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主菜单

求真百科

哲人张东荪原图链接

张东荪(1886年12月9日—1973年6月2日),祖籍浙江杭州,原名张万田,曾用笔名“圣心”,晚年自号“独宜老人”。

现代著名学者、哲学家、政治活动家、政论家、报人。曾为研究系、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民主社会党领袖之一,在中国民盟曾就任中央常委、秘书长等职务。

作为学者,他被研究者称为“输入西洋哲学,方面最广,影响最大的人”;

作为报人,参与创办被誉为五四时期三大报纸副刊之一《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主办了《解放与改造》等多种时政刊物;

作为政论家,他总是力图坚持自己的立场,发出自己的声音。

张东荪一生善变,哲学家林宰平曾说:“东荪太爱变了,并且变动得可快”。

张东荪性格我行我素,一贯锋芒毕露,逮谁跟谁掐,这种刚烈的性格造就他跌宕起伏的一生。[1]

目录

生平简介

1902年,张东荪偶读佛经,对哲学产生了兴趣,他曾说:“我是十八岁读《楞严经》便起了哲学的兴趣。”

1905年,张东荪官派赴日留学,入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结识梁启超,从此一生追随,并与张君劢(后来成为著名哲学家、政治家)成为好友。

1911年,张东荪回国,以“圣心”为笔名发表了第一篇政论文章,渐成著名政论家。辛亥革命后,张东荪加入孙中山临时政府,却无视孙中山与梁启超之间的长期矛盾,力主二人联合。

1916年,梁启超在北京成立“宪法研究会”,张东荪为其中主力,并自1917年起接替张君劢主编研究系在上海的喉舌《时事新报》。
1918年3月,张东荪又创办了《时事新报》副刊《学灯》,该副刊与北京《晨报》副刊、《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并称三大副刊。时邵力子主持《觉悟》,就在《学灯》隔壁,但邵、张二人见面从不打招呼,《觉悟》的编辑高铁郎为赚稿费给《学灯》写稿,邵力子下令予以处分。

1925年,孙中山去世时,张东荪写了一篇讽刺性的社论,报馆差点被毁。张对孙素有微词,曾说:“吾知过激主义不来中国则已,来则必无法救药矣。”此外,梁启超与张东荪被“一战”的残酷震惊,对欧洲文明产生失望情绪,张东荪转向社会主义。

1941年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9月改称中国民主同盟),先后任华北支部委员、主任委员。

1944年9月被选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

1946年1月,作为民盟代表之一,出席重庆政治协商会议。

1946年8月,国家社会党与民宪政党合并,组成中国民主社会党,为主要领导人之一。在此前后,著文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宣扬走"中间道路"。

1948年曾参与北平和平解放的活动,张东荪在北平和谈中作出突出贡献,毛泽东曾说:“北平和平解放,张先生第一功。”

建国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委员、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民盟常务委员等职。

1951年因卷入"美国特务案",于1951年6月被破获后,撤消了其民盟内外一切职务,并于1953年5月被开除出民盟。

1973年6月2日逝世于北京"秦城"监狱。[2]

“叛国罪”真相

据《北京公安史志》载,1950年初,北京市公安局侦讯处破获美国间谍王正伯案,王交代了张东荪向美国原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出卖情报”的情况。侦讯处又经过一年多的侦察,进一步证实了张确实把抗美援朝中国出兵的具体日期和国家财经预算等国家核心机密,编成情报,经人送到香港,转交到司徒雷登手中。

张东荪的女儿张宗烨则说,王志奇(即王正伯)在北京刚解放时常去张家,张东荪对他很冷淡,张缺乏政治经验,把文件随便放在儿子张宗炳家中,被王志奇看到。[3]

毛泽东当选主席他是否投了反对票?

张东荪由于早年留学日本,成名较早,五四时期已是国内重要报刊《时事新报》的主笔,逐渐成为一代报人,政治活动家。建国之后,张东荪很快成为新政权的座上宾,据毛泽东在颐和园一次会议上,当着许多人的面竖起大拇指说:“北平和平解放,张先生第一功。 ”张东荪自己对此事也津津乐道,以为一生中最重要的贡献。

而如今张东荪再被人提起时,谈到最多的不是“北平和平解放第一功”,也不是其叛国案,而是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选举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时,576名代表只有一票没有投给毛泽东,很多人认为投反对票的就是张东荪。

当时的选举是不准弃权的,会不会是毛泽东谦虚,投了自己反对票呢?后来有人证实毛泽东是投了自己赞成票,这也并非没有可能的,当年遵义会议上毛也是投了自己一票的嘛!

