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商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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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商幫即「魯商」，也稱「山東幫」。魯商在中國歷史上興起較早，和徽商、晉商、浙商、粵商一起，被公認為中國五大著名商幫。也是大清十大商幫之一。山東商幫的致富之道顯得單純，儒字當頭，仁智禮義信，情深似大海，義重如泰山，忠源黃河水，為國不計多。山東商幫的致富之道，概括起來，就是長途販賣和坐地經商的商業經營方式，講求信用的商業道德以及規範的商業行為。

「魯商」即山東籍從事商業營銷活動的商人的通稱。從營銷的地域上來看，它可以分成兩部分：山東省轄區內的本省商人和在省外的山東籍商人。因而，「山東商幫」這一名稱兼具三方面的內涵。它既是一個從業群體的稱謂，又是一個地域上的概念，更是一個與他省商人相比較而獨具商業特色的名稱。

目錄

起源

東北與內地貿易歷史悠久，明代遼東曾有繁榮的馬市。清兵入關後，清朝廷對商人到關外貿易一直實行開放政策，魯商出關經商者日眾，據《盛京通志》記載，乾隆十三年(1748年)僅在寧古塔、船廠兩地，山東、直隸等省貿易傭工即有三四萬人。這時的商人遠道經商，他們不攜家眷，獲利即歸。清嘉慶後東北部分地區對關內人開禁，在闖關東人潮中，魯商日漸增多，並開始定居於東北。1860年煙臺、營口開埠後，每年去東省貿易之人有五千餘人，其中，魯商是主要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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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上百年的經營，清末魯商在東北各城商業中均居主導地位。當時的營口有了商會的雛形，叫「公議會」，該會成員都是商業方面的著名人士，他們實際控制着整個城市的工商業。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營口公議會成員有15人，魯商占5人，魯商在公議會中很有發言權，他們經營油坊、糧食、雜貨等，後來粵商在該地經營失敗，退出公議會，魯商在公議會中的權力越發大了。大連的公議會成立於1901年，1904年會員30人，魯商占16人，總理劉兆伊是煙臺人，資產達到10萬，在他麾下的「山東幫」以絕對優勢控制了大連商業界。安東也是當時東北重鎮，魯商在此不僅經營油坊、綢緞、藥局、糧店、雜貨等，還經營貨幣匯兌，主要有政記、致和祥等商號，當時「各行商之占勢力者則完全為山東幫」。清末長春的大小商鋪有1200餘家，除銀錢號30餘家為外省商人經營外，當鋪、綢緞、糧棧等大多為魯商壟斷。同樣，清末在哈爾濱有4000多家商埠，油坊、綢緞、燒鍋、皮貨等實業性質的山東商號有500多家，「其根基穩固握有實力者仍為山東幫」。到民國初年，哈爾濱商會共有會員20人，全是山東人，已經是不折不扣的山東商會了。

在闖關東的魯商中，又以黃縣(今龍口市)商人最多。《山東通志》記載：「(黃縣)地狹人稀，故民多逐利四方……奉天、吉林方萬里之地，皆有黃人履跡焉。」《黃縣故事》說：「東三省更成了黃縣人經商的戰場了，大到都市，小到屯子和窩棚，全是黃縣人。」康熙年間，黃縣單家村單文利、單文興兄弟在盛京開設的天合利絲作坊，跨行經營，發展迅速，清朝末年達到鼎盛，規模之大、貨物之全，超過了奉天城所有商家，故有「先有老天合，後有奉天城」之說。據《奉天通志》記載，自1796到1923年百餘年間，黃縣人在奉天城各街以「天、吉、興、洪、裕」五字為商號字頭，共開設主、分號16處。另據《樺川縣誌》記載，黃縣商人云集樺川縣，「商人以山東黃縣人為多，約占全數十分之七八」，當時該縣所屬佳木斯鎮有「小黃縣」之稱。

山東會館

山東會館是隨着山東商幫而形成的類似於現代商會的組織，也兼具慈善功能，號召者 一些熟識的山東商號老闆召集來，倡議創立山東同鄉會，作為山東人臨時落腳的地點，同時，通過同鄉會來進行聯絡和溝通感情，大家抱成一團兒共謀發展。凡是山東老鄉，到會館報一聲自己是哪個府、哪個縣的，登個記，沒有吃的，會館提供吃的；沒有住的，會館提供屋子；失業了，會館給做擔保找工作；婚喪嫁娶沒有錢，會館出面接濟。

