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士敦

莊士敦（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1874年10月13日－1938年3月6日），英國蘇格蘭人，清朝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的外籍老師。莊士敦畢業於愛丁堡大學和牛津大學，1898年赴中國，先後在香港、威海衛的英殖民政府任職，是一位地道的「中國通」。1919年，莊士敦應邀至紫禁城擔任溥儀的英語、數學、地理等西方學說老師，備受溥儀的敬重，師生情誼深厚。1930年返回英國，在倫敦大學任教，著有《儒家與近代中國》、《佛教中國》、《紫禁城的黃昏》等書。1938年在家鄉愛丁堡病逝，享年63歲。^[1]

莊士敦於1874出生於蘇格蘭愛丁堡，先後畢業於愛丁堡大學、牛津大學，主修現代歷史、英國文學和法理學。1898年，莊士敦經過激烈角逐考入英國殖民部，同年以東方見習生身份被派往英殖民地香港。由於其優秀的漢語水平，莊士敦在港英政府中不斷升遷，先後出任輔政司助理、港督私人秘書。1904年經駱克哈特力薦，莊士敦被殖民部派往租借地威海衛（今山東威海市），先後任政府秘書、正華務司和南區行政長官等要職，獲英國政府授予「高級英帝國勳爵士」勳章。

初到中國的莊士敦已具有相當深厚的東方學功底，很快迷戀上中國的文化、歷史和風土人情，並積極致力於對儒、釋、道、墨以及中國地理、唐詩宋詞的研究，足跡遍及各省名山大川和名剎古蹟。從此，莊士敦以官員兼學者身份在華工作生活了三十餘年。

仰慕中華

莊士敦是一位漢學功底深厚的學者。在中國生活的三十餘年裡，他廣獵經史子集、詩詞歌賦，對中國的儒家文化和佛教哲學十分推崇。1901年，莊士敦以「林紹陽」的筆名在倫敦出版《一個中國人關於基督教傳教活動向基督教世界的呼籲》一書，指責基督教會的傳教士試圖以宗教改變中國的做法，引起英國宗教界的猛烈抨擊，稱他為「一個願意生活在野地里的怪人」、「英國的叛徒」。

莊士敦崇尚儒家思想。來華後他不僅為自己起了漢名莊士敦，還按照傳統為自己起字「志道」，該字取自《論語》「士志於道」。在莊士敦的著述中，絕少出現同時期西方人眼中對中國人的歧視意味和陰暗色調，更多是為中國的傳統習俗進行辯護。在莊士敦眼裡：「無論東方還是西方都處在各自社會發展的試驗階段，因此不管對哪個半球而言，把自己的意志和理想強加給另一方是不明智的。」為此，他不僅反對洋商們急欲把中國進行社會和經濟西方化改革的企圖，而且尖銳地抨擊西方教會在華的變相傳教行為。同時，莊士敦也反對中國自身的激進思潮——革命。他認為如果完全摧毀中國自己數千年的傳統，就可能同時毀掉一切在中國人的生活和思想中起良好作用的事物。莊士敦這樣描述：「如果在漫長的改革過程中，中國逐漸輕視並放棄她幾千年來所賴以依靠的所有支柱，如果她使自己所有的理想、生活哲學、道德觀念和社會體制全盤西化，則她的確會變得富有、進步與強大，甚至會成為世界之霸，但她也會因此而丟掉更多優秀而偉大的品質、她的幸福來源，所有值得她自尊自強的東西都將一去不復返，代之而起的將是成千上萬個村莊派出所！」

莊士敦十分熱衷旅行，在遊歷的同時切身體會當地風土習俗，寫出大量關於中國的著述，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史料和學術研究價值。莊士敦還被佛教哲學深深吸引，他大量閱讀佛家經典，遍訪名山寶剎，與眾高僧法師探討佛教理論，認為「佛教思想較《聖經》遠為深奧」。1906年，他沿長江而上抵達四川、西藏。1908年，他到達了五台山、九華山、普陀山等地，沿途考察佛教聖地，為研究佛教理論搜集第一手資料。1913年，他再次走上普陀山之行研究觀音文化。在此期間，他沿途實地考察著成《從北京到瓦城》、《佛教中國》等書籍，提出中國的儒家思想與佛教思想相結合，方能彰顯中華文化之精髓，是拯救未來世界之良方。

西洋帝師

1918年，清遜帝溥儀的老師徐世昌因要出任民國大總統而辭去「帝師」之職。經李鴻章的次子李經邁推薦，徐世昌代向英國使館交涉，聘請融貫中西的莊士敦擔任溥儀的新老師。1919年2月，莊士敦處理好威海事宜後趕赴京城，開啟了自己的帝師生涯。這一年溥儀14歲，莊士敦45歲。莊士敦帶着先進的西方思想與現代科學步入紫禁城，為這個古老皇宮帶來了新氣象。依據溥儀自傳《我的前半生》中回憶，年少的小皇帝對這位「蘇格蘭老夫子」以及其帶來的西方事物充滿好奇和崇敬。莊士敦則對這位特殊的學生竭誠盡忠，傾其所知相授。

