,只得以 "身染沉疴不能幹"、"受人牽制不能幹"為託詞而辭職。這時,中共無為特區委通過學校師生推薦進步人士呂惠生當校長。至此,在宋士英的精心組織和領導下,轟動全省的無為中學 "擇師運動"宣告勝利結束。

呂惠生任校長後,撤換了一大批反動教師,聘請了共產黨員、進步人士劉方鼐張泰康葛辰白查舒生朱子帆等到校任職,無為中學也建立了黨的組織,學潮中表現積極、要求進步的學生劉更如楊從虎、方後魯、錢光勝等加入了共青團,學校政治空氣濃郁,師生的精神面貌煥然一新。 "擇師"鬥爭是無為縣黨組織進行的第一次鬥爭嘗試,從此揭開了無為地區開展革命鬥爭的序幕。

1927年底,宋士英按照特區委分工,和馬玉滿(字中驥)到宋家廟開展農運工作。他們利用廟宇開辦了一個"改良私塾",名義上是教書,實際上是開辦夜校,提高入學農民的階級覺悟。當時,宋家廟的宋族勢力相當強大,地主宋少章收租千畝,吃盡佃農的果實,侵吞族產和本族的公積金,農民們敢怒而不敢言。宋士英回到家鄉後,為了打開農運局面,便組織宋興余、宋興照、宋興倉等人和宋少章清算族產,書寫訴狀,率眾上告到縣衙,並打贏了這場官司。連當時國民黨縣長高壽恆也在一次庭審是公開對宋少章說:"你們宋家出了個英俊少年,你想侵吞公產是不可能的。"這話雖有意挑撥他仇恨宋士英,但也表明宋士英在宋家廟一帶貧苦農民心目中的威望。自此以後,宋家廟的農運工作開展迅速,很快就建立了農民協會,這也是全縣最早的三個農協之一。潘笑痴宋沛生宋興余、宋興照等農運中的積極分子也都被吸收入黨,並成立了宋家廟黨支部。

1928年春荒之際,無為特區委根據中央指示,在農村廣泛地開展了"向大戶借糧"的活動。在宋士英的組織下,宋家廟一帶的農民協會組織貧苦農民攜籮帶筐,有組織地向大戶借糧。土豪劣紳見此情景,只好忍痛借出。全縣借糧鬥爭的勝利開展,不僅使貧苦農民從飢餓線上得到了解放,而且也使他們更加信任和靠攏農協組織,從而為今後開展政治鬥爭打下了組織基礎。

是年夏,根據中共安徽省臨委指示,中共無為特區委在白茆冒新洲吳錦章家召開黨員大會,決定成立中共無為縣委臨時縣委,宋士英以他的組織才幹和出色的工作成績,受到與會40餘位黨員的信賴,被推選為縣臨委書記。

第三部分

1928年9月,宋士英奉調到中共安徽省臨時省委工作,任省委秘書長,併兼管蕪湖市委工作。這個時期黨的地下工作十分艱難,由於省委交通站被破壞和黨內出現叛徒,因此蕪湖市白色恐怖十分嚴重,黨的活動處於低潮。為了便於掩護,宋士英將愛人鄒玉英接到蕪湖市。當時的省委書記尹寬(化名宋雨亭,稱大哥)和宋士英(化名宋雨堂,稱老二),劉方鼐(化名宋雨齋,稱老三)等省委機關人員,組成一個"家庭",住在一起。宋士英此時不但要維持省委機關工作的正常運轉,到下屬縣委指導、巡視,還要在特務、叛徒到處盯梢的情況下,冒着生命危險,直接領導蕪湖市委開展工作。當時黨內經費十分有限,為了支付那"一家人"的費用,宋士英還通過私人關係,多次向家境較好的無為黨員高士林等私人求援。他在蕪湖工作的一年多時間裡,就有五六位無為的黨員先後送錢到省委機關,竭力支持黨的活動。

1929年4月,宋士英和安徽各地的黨、團骨幹到上海參加中央干訓班學習,他被指定為安徽小組組長。宋士英才華橫溢,工作勤懇,深受同志們的愛戴,安徽的與會同志和中央負責人都誇他為"安徽的惲代英"。干訓班結束後,根據中央決定,二屆省臨委撤銷,安徽成立四個中心區,歸中央直接領導,宋士英被任命為蕪湖中心縣委書記。