地位

山東商幫，顧名思義就是出自山東的「魯商」，也稱「山東幫」。歷史上的「魯商」雖不如晉商、徽商那般名聲之大，但明清頂峰時時也控制了北京和華北，東北地區的綢緞布匹、批發零售、餐飲行業，特別在東北地區，魯商有着地緣、人緣的便利，曾在那片「商場」上縱橫馳騁，名重一方。魯商，在中國歷史上興起較早，和徽商、晉商、浙商、粵商一起，被公認為中國五大著名商幫。而與明清十大商幫的晉商、潮商、閩商、秦商、江右幫、洞庭商幫、徽州商幫、龍游商幫、寧波商幫相比，其有着獨占北方的優勢。 這樣，依託着會館，剛落腳的山東人就比較容易討生活；已落腳的，漸漸有了自己的店面；已發達的，事業則更上一個台階。山東人獲得了更多、更好的發展機會。山東會館曾經遍及各地，甚至海外。

形成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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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第一村」，位於山東省淄博市周村區，據傳為清代乾隆皇帝所題，並享有「旱碼頭」、「金周村」、「絲綢之鄉」之美譽。自古商業發達，至明末清初，已與廣東的佛山、江西的景德鎮、河南的朱仙鎮齊名，成為中國四大「旱碼頭」、重要的商業名鎮，並逐漸形成了以鎮中大街為中心的古代商業街市，北京著名的瑞蚨祥綢緞莊就發源於周村大街。電視劇《大染坊》的故事即取材於周村。

地理環境造就魯商輝煌周村商埠當年不過是「地不過千畝，人不過上萬」的地方，為什麼卻能成為諸多魯商老字號的搖籃，這不能不讓人想到企業生存最主要的前提——地理優勢。

交通和資源是地區經濟發展的基礎和重要條件。魯商能夠在清末的周村初現雛形，交通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周村地處山東腹地，東西位於濟南、青州間，為濟南、青州等魯中地區與沿海間人貨往來的必經之地；南北處於泰沂山區和華北平原交界處，是山區與平原進行物資交易的重點中轉站。

正是憑藉以上的地理優勢，周村的經濟日益繁榮，成為濟南開埠前，山東內陸最大的經濟中轉站。

如果說地理位置是過去魯商誕生的必要條件，那麼對於當代的魯商，地理資源就成了他們發展初期最重要的生存條件。

看企業的成長，就像養小孩子，在孩子未成年的時候，教育雖必不可少，但充足的食物、豐富的營養是孩子最基本的需求。

魯商：走進濟南壯大自己現在，每逢談起商人，都自然或不自然的想起溫州人。其實，讓人們最感興趣的不是溫州人的財富，而是他們獲取財富的方式。當年許多在周村經營的老字號之所以走出周村，來到濟南，為的是占有更大的市場，獲取更多的信息，把自己的買賣做大。

周村工商界元老梅永禎老人介紹，濟南開埠後，大量原來在周村經營的商人湧入濟南的原因主要有如下方面——濟南作為山東省省會，歷任山東巡撫的新政措施大都在濟南推行，具有得天獨厚的政治氛圍；當年，為了與德國控制的青島相抗衡，清政府在濟南制定和實行了許多優惠政策，使得濟南的近代化大大加快，外資大量湧入；初具規模的魯商們，在濟南開埠後，沒有固守自己在周村的「地盤」，而把目光放得更長遠，最終把商號遷往濟南或在濟南設立分號，事實也證明，這種舉動是正確的，當時只有在濟南他們才能邁進國內市場競爭的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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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魯商的經驗，現代商人也在實踐着，時勢造英雄。無論對於當年的魯商還是現代的魯商，善於選擇適合企業發展的空間，才能成為真正的強者。會學習才能 生存得更好被人欺負不可恥，可恥的是抵抗的方法就擺在面前卻不知道去學習、去應用。

當年，魯商們看到外資湧入所帶來的後果後，他們義無反顧地走上了發展民族工業的道路。但周村的局限性，使他們不得不把目光移到了開埠後的濟南。 不僅是以魯商為代表的民族資本，濟南開埠後，同樣吸引了大量的外國資本。外國的許多產品都是中國從未有過或沒有大規模開發過的，這種產品極大刺激了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同時外國先進的生產方式和管理經驗，對濟南傳統經濟的局限性形成了衝擊…… 這一切使得濟南在短短几十年間飛速發展，同時得到了以魯商為代表的民族資本的大力支持。事實上，外國資本在濟南開埠後的經濟發展中只是配角，真正主導濟南商埠的是善於學習、後來居上的以魯商為代表的民族資本。

