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鐸
| 干鐸 |
干鐸，男，1903年4月10日，生於湖北省廣濟縣。我國著名的林學家、林學教育家[1]。他生活樸素，學識淵博，是中國當代森林經理學的開拓者之一[2]，在吸收和引進國外森林經理學說、探索中國式的森林經理方法方面，做出了貢獻。曾留學日本，主編了《森林經營規劃學》等具有較高影響力的專著。
目錄
基本信息
人物說明----我國著名的林學家，林學教育家
別 名 ---- 干宣鏞
出生地點----湖北廣濟
出生日期----1903年4月10日
國 籍 ---- 中國
職 業 ---- 教育科研工作者
畢業院校----北京大學
逝世日期----1961年8月7日
代表作品----《森林經營規劃學》，《中國林業技術史料初步研究》
目錄
1人物經歷 2人物事跡 3科學研究 4主要論著
人物經歷
1903年4月10日 生於湖北省廣濟縣。
1923年 畢業於湖北省立外國語專門學校。
1928年 畢業於日本東京帝國大學農學院林學實科。
1929—1931年 在日本農林省目黑林業試驗場從事研究工作。
1932年 從日本回國，繼續在北京大學農學院就讀．
1932－1941年 任湖北省建設廳技正、主任，襄陽林場場長，湖北農業專科學校（後改為湖北農學院）教授兼教務主任。
1941—1949年 任中央大學農學院森林系教授。
1949年 任中央大學校務維持委員會委員。
1949—1952年 任南京大學校務委員會秘書長。
1953年 任南京林學院林學系主任。
1956年 任南京林學院副院長。
1961年8月7日逝世於安徽黃山。
干鐸，又名干宣鏞，字震篁，湖北廣濟干仕垸人(今湖北武穴市)。生於1903年4月10日。父干建書，民國時代曾任最高法院推事，為政清廉，崇尚儉樸，干鐸自幼受家庭影響，生活樸素，勤勉好學。1918年中學畢業後，考入湖北省立外國語專門學校，攻讀德語，1923年畢業後，轉讀於北京大學外語系。兩年後考取湖北省官費留學生，東渡日本，就讀於東京帝國大學農學部林學實科。三年修業期滿，在日本農林省目黑林業試驗場從事研究工作。1932年回國，繼續在北京大學農學院森林系攻讀。1932年去湖北省，歷任省建設廳技正、襄陽林場場長等職。1938年後，在湖北農業專科學校、中央大學等高等學校從事林業教育事業。1953年干鐸任南京林學院林學系主任，1956年任副院長。1956年赴蘇聯考察高等林業教育和林業科學研究工作。1959—1960年從
事編著工作和負責《辭海》林學類修訂工作。1961年8月7日病逝於黃山。
人物事跡
1938年在湖北襄陽淪陷前夕，干鐸到鄂西恩施，湖北農業專科學校任教務主任。1941年後，歷任中央大學農學院森林系教授、南京大學校務委員會秘書長、南京林學院林學系主任、副院長等職。在林業教育這塊園地里，辛勤地耕耘了20多年。言傳身教，培育了許多林業建設人才。
干鐸講授過森林學、森林經理學、森林計算學、林業較利學、測樹學等課程。他每開設一門課程，都寫出詳細講義，每個學期都改寫講稿，補充新的內容，將自己所獲得的知識傳授給學生。從1951年起，他開始自學俄語，並將蘇聯森林經理學的教材和有關資料編譯成講義，經常備課到深夜甚至通宵達旦。他常告誡學生「紙上得來終覺淺，要通過實踐加深對知識的理解」。在假期，他親自帶領學生去林區實習，鼓勵學生練就能翻山越嶺的鐵腳板和掌握野外實際操作的技能。在野外實習時，他與學生一起爬山，同吃同住。在山路行進時，學生看到他年過半百，搶着要代他背行李；他總是婉言拒絕。干鐸的艱苦樸素、嚴於律己的作風，深深地感染着他的學生。