在皇宮中，莊士敦教授溥儀英文，為他講解西方的歷史、生活和風俗，並為他起了個英文名「亨利」。日子久了，莊士敦與溥儀之間淡去隔閡，信任倍增。1922年，溥儀在大婚之日賞賜莊士敦「一品頂戴」，這是清朝官員的極高榮譽。莊士敦興奮異常，他恭敬地戴上官帽、身披大臣朝服（儘管此時清朝已終結多年），在北京的居住地拍了張照片寄送給英國的眾多親友。此後的歲月里，莊士敦向溥儀傳授西方的君主立憲思想，並提議溥儀到歐洲留學。他由衷期盼溥儀復辟後能成為優秀的國家元首，並擁有英國紳士般的非凡氣度。

莊士敦的到來讓自幼封閉宮中的溥儀大開眼界。在這位洋夫子的引導下，溥儀戴上了眼鏡，剪掉了辮子，在宮裡裝上電話，騎起自行車。在莊士敦的介紹下，溥儀會見了一些外國使節，還和胡適通電話。很快又改革宮內的財務制度，把一千多人的宦官隊伍裁汰到一百餘人。莊士敦開始成為宮廷內務大臣的眼中釘，但是溥儀喜歡他，還加封他為御書房行走、頤和園總管。就這樣，莊士敦陪伴溥儀度過了紫禁城最後的黃昏，成為中國歷史上最後一位帝師，也是帝國歷史上極少數的外籍高級大臣。1924年，溥儀被國民政府徹底趕出紫禁城，在莊士敦的幫助下借道英國使館逃往日本轄區。莊士敦就此去職帝師職務，返回英國租界地工作。

威海長官

莊士敦是威海衛（今山東威海）作為英國租借地的最後一任長官（末代總督），在威海衛先後任職長達16年，是威海衛近代殖民史上繼駱克哈特後又一位舉足輕重的人物。1904年至1918年，莊士敦在威海衛工作期間比較公正廉潔，經常獨自走村串戶調查社情民意。他能用流利的威海方言與百姓交流，了解平民的思想和期盼。他還進行過一些行政管理方面的改革，比如老百姓告狀，原來必須層層上遞，改革後可以把狀紙直接遞交莊士敦，不再受村長社首的限制。

身為英殖民地管理者，莊士敦的出發點是維護英國在華利益，但他並沒有像其他殖民者那樣強行打破故有傳統，擾亂當地的風俗習慣，在治理方式上則較過去壓迫民眾的封建官僚先進許多，因此莊士敦在當時威海衛的聲望還是比較高的。對於威海人民的生活，莊士敦曾滿懷深情地描述：「如果不發生官司或家庭糾紛，他們的生活是非常寧靜幸福的。他們有一個良好的氣候環境。同時他們良好的體格和精神狀態也證明他們的日常生活還是不錯的，在收穫的季節里，大人和孩子都在田裡忙碌着，在長長的冬夜裡，他們圍坐炕上以便取暖，白天他們就出去撿柴火，或站在他們的界溝里看從愛德華港出來的奔跑在他們祖先土地上的英格蘭馬。每周三次他們用驢子馱着貨物到威海市場上去賣，婦女們則在家縫補閒聊。」

1927年，再次被派往威海衛任行政長官的莊士敦負責主持將威海衛歸還中國的事項。1930年10月1日，莊士敦代表英國政府參加威海衛歸還儀式後卸任，結束了英國對威海32年的殖民統治。離開前，他在威海留下一句稍帶自負的話：「我堅信你們將會得到一位比我能力強的領導人，但絕不會遇到像我那樣對威海衛有如此深厚感情的領導人。」

返英治學

歸國後，莊士敦在倫敦大學任中文教授，兼外交部顧問。1934年，莊士敦回到中國，把他寫的《紫禁城的黃昏》送給溥儀，請溥儀為其作序。此時溥儀暫住天津，正為南下還是北上而猶疑，兩人曾為此密談數日。莊士敦回國不久，溥儀就以祭祖名義逃往滿州。1935年，莊士敦再次來到中國，到長春覲見溥儀。溥儀設下家宴招待莊士敦，希望他能留下輔佐自己，但莊士敦婉拒了，這也是他最後一次來中國。從1931年到1937年，他在倫敦大學教授漢學，繼續傳播着中華文化。

莊士敦用稿費在愛丁堡買了一個小島(愛倫島)定居，宅前掛着龍旗，宅內的幾間屋子命名為松竹廳、威海衛廳、皇帝廳等，廳中擺滿了溥儀賞賜他的中國古玩、書畫、瓷器等，每逢年節，總要穿上大清國的一品服飾招待親朋友好。

病故家鄉

1938年3月6日，莊士敦帶着些許遺憾和對中國往事的無盡思念在家鄉愛丁堡逝世，享年63歲。

莊士敦作為帶着西方思想和技術前來統治在華英殖民地的西方人，卻是個著名的反西方基督傳教人士，終其一生對中國文化一往情深，崇尚儒家，信仰佛教。他認為儒、釋、道是中國人的根，是中國人獨有的宗教。基於對儒學的較深研究，莊士敦與其長官駱克哈特首次山東之行就拜謁孔府。從1931年到1937年，他在倫敦大學教授漢學，撰寫了大量有關中國的論著，如《佛教徒的中國》、《威海衛獅龍共存》、《儒教與近代中國》、《中國戲劇》等，還曾當過當代文學大師錢鍾書的老師。而在他的教導下，禁錮於皇宮的末代小皇帝了解到真實的世界，接觸到更為先進的思想。

雖不可逆潮流建立君主立憲體制，但對溥儀個人而言，其影響是終身的，而溥儀則評價莊士敦是「我靈魂的重要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