同年10月,駐蕪湖市的國民黨石友三部隊發生內訌,敗者搶劫後逃散,勝者又借搜查散兵為名復又搶掠,23日上午,宋士英正與劉方鼐編寫、油印慶祝蘇聯十月革命節的材料時,國民黨軍隊闖進屋內搜查。劉方鼐見勢不妙,立即將準備油印的蠟紙塗上重重的油墨,一邊高聲問來人是幹什麼來的。士兵見油印機,便追問劉方鼐幹什麼工作,劉說是當教師,謊稱買煙招待,便出門而去。宋士英在屋裡聽見喧嚷,匆忙將一些文件塞進夾牆,快步從後門出走。當敵人搜出《為慶祝蘇聯十月革命節告蕪湖市民書》等宣傳材料出門追捕時,兩人已不見蹤影。於是,他們便將鄒玉英及剛滿四個月的孩子解送市公安局。

在此險惡的環境下,宋士英並沒有為了個人的安危迅速離開蕪湖,而是與劉方鼐碰頭後,布置劉方鼐立即通知本地黨員注意隱蔽,然後回無為籌款給他,準備適時向中央匯報。他自己則隱蔽到人力車工人住的棚戶區內,寫信給所屬的各縣縣委與中央,用"我因病外出就醫,請暫勿來","貨已告缺,不要徒勞往返"等暗語,通知他們不要來蕪,以防不測。幾天後,無為縣黨員馬玉滿按劉方鼐的要求,從無為送款到蕪湖。當馬與宋士英談及國民黨部隊逮捕了鄒玉英和僅僅幾個月的嬰兒時,宋士英說:"她終日忙於家務,其他活動並不了解,也不會說。我認為敵人再瘋狂,也無法從她口中撈到什麼,最後還得要放他們。同志們可以放心,不必再為她花費人力、物力。"馬玉滿望着他那因熬夜未睡而紅腫的眼睛,聽了這公而忘私的話語,不禁淚水涔涔而下。第二日,馬玉滿送宋士英安全地登上了開往上海的大輪。

鄒玉英和孩子若紅(現名若宏)被捕以後,先是作為要犯解往南京,後則送到安慶的省政府監獄關押。鄒玉英雖然是個一字不識的鄉下婦女,但在宋士英革命思想的影響下,她一直支持丈夫所從事的工作,在敵人的多次審訊中,她一直矢口否認宋士英是共產黨員,只說丈夫是教書先生,也沒有說出任何一位與丈夫來往的人。儘管她腳脖上帶着鐐銬,懷中抱着嗷嗷待哺的嬰兒,但她始終堅貞不屈地和孩子一起忍受了種種磨難,歷經10個月的獄中生活,最後由組織營救出獄。

宋士英到中央匯報情況後,黨中央考慮到他身份暴露已不適宜到蕪湖工作,就將其分配到中共江蘇省委,在上海市的滬西地區從事工人運動。

1929年12月,宋士英因事回皖,途經家鄉無為時,適遇無為縣委正在領導農民開展了一場禁糧外運的鬥爭。他在實地考察、了解後,對這場禁糧外運的鬥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除當時與縣委同志交談外,在回上海後,他給中央寫了《關於無為縣分米鬥爭運動的領導問題》的長篇報告。在這篇洋洋萬言的報告中,他既從理論上闡述了"分米鬥爭"的政治意義,也直率地指出了縣委在領導這場鬥爭中的主要問題--"未經過縣委很好地向各級黨組織,尤其是支部提出討論,經過黨的支部在群眾中起核心作用,使普遍的群眾有徹底的了解。"《報告》分析精闢,意見中肯。這份《報告》充分顯示了宋士英不僅具備較高的政治理論水平,而且也有較強的政策水平,讀後令人嘆服。同時,《報告》也展現了宋士英的坦蕩胸懷,他雖在外地工作,但他仍關心家鄉革命事業的成功與失敗;他雖然向中央報告無為分米鬥爭中存在的問題,但也不是全盤否定縣委的工作,《報告》結尾仍強調"至於其它錯誤不是非常多",只是"望中央做一指示寄給他們,一邊改正他們一切錯誤的觀點和行動。"

1930年8月,宋士英奉派到東北參加滿洲特委工作,後因機關破壞,多數同志被捕,宋士英隻身返回中央。因途中飽受風塵之苦,回上海後即生病住院,1930年10月病逝於上海廣慈醫院。

社會評價

宋士英病故時才二十六歲,儘管他在人世間度過了短暫的一生,但卻象太空中的流星一樣,在那劃破夜空的耀眼燦爛的光芒中,為革命事業釋放了自己全部的光和熱。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