干鐸在擔任教學領導工作以後，極為關心師資的培養，不時選派青年教師去生產單位調查或兄弟院校進修。干鐸熟悉德、日、英、俄四種外語，在公務繁忙中抽出時間翻譯外文資料，供青年教師參考，幫助他們拓寬知識面。他翻譯的民主德國W．施耐德（Schneider）所著《測樹學及生長量測定法》就是其中篇幅最多的一本專著。由於完稿後來不及整理他就去世了，未能正式出版，後由教研組油印成冊，供內部交流。
1956年冬，干鐸赴蘇聯訪問，回國後全面地介紹了蘇聯高等林業教育，以及蘇聯在林業中的科研選題和學術爭鳴情況。
1958年教育革命時，有人提出要將林學系改名為林業系，以體現教育和生產勞動相結合。干鐸認為與生產勞動相結合要在教學計劃中來體現，「林業」這一名詞有其廣闊的內涵，林學這個學科名稱不宜更改。又有人提出削減基礎課的教學時間，以縮短學制。干鐸不僅反對削減，還提出要加強基礎課的教學，使學生有深厚的基礎知識，具備較廣泛的適應能力。這些見解，對今天的林業教育仍有現實意義。
1959年初，華東、華中兩大區農林院校聯合編寫教材，干鐸負責主編《森林經營規劃學》。當時，在教學中使用蘇聯教材，往往脫離中國實際。他提出教材內容要以中國國情為依據，要能起到指導國內生產實際的作用，要以學生能接受的語言編寫，使學生易於消化理解，能在工作中應用。1959年該書出版後，被林業部教育司確定為高等林業院校教學用書。
早在50年代初期，干鐸就注意到發揮森林的多種效益，並於1953年，主持編制了南京紫金山第一個風景林森林經理施業案。1957年，他又提出「南京紫金山風景林調查規劃」作為教研組的科研課題，為中國風景林的經理工作打下了初步基礎。 「森林經理學」這一學科名稱，本是襲用日本的。「經理」在中國有特定的含義，沿用這一名稱，在中國不僅容易引起誤解，也不能反映這一學科的內容。在分析學科性質和內容、並聽取生產單位的意見後，干鐸提出把森林經理學改名為「森林經營規劃學」。這一名稱因意見分歧，未被採納，但干鐸勇於探索的精神，仍值得後入學習。
遠在青年時代，干鐸受「五四」運動的薰陶，萌生了樸素的愛國主義思想。1925—1931年留學日本期間，參加了共產主義青年團。1929年夏天，中國的留日學生在日本東京銀座舉行反侵略的示威遊行，許多留學生遭東京警視廳拘留。干鐸聯絡其他同學前往營救，亦遭拘留一月有餘。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干鐸參加留日學生全體歸國運動，毅然回國，在北京大學農學院繼續學習，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族抗日先鋒隊，投入抗日救亡活動。1941年他到重慶中央大學任教，與梁希、潘菽等進步教授交往甚密，尤其是與中國共產黨地下黨員接觸並受到周恩來親切教導後，認清形勢，煥發了愛國熱情，日益同情和支持革命，進而參加了「中國民主同盟」。1939年春，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在重慶《新華日報》社長潘梓年的領導下，成立了「自然科學座談會」，梁希、潘菽、涂長望、金善寶、謝立惠和干鐸等一直堅持組織活動。為了團結更多的科學技術工作者、教育工作者，組織範圍較廣泛，是一個公開的科學團體。在1944年底在「自然科學座談會」的基礎上，由中國科學社、中華自然科學社、中華農學會、中國工程師學會等科學團體，以及其他科學技術界人士，共同擬定了一個《組織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緣起》得到著名的科學家竺可楨、李四光、任鴻雋、丁燮林等及其他科學技術工作者100多人的贊成，干鐸也在其中。在1945年7月1日，「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簡稱中國科協）正式成立，召開第一次理事及監事會，干鐸被選為幹事。