時至今日，使老字號再次獲得新生的依然是那些擁有先進生產經營模式的現代魯商。也難怪，當年力諾接收濟南老字號宏濟堂時，沒人會想宏濟堂會再度輝煌。但事實證明，學習並吸收先進管理模式的老字號正在煥發它的青春。

魯商們走出周村，來到濟南，啟示人們——企業善於學習，學會結合自己的實際尋找發展空間，才能獲得更大的發展。換個角度說，一個地方要發展當地經濟，就必須為企業打造適合它們發展的空間，只有這樣，才能成為歸納百川的大海，最終使自己收益。

儒商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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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述

「新魯商」指的是1978 年改革開放後成長起來的山東企業和山東企業家。新魯商在改革開放中應運而生，他們敢於挑戰傳統，敢於破壞一些約定俗成的規則，逐步開創和運用一些行之有效的商業模式，取得了突出的業績，聚集起了大量的財富，為一方經濟繁榮做出了重大的貢獻。新魯商大多沒有什麼特權，有的也沒有很高的學歷，更多的是白手起家，歷經商海沉浮，是平民時代的商業領袖。新魯商更相信細節決定成敗，注重第五項修煉和流程再造，喜歡基業常青，重視執行力，信奉簡單就是美，也對中國式管理越來越感興趣了。新魯商是儒家文化的繼承與光大者，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忠、寬、敏、惠、勇，這些儒家文化所倡導的基本精神在他們身上都有突出的表現。

齊魯文化：開放與保守的融合

山東是古代齊國和魯國的所在地，山東文化也稱為齊魯文化。實際上齊文化和魯文化是分別形成的，兩種文化形態是有明顯差異的。周武王把姜太公和周公分別分到了齊和魯兩個地方，由於兩地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都有明顯的差異，加之他們及以後的統治者都採取了不同的政策，所以兩地就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特徵：齊文化是典型的海洋文化，有魚鹽之利，工商業也就發達起來，「尊賢尚功」「、尚功利」、開放進取、雍容大度、與時變、隨勢化是其典型的文化特徵，用現在的話講就是「與時俱進」；魯文化是典型的農耕文化，強調「親親上恩」、「布德於民」，其文化特徵中積極的一面是強調責任和承擔，重和諧與秩序，講誠信仁義，消極面則是重農抑商，因循守成「，不知時變」，自給自足，封閉保守的小農經濟意識比較嚴重。當然，隨着齊魯兩國的統一，齊、魯文化也在不斷地博弈、碰撞、磨合中經歷了一個互相審視、選擇和滲透的過程，已經交融為一個整體。山東是儒家文化的發祥地，實際上，齊文化和魯文化又都深深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

左手拿論語，右手拿算盤

如果以漫畫的手筆刻畫魯商，那會是「左手拿論語，右手拿算盤」。

魯商先賢有兩個代表。一個是子貢，他是孔子的弟子，山東人，典型的儒家，雖然從商，「義」且「信」，孔子去世，別的弟子守靈3年，獨子貢復又3年。另一位是輔佐越王勾踐的謀臣范蠡，激流勇退，悄然奔赴齊國，隱姓埋名，在今天的山東定陶一帶做起生意。自稱「朱公」，人稱「陶朱公」，堅持「一貴一賤、極而復反」的自然規律，成為富甲一方的商賈。

陶朱公祖籍河南，在山東發家，成為富豪後，廣散其財，富而行其德，熱衷「公益事業」。「陶朱事業」後來竟成為商業的一種別稱。

事實上，孔孟之道的「重農輕商」、「重義輕利」，壓抑了魯商的形成，尤其在漢代「獨尊儒術」之後。清末時期，山東淄博周村的貿易以及濰縣（今濰坊）工業的興起，才讓魯商再次走上商業舞台，那個時期，孔孟之道正承受着現代文明的激烈衝擊。商業巨子孟鴻升要算是當時魯商的典型，他於光緒19年（1893年）創辦瑞蚨祥綢布店，直到今天，還屹立在北京前門。他數次去鄒城認祖，卻屢次因違背祖訓，棄讀從商而被拒門外。

將孔孟文化與商業文化合而為一，並上升到理論高度的，並非山東人，而是一位遠離孔孟之鄉的日本人澀澤榮一。這位日本株式會社企業形式的創始人同樣是位左手拿論語，右手拿算盤的企業家，晚年潛心《論語》，1923年確立「論語算盤」說，以「義利合一」的思想，影響着幾代日本企業家。