既然是不记名投票,况且是五百多名代表参与的,为什么众人就在没有确凿根据的情况下就怀疑是张东荪投了反对票呢?这不能不说是张东荪犯上习惯惹的祸。

事情早已过去,早已经查无实据了,这一事件又一次给张东荪奇诡的人生经历增添了一个争议点罢了。[4]

“善变”与“不变”

 
民国初期的张东荪原图链接
 
高波著原图链接

张东荪是一个典型的政治性知识分子,这类知识分子关心政治,参与政治,既不是纯粹文人,也不是纯粹政治人物。他们自己会生产出一些关于政治的理论,这些理论不仅能够用来解释同时代人的政治处境,还可以用来批判或者嘲讽他们自己的政治实践(因为往往是失败的)。他们不仅是所处时代的阐释者,同时也是自身命运的解说人。历史学家书写他们的思想轨迹,无异于是与传主进行一场对话。

以善变著称的张东荪并不是一位理想的“对话者”。少年时,他被清廷公派到日本,回国即被授予七品官职,然而辛亥革命的枪声一响,他就南下加入了临时政府。待到南北妥协,政府北迁,他觉得“周围的人都不像是在做事情的”,于是转入报界。在智识上他是新派,却对传统心怀眷念,主张“不骂不破坏”,所以在新文化运动中与《新青年》派吵得不可开交。他是社会主义在中国最早的传播者之一,但与中国共产党的组建擦肩而过,并掀起一场社会主义大论战,与陈独秀等早期中共党员分道扬镳。他信奉英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可是这个主义的正宗代表罗素却偏偏认为,俄国道路更适合中国。他多次表示厌恶政治,不愿意“干政治”,只愿意“评政治”,但他不仅担任过参议院秘书长,还和张君劢一起组建了国家社会党,积极参与民主同盟的活动。为了抵制国民党召开的伪国大,他又不惜与一生的好友张君劢绝交。他成了中共最信任的盟友,不仅在北平和平解放中立了“第一功”,还在新政协参与了建国大业,当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但新中国成立不久,他又旋即卷入一起间谍案,自此政治生命彻底结束。这样的人生,仿佛落叶在风中兜了无数圈,令人唏嘘。

当然善变不是张东荪的专利。人总是会变,穿梭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知识分子更是如此。而且在许多时候,的确是“形势比人强”,政治性知识分子不得不改变甚至 “改造”自己的想法。

这也就意味着,所谓张东荪的“善变”只是表象,在他的内心或者思想深处,依然会坚持一些“不变”的东西。

高波就是善于抓住政治性知识分子的“不变”的东西的人,他在《追寻新共和》这本书中,穿透张东荪的“善变”表象,去抓住其思想中某种“不变”的连续性。因此高波不打算按照历史时序,来简单罗列张东荪一生的思想碎片。如果是这样,那么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很可能是一团千头万绪的毛线。而高波想要做的,是“找到隐藏在这一堆杂乱材料后的某个‘一’”,“将张东荪的一生收拢为一个整体”,“以看清张东荪的全貌”。

高波通过《追寻新共和》这本书的主要内容论辩,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张东荪在本质上还是一个深受传统熏陶的士人,始终不忘政治与教化的双重使命,这就是他的“不变”的东西。因此他所追寻的“共和”,无论展现出怎样的理论形态,骨子里都是基于他对自身传统的“乡愁”。他从头至尾都不是大众民主的真正支持者;在他看来,工农只是统治与教化的对象,而不可能独立具备实施善治的能力。面对传统士人阶层已经堕落坍塌的事实,张东荪认为士人的历史使命应当从“辅治政治”转向“辅治社会”,在社会和文化层面成为大众的导师;士人阶层非但不应当恐惧大众,反而应当与大众打成一片,并最终在这一过程中获得“新生”。张东荪后来选择支持共产党,其根本动机并不是为了改造政治,而是为了改造社会;只要社会改造好了,政治回归“正道”也就指日可待。[5]

家庭轶事

1886年,张东荪出生于一个县官家庭。父亲张上騄当了一辈子县令,虽然为官清廉屡建政绩,却始终郁郁不得志。由于仕途无望,张上騄转而将兴趣投到文学方面,诗文造诣不凡,尤精词学,并对两个儿子张尔田、张东荪产生了很大影响。

兄长张尔田自幼聪明,承袭家学,文名早著,有著述多种传世,后来一度和王国维等并称"海上三子"。

张东荪从小在父兄督责下勤修旧学,受到了系统训练,并在传统儒家思想的熏染下形成了旧式知识分子特有的人格气质,对他的一生都有很大影响。1952年,他在一份检讨中写道:"孔孟之道、中庸主义在我身上有深厚的根基,养成一种气质,总是以为清高最好,自命不凡,爱好名誉,有时自以为倔强就是有气节……"

主要作品

《新哲学论丛》商务印书馆1929年8月版。

《读〈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时事新报》副刊《学灯》,1922年3月。

《出世思想与西洋哲学》,《东方杂志》第22卷18号,1925年9月25日。

《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中华书局1989年版。

《中国之前途:德国乎?俄国乎?》,《解放与改造》第2卷14号,1920年7月15日。

《初学哲学之一参考》,《东方杂志》第23卷1号,1926年1月10日。

《科学与哲学》,《东方杂志》第22卷2号,1925年1月25日。

《科学与哲学--一名从我的观点批评科玄论战》,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第72页。

《思想与社会》序论,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3页。

《认识论》,上海世界书局1934年版,第46页。

《价值哲学》序,上海世界书局1934年版。

《狱中生活简记》,《观察》第2卷第13-17期,1947年5月24日-6月21日。下同。

《政治协商会议与国防新案》,《民主生活》(重庆版)第2期,1946年1月16日。

《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再生》周刊第118期。1946年6月22日。

《经济平等与废除剥削》,《观察》第4卷第2期,1948年3月6日。

视频链接

【档案2011】七·一特别节目之古城黎明前的较量

参考文献