抗戰勝利前夕，許德珩教授為了團結高級知識分子，召集「民主與科學座談會」，干鐸和「自然科學座談會」主要成員參加了這一活動。抗戰勝利後，該組織改名為「九三學社」以紀念抗戰勝利日，進行爭取民主，反對內戰的鬥爭。
1949年春，中央大學梁希、潘菽、涂長望三位教授被邀參加全國第一次政治協商會議。干鐸負責聯繫工作。他通過自己的家屬在上海找到吳覺農，商定行動路線和方法，使三位教授於4月8日離開南京，先到上海繞道香港，於4月24日安抵北平。1949年1月，中國共產黨組織發動中央大學師生組織護校，反對南遷，迎接解放。干鐸被選為校務維持委員會成員之一。
南京解放後，干鐸積極協助軍代表負責接管工作。中央大學改名為南京大學後，被任命為校務委員會秘書長。1949年5月1日參加了中國共產黨。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干鐸積極參與政治活動，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作出了貢獻。曾擔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三屆全國委員會委員；江蘇省政協第一屆委員、第二屆常委；九三學社第三、四屆中央委員，第五屆中央常委、九三學社南京分社第四屆主任委員等職。
1961年暑假，干鐸從上海修訂《辭海》回院，院領導鑑於他歷年來工作繁重，身心交疲，特意安排他去黃山休養。行前他查閱了許多有關黃山的資料，準備對黃山森林進行實地勘察。在登山路上，他一邊觀察森林垂直分布狀況，一邊觀賞絢麗山色，行至「蓬萊三島」景點時，面對祖國大好山河，連聲稱讚「好！好！」，話音未絕，因心力衰竭，踣身在地，經搶救無效，溘然長逝。時在1961年8月7日下午3時，終年僅58歲。
干鐸去世後，中共江蘇省委，省人民政府舉行隆重的追悼會，省市領導親臨公祭，靈堂正中擺放着周恩來總理及全國政協、「九三」中央等單位敬獻的花圈，表達對這位勤於奉獻的林學家的哀悼。家屬按照其生前遺願，將所遺藏書1500餘冊捐贈給南京林學院，將書法、字畫、碑拓等文物187件捐贈給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員會。作為他的最後一次奉獻。
南京林學院的教師，每當帶領學生去黃山實習路過「蓬萊三島」時，總要向同學們介紹干鐸的事跡。同學們聽後無不沉默致哀，悼念這位已故的好教師。
科學研究
干鐸有豐富的實踐經驗，又能虛心地接受新事物，研究新問題。對於所承擔的課題，能悉心研究，探索求新，因而取得了較高水平的成果。
干鐸知識淵博，不僅對森林經理學有很深的造詣，對林學的其它分支學科也有堅實的功底。特別是對於森林經理學的專業基礎學科——樹木學、測樹學等具有獨到的見解。1941年10月，干鐸由鄂人川，途經四川省萬縣謀道溪，見土地廟後面有一株從未見過的落葉針葉大喬木，便停下來作了觀察，因時令已屬深秋，未採到標本。但為以後進一步考察和對水杉這一新種的鑑定、定名提供了線索。1948年5月8日由翁文灝主持的中國水杉保存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的紀錄中記載：「一、發現水杉經過……中央大學森林系干鐸教授於民國三十年十月底由鄂入川路經人川境五里許之謀道溪見路旁有落葉大樹一株，當地俗稱水杉（應為「桫」字，當地土名——編者注），干氏極為注意，惜因當時樹葉盡落未獲標本，翌年轉請萬縣高級農業職業學校楊龍興氏採得枝葉標本，迄今未鑑定……。」這就是後來經胡先驌、鄭萬鈞研究和鑑定，於1948年定名的水杉。