「尊賢尚功」與「尊尊親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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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東，力諾集團董事長高元坤是位頗有影響力的民營企業家，他的另一個身份是濟南市政協副主席。高元坤原是山東沂南玻璃廠廠長，後來去山東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攻讀碩士，畢業後分配到山東省醫藥管理局。按他自己的說法，創業並非出於經商掙錢的衝動，在醫藥管理局的日子富足，沒想過去闖蕩江湖。可是有一天，沂南玻璃廠的一位老搭檔找到他，相告企業垮了，高元坤說自己受不了昔日職工沒有了飯碗，決心為大家找條路，這才有了從銀行貸款50萬元創業的舉動。 某種角度上來看，這也算是魯商「義利合一」的一種實踐。

山東有齊魯大地之說，春秋戰國時期，山東是齊國與魯國的轄地，齊強而魯弱，到今天，稱謂都是齊在前，魯在後。而在談及山東商人時，緣何稱之為「魯商」，而非「齊商」？

周討紂王，天下大定，分封諸侯，姜子牙領封齊地，就是今天淄博、濰坊及以東一帶，周公姬領封魯地，也就是今天曲阜泰安一帶。齊王問，如何治理魯國，魯王說，「尊尊而親親」；魯王問齊王，如何治理齊國，齊王的方略是，「尊賢而尚功」。

經商習氣，在齊國由來已久，位於臨淄的齊國故都博物館展示的齊國刀幣，見證着2000年前齊國的商業文明。陶朱公、子貢，皆出於齊，也是環境使然。 直至今日，齊魯之地依然透露着不同的商業文化。青島一帶的「齊地」更具海洋文明的外向經濟特質，而1904年開設商埠的濟南一帶，略顯保守。

內聖外王

新魯商深得「內聖外王」之道。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之一便是「內聖外王」。這一說法並非儒家首創，而 最早見於《莊子·天下篇》。文中說：「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道）」，此即「內聖外王之道」。這一學說後來演變為儒家的基本命題，所謂「內聖」，即孟子所說的「聖人，人倫之至也」（《孟子?離婁上》），即要求在個人生命內完成最高的道德修養；所謂「外王」，即要求聖賢不只是追求個人生命的道德完美，更要求把這種「內聖」外化為道德實踐和「經國濟民」，立志為地方、為國家和民族建功立業。這是儒家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也就相當於《大學》里所講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反映在新魯商的經營哲學方面，是儒家精神對新魯商「義利」觀的影響和啟示。後世往往錯誤地認為，儒家過分「重義輕利」。實際上，雖然孔子沒少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之類的言論，但他並沒有以言利為恥。他排斥的是「不義而富且貴」，反對的是「見利忘義」，他也講「富且貴，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我們說的「義」，「信義」，即誠信，又是最基本的「義」，誠如孔子所講「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民無信不立」。應該說，新魯商已經深得其中精髓。

仁者愛人　以人為本

新魯商尊崇「仁者愛人」、「以人為本」。孔子講「仁者愛人」，孟子則將它發展為思想、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施政綱領，就是「仁政」，仁政的核心就是以人為本。孟子講「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它的首要含義就是「富民」，「先富而後教」。他說「民之為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只有人民富裕了，才能實現大道流行的社會理想。這與齊國管仲「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的思想是一致的。

博施濟眾　依群利己

新魯商信奉「博施濟眾」、「依群利己」。企業作為一個經濟實體，自然難以擺脫「經濟人」的身份。司馬遷也講「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企業家雖然是企業的「掌舵人」，但也要謀求自身的經濟利益。然而，眾多新魯商做到了「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用之有度」，「正己正人、成己成物」，還有不少新魯商做到了「窮則獨善其身,　 達則兼濟天下」。 臨沂華盛江泉集團董事長王廷江，上世紀90　年代就把自己價值600萬元的私人企業無償捐給了村集體；德州樂陵市黃夾鎮梁錐村的農民企業家梁希森，在接手北京一個別墅項目賺了不少錢後，回鄉投資4200　萬元為全村 136 戶村民蓋起了聯排別墅，實踐着「農村城鎮化、農民市民化、農業產業化」的新農村發展之路。

與時俱進　自強不息=

新魯商崇尚「與時變」的自強不息精神。自強不息是開拓創新的原動力，是一種積極進取的人生態度《。周易》講「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禮記?大學》里也說「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實際上都是在呼籲一種開拓進取、與時俱進、創新不止的精神。

創新是山東經濟持續高速協調發展的不竭動力，而創新也是一批新魯商得以成功的文化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