1948年4月水杉被確定為新種發表之後，干鐸提出研究其生長情況的課題，遂與郝文榮、華敬燦合作，在水杉生長地水杉壩山谷20餘株水杉中，選取了具有代表性的一株，進行樹幹解析，並將成果《水杉之樹幹解析》發表於1948年5月刊行的中央大學森林學研究報告上。他們計算了水杉的高度、胸徑、材積生長量和生長率，又用相近緯度的杉木、柳杉解析木進行比較，三者的生長過程在相同緯度時很相似，但水杉垂直分布較高，表明水杉有較強的耐寒性和適應性。這為後來國內近20個省市和50多個國家引種水杉成功所佐證。
干鐸不僅敏於觀察，而且勤于思考，注意研究森林與人類活動的關係。1942年他帶領學生去四川縉雲山實習，住在一座寺廟中，廟內的主持請干鐸給眾僧講學，他慨然允諾。講畢回來後，學生們好奇地問他給和尚講了些什麼？他答道就是講的「寺廟與森林」。中國有許多地方的森林和古樹，是靠寺廟得以保存，而寺廟也是由於有森林和古樹而得以成為名剎古寺。他聯繫到過去在謀道溪見到的那棵新奇的大樹說，當地的老百姓就是因它古老新奇而在旁修了一座廟，那棵樹因廟而保存至今，而廟則以此古樹而得以傳名。
干鐸於30年代在湖北省建設廳農業改進所任職時，即對「龍泉碼價」有所研究。後整理成《長江流域杉木市價計算法之研究》一文，發表在《林學》1943年第1卷第10期上。長江流域杉木市價採用「龍泉碼價」計算，即以杉木原條的粗度、長度和缺陷的有無及大小等來評定，以「兩」為單位，確定碼價後，乘以「兩」的時價，算出價格。論文中指出：木材價格應按木材標準，因材種而定，材積計算須以實積為單位，「龍泉碼價」為篾碼計算法，不能再因襲應用。隨着木材商品學的發展，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已改為按國定木材規格（後改稱標準）計量。
1959年《辭海》開始修訂，南京林學院負責編寫林學類部分的詞目，干鐸擔任這一分科的主編工作。他召集院內負責編寫各分支學科的人員，就詞目的選擇、釋文的撰寫進行商榷和指導。1960年初稿寫就後，由干鐸攜去上海，按照《辭海》編寫的要求，即「政治性、科學性、通俗性、知識性、正面性、穩定性」，對所選詞目進行增刪修改，各學科之間又進行統稿。他從上海編輯《辭海》回寧時，興高采烈地對人說：「我深切體會到我國科學文教事業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突飛猛進，這是我們知識分子在解放前所夢想不到的。」上海《辭海》編輯所從報上獲悉干鐸教授逝世的消息後，發來唁電，感謝「他以謙虛踏實，嚴謹細緻的工作態度，負責修訂辭海林學類二稿，給我們留下難忘的印象」。干鐸去世後，由馬大浦等人完成他未竟的林學分科辭目的編撰任務。
1960年，南京林學院接受了林業部下達的關於研究和整理中國古代林業技術史的任務，院領導指定干鐸等人主持這一工作，課題定為「中國林業科技史料初步研究」。除由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遺產研究室提供基本資料外，又參考了有關書籍200餘種，動員了100多人查閱摘錄資料。根據「面向生產、古為今用」的原則，就祖國林業技術遺產加以分析闡述，為當今林業建設事業服務。該項研究應用現代林業科學理論，分析和鑑別我國古代傳統的林業技術，去粗取精、去偽存真，挖掘和整理出大量鮮為人知的林業遺產。在此課題的基礎上，1960年10月，由干鐸主編寫成《中國林業技術史料初步研究》一書，這是中國當代研究祖國林業遺產的較為完整的一本專著。可惜干鐸本人未能看到該書的出版。
主要論著
1 干鋒，趙宗哲．長江流域杉木市價計算法之研究．林學，1943，1（10）．
2 干鐸，郝文榮，華敬燦．水杉之樹幹解析．國立中央大學森林學研究報告，1948（5）．
3 干鐸，陸兆蘇，汪日榮等．森林經營規劃學．北京：中國林業出版社，1959．
4 干鐸主編，陳植修訂，馬大浦審校．中國林業技術史料初步研究．北京：農業出版